恩格斯明确指出：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在“理性王国”已经破产，资本主义制度的恶果已开始暴露而又不充分的情况下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反映了劳动人民不满资本主义制度，希望建立新的美好社会制度的愿望。它对于唤醒人们起来反对资本主义有积极的作用。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所设计的蓝图，尽管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空想的成分，但也有不少合理的因素。这些合理的因素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给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凭着他们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规律天才的洞察水平与把握能力，在继承、总结前人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联系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写出了《共产党宣言》，这是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横空出世的不朽篇章。他们在不断发展的革命实践进程中，对人类最终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做出一系列的设想，大致可以归结为：
（1）没有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个人利益和个人欲望，更没有邪恶和犯罪。
（2）每一个自然人都把自己看成是全人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关心和帮助别人就是关心和帮助自己，爱护全人类的一切就是爱护自己的一切。
（3）所有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会为其他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4）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各尽所能、无私奉献的原则下，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资料丰富的程度，实行按照个人生存、发展和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合理分配的分配制度。
（5）全人类的每一个人，个人和个人之间、个人和组织之间、组织和组织之间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只有团结互助和比、学、赶、帮、超的竞赛。
（6）各级领导人只能从经过实践检验的优秀的人才中竞选产生，每届五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并且有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发现问题，随时可以质询，问题严重，随时可以罢免。
（7）消灭现在社会通行的契约式家庭，把人们从毫无爱情的、烦恼的、不幸的、痛苦的、暴力的、被虐待的、被遗弃的、被残害的、被谋杀的婚姻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的性行为在确保不会发生任何传染疾病的原则下完全出于男女双方自愿，而任何第三人和组织、社会都无权进行干预。
（8）坚决实行优生优育和计划生育：每个妇女在怀孕前必须同男方一起去医院进行身体和遗传基因检查，任何一方发现问题都必须禁止怀孕，并且立即实施节育手术，严防生育弱智或残疾婴儿；每个妇女生育一个小孩以后必须做节育手术，全社会必须重视和发展避孕和结扎技术，为当事人提供安全有效的服务。
（9）由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使所有儿童都不会因家庭条件不同，而所受抚养和教育的状况产生差异，从根本上保障了不使每一个儿童因家庭原因而流浪街头，辍学失学。
（10 ）由社会养老代替家庭养老，组建老人团体，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根据个人实际情况，使每一个老人都能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自己的余热；办好临终关怀机构，真正做到每一个老人都能够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终……
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较之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它们一个是以大工业社会为背景，一个是以小农经济为前提，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在某些层面上却颇为相似，感觉相通。所不同的只是实践的途径，即依靠的力量、组织的形式、运作的方法和制度的建设等其他方面的问题……
五
有趣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构想的理想社会，好像总是类似“天方夜谭”，总是“现代人”外出时无意之间遇到的奇闻，不仅欧洲版的乌托邦“太阳城”如此，就连中国版乌托邦“桃花源”亦如此。也就是说，从现实到理想之间还缺少一条连接和通达的道路。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苛求前人须得为今天指点迷津，找出一条如何实现的道路———他们已经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未竟的事业落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身上。
科学社会主义在完成了思想建设之后，随之便开始了组织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党，开展暴力革命或用其他方式（包括和平方式）取得政权，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行动。
巴黎公社进行了一次初步的尝试和预演。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地夺取了政权。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认识之上的，而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马克思看来主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哲学上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它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状况。马克思说得很清楚，高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不能在低级的生产力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上才是可能的。列宁为此还提出了要乐于吸收外国好东西的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的总和＝社会主义。”[22] 他们正确的认识和实践的成功，增加了国家的实力，为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赢得了空前的声誉。“二战”之后，在苏联社会主义理想和制度的感召之下，一大批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越南、中国、东德、老挝、古巴、柬埔寨等16个国家先后步入了社会主义阵营。
与此同时，遍布全球的诸如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现代托派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学者社会主义等流派和运动，虽然与科学社会主义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和分歧，但对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对于帝国主义任性的制约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向前的步伐。
可惜的是，先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奉行社会主义的组织，“无不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无不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无不急于过渡到社会和共产主义，无不让封建主义余毒渗透到社会主义机体中来”[23] ，特别是在思想和做法上似乎都不约而同地遵循着“两个凡是”，即“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形而上学的原则。资本主义搞私有制，我们就搞公有制；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我们就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议会民主”，我们就搞个人集权；资本主义搞领导职务任期制，我们就搞领导职务终身制；资本主义搞法制、讲“平等”，我们就搞家长制、等级制、官本位……
更有甚者，大部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头掀起的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面前，仍然思想僵化，故步自封，或“左”或右。加上帝国主义的颠覆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问题一举爆发，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政权一个个崩毁坍塌、烟灭灰飞……
六
曾经轰轰烈烈、蔚为壮观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运动，直到今天仍然徘徊在低谷之中。
此情此景，令我们不得不从理论的源头上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和制度进行重新思索、审视和检讨。
重读《太阳城》，诞生于四百多年前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仍在放射着迷人的光芒，依旧使人激动不已，心驰神往。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也更让人钦佩经典作家对社会认识的深刻和对规律把握的精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指出了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事实上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连做得最好、最成功的苏联，在列宁去世以后，大力发展生产力、补上发达资本主义这一课的努力，也逐渐被无休无止、灭绝人寰的内部争斗所取代，直至灭亡。其他带“社”字号国家的经历也都诸如此类，大同小异。
崩毁的就让它崩毁，坍塌的就让它坍塌吧！正如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欧的事情是迟早都会发生的。因为它们本来就不具备存在的必然性，在神圣的共产主义光环的笼罩下面，隐藏着的大多是封建主义的腐朽和糟粕。不回到马克思，不将理论联系实际，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历史证明总会被碰得头破血流的。是邓小平同志及早地带领我们走出了现代迷信的怪圈，审慎地分析社会主义，使我们知道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霸权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照搬外国模式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从本本出发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不清除封建主义影响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与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知识和人才就没有社会主义，不培养‘四有’新人就没有社会主义，不加快高新科技技术就没有社会主义，不坚持和平政策就没有社会主义，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社会主义……”[24] 的道理。
世界范围的沧桑巨变，反而让我们坚定了“社会主义是在继承资本主义精华的基础上产生的、用来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克服资本主义固有弊病的新型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创立的高于资本主义的新世界”[25] 的信念；懂得了“资本主义精华，包括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高效率的管理，逐步扩大的各种民主自由权利，愈益完备的法制，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教育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追求进步的竞争精神等”③，也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虽然国际共运目前处在一次高潮与另一次高潮之间，但经过四百多年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积淀和一百五十多年的努力和实践，社会主义只要是真正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广大人民本来利益的内容，都已毋庸置疑地留在了天地之间（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婉转低吟，可以是新的交响乐章及其高潮的前奏曲，历史已经把我们放到了又一轮发展的新起点上———人类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社会也不能没有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建立“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的目标和构想。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正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6] 。
笔者相信，具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定会与时俱进地将人们带进那生产力高度发达，各种产品丰富多彩，社会制度公平合理，没有压迫与剥削，没有贫富两极分化的自由、平等、美好、幸福、春光明媚的太阳城！
参考文献
［1］康帕内拉．太阳城［M］．陈大维，黎复思，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M］．冯韵文，屠敏珠，何启谦，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3］何新．我的哲学与宗教观［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4］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梯利．西方哲学史［M］．伍德，增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6］高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7］于幼军，黎元江．社会主义四百年：电视专题剧本［M］．谭朝阳，等，改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政治的哲学”的悲剧———纪念人民的哲学家杨献珍诞辰100周年
本文所谓“政治的哲学”并非是人的精神关注到政治领域所产生的关于政治的哲学思考，而是指人类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孕育出来的一种怪胎：政治，粗暴地伸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君临一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哲学，这种本应是至高无上的学问被无奈地逼仄到政治的附庸、饰物和婢女的地步，哲学这座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反过来被那种扭曲了的现实所左右，整个社会亦步亦趋，理性荡然无存。悲剧由此生来！
20世纪中叶的中国大陆，一场这样的悲剧高潮迭起。杨献珍———这位被公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的事实上的领袖”[27] 以及他哲学思想的遭遇，正是这场悲剧中较为典型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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