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以权谋私，应是新时期共产党人和干部的政治和道德素质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政治和道德的其他方面都是空话。正因为不以权谋私对执政党具有根本的意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最尖锐、最激烈、最普遍的斗争。当前的整个“整党”归结到一点，就是一场反对以权谋私，以此巩固共产党人的政治道德基础的重大斗争。通过这场斗争，可以使人们对共产党人的政治道德基础究竟是什么有一个更加清醒、更加深刻的认识。
第二，具有现时代的共产主义信念。
笔者在上面指出了不以权谋私对于新时期的共产党及其党员和干部的极大重要性。如上所述，这只是指出了新时期共产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素质的基础。既然是基础，就不是它的全部，如果把这个基础当作对共产党人全部的要求，那就错了。新时期共产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还应有更深刻、更高级的精神文明要素，这就是共产党人固有的共产主义信念。
但这种信念不应只是停留在一百多年前以及本世纪初的马克思和列宁在当时条件下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证、预测和设想，而是应当前进一步，立足于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条件的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共产主义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我们：
首先，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鉴别哪些是真马克思主义，哪些是假马克思主义，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哪些是马克思等人的只言片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各取所需的解释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
其次，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既要看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内在的联系和统一，又要看到其中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的重大区别。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哲理最富于普遍性，它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更多的是依赖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而得出的结论。尤其是社会主义学说中，立足于当时条件下的猜测、预测和设想的成分多于论证的成分，其普遍性的程度不能不受到更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必须结合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得到补充、深化和更新。
再次，研究共产主义不能只研究马克思主义一家，而应该同时研究社会主义的一切流派。从莫尔的乌托邦到空想社会主义，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今天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观点和模式。我们应立足于今天世界的现实，重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各种意见的纷争和对立，清除“左”倾观点和宗派观点的影响，站在历史发展的宏观高度，从各种社会主义观点和模式中吸取可能有的“合理内核”，用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宝库。其四，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当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来理解和谈论共产主义，就像马克思、列宁立足于当时世界历史的具体条件去理解和谈论共产主义一样。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引起当今发达国家生产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马克思，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三大差别在一些发达国家是否正在开始消失？我们过去所宣传的“巴黎公社原则”“十月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今天是否继续有效？又比如：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国家垄断的规模，以致发展到跨国公司，下一步的发展前景将是什么？当前科技界和经济、哲学理论界普遍谈论的电子技术、材料科学、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等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发展将有怎样的影响？西方学者广为宣传的“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一类的新观点、新预测，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还有：目前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为什么这样难以制止？……所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当代科技发展、生产方式发展和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世界历史性的重大事变，如果不以当代世界的这些重大事变为基础而去奢谈共产主义，会得到什么结果呢？结果是：我们只能充当一百多年前的共产主义模式的古董鉴赏家，一旦面对当今世界的历史巨变时就会惊慌失措，就会因古典模式的共产主义在当今的现实中找不到安身之所而一筹莫展。其实，只要我们敢于正视当代世界这些实际发展进程和事实，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学说本身也需要全面刷新和向前推进）的最一般的原理和方法加以深入的研究、总结，我们就将从当今时代的实际发展进程中进一步看清共产主义绝不是遥遥无期的渺茫的幻影，而是从当代世界的地平线上就已经能够看到它的曙光了。但是，它将决不会按马克思和列宁当年所设想的，也就是我们迄今所理解的那种途径和模式降临人间。总之，我们必须做一个冷静的共产主义研究家，主要是从现实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而不是从过去的概念、原理中建立起我们时代的共产主义信念。如果要效法马克思，这就是真正的效法。因为马克思在建立共产主义学说时，就是从当时的世界历史进程、历史事变本身出发，而不是从过去的什么权威的现成概念、原理出发。事实上当时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供马克思“照搬”。只要从现时代的历史进程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我们就能够“再发现”共产主义。“再发现”的共产主义一方面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是一种再论证，另一方面，它也比马克思发现的共产主义更清晰、更具体、更现实。这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比马克思更高明，而是当下离共产主义更近些。就像平常观察一个物体，距离近些当然比距离远些看得更真切、更清楚、更确定无疑。
如果不是这样，不是从现时代的历史进程本身出发，而是从教条出发，面对完全改变或将要改变的历史条件而死抱住不放，这样来讨论、理解共产主义，不要说这种做法在实践上势必造成不可估量的失误，就是对于个人来说，他看到的绝不是真正美好的图景，而只能是越来越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他必然得不到崇高的奋斗目标对自己的激励，而只能是让深刻的“信仰危机”来困扰自己；他将无法享受到从伟大斗争中得来的幸福和欢乐，他将因自己灵魂深处发生的精神崩溃而陷入巨大的痛苦。“搞了几十年，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是有人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这种精神崩溃症是否已经感染了一些共产党人？某些领导干部走上经济犯罪的道路，是否与此有关？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我们确实不要做这种毫无出息、苍白虚弱、消沉可怜的“共产主义者”。
确实，对于新时期一个够格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是做一个认真的研究家，用从现时代的历史条件建立与现代相一致的共产主义信念充实自己的头脑，还是抱残守缺，从老祖宗那里胡乱搬出一些词句来自我标榜，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历史将证明：抱残守缺的“共产主义者”是不合格的甚至是虚伪的共产主义者，只有树立了现代共产主义信念的人，才具备新时期政治、道德的素质，才能满怀豪情、朝气蓬勃地为人类社会的美好远景———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因此，可以说，树立新时期新的共产主义信念，是时代对一切干部提出的更高要求，这应当成为新时期干部的政治—道德素质的本质规定。
第三，崇尚科学、崇尚知识、追求真理，努力用尽可能丰富的科学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
崇尚科学、崇尚知识、追求真理，这既可以使我们学到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同时这种追求本身也是一种高尚的美德。科学知识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人变得更加文明，具备追求真理的高尚情操。另一方面，也正如列宁所说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究竟科学知识为什么能陶冶人的性情、纯洁人的道德观念？具体的心理机制是什么？这是心理学家研究的问题。不过，具有高深知识的人同时人格亦高尚，则往往是事实。
历来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无不具备崇尚科学、崇尚知识、追求真理这一人类理性的最可宝贵的高尚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许多其他共产主义者，都是热爱科学、追求真理、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一辈子追求科学真理，富于崇高的理想，他们都是人类理性的最高代表，他们本身就是理性的化身或人格化的理性；他们那伟大的人格、高尚的情操、纯洁的心灵将永远是后世的楷模。他们之所以具有如此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与他们终身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有直接的联系。
不仅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在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中，道德高尚者也不乏其人。例如：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居里夫人发出了“谁也不能因镭而致富”的告诫；爱因斯坦为捍卫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而同法西斯展开坚决斗争，并且拒绝到以色列去当总统；罗素从一个贵族子弟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和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战士；萨特为追求理想和正义而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至于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他那伟大的人格更是为我国人民永远敬仰……所有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学者、作家，在他们的身上无不同时放射出科学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双重光辉。
在社会生产越来越发展，物质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也就越来越需要精神文明与之平衡。不然的话，在物质世界常使人眼花缭乱的今天，不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必然视野狭窄，精神匮乏，趣味低级，就会走向颓废和堕落。
德的这三个方面的标准，它的具体内容既不同于民主革命时期，也不同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是新时期赋予它的时代特色。它是新时期衡量一个共产党员和干部是不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是一种较高的要求，但只有达到了这个要求，才算得上是一个新时代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我们树立的张海迪这个榜样，之所以能够引起全国人民心灵的共鸣，起到给人以振奋和激励的作用，就在于她既不同于战争年代的张思德、黄继光，也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的雷锋，就在于她有着典型的新时代意义。
由于过去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潮的影响，我们在干部的选拔上出现了重德不重才的倾向，往往片面地强调什么“政治上可靠”的原则。当然，要求政治上可靠这无可非议，但关键是对于“政治上可靠”应该怎样认识，关键是怎样才能算是真正的“政治上可靠”。所谓政治，就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各个阶级或集团，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其自身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的以争夺或分配社会管理权力为中心的种种活动和斗争。在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集中地表现为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那时，对敌斗争坚决性的特点很大程度地体现在那些文化不高、老实听话的工农出身的干部身上，当时，这样的干部政治上大多是可靠的。而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最大的政治就是进行经济建设。“政治上可靠”的内容也就应当与过去有所不同，但事实上我们对德的标准和“政治上可靠”的原则却沿用了过时的一套，致使像林彪、“四人帮”之类的善于钻营的投机分子，以“五代老贫农”“三代老工人”“老革命”“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甚至“老实听话”等面目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的倒行逆施使党风和整个社会风气都受到了严重污染。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肥私，不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邓小平文选》第146页）的现象。干这些事的人恐怕大多数都不会不是被认为有德而得到提拔和重用的！恐怕没有一个对他的上司不是言听计从的！恐怕也没有哪一个是所谓政治上不可靠的！但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却往往能够“可靠”地败坏在他们的手里。这类人在党内和干部队伍的存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无疑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说，我们干部队伍中的那些不健康乃至腐败的素质以及许多问题，都是与对德的标准和“政治上可靠”的形而上学的错误理解与实施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的。
上面谈的是关于德的问题，下面再谈关于才的问题。
在考察新时期对党政干部的智能要求时，一是要考虑现代社会实践形式呈现出的新特点；二是要考虑行政管理职能本身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