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研究社会发展的人，都无法回避社会发展有无规律，社会发展道路该如何选择，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何处，如何消除社会发展阻力等问题。在陈独秀所处的时代，深处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尤其需要上述问题的答案。对此，陈独秀殚精竭虑，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演进及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社会的发展究竟以怎样的轨迹在运行，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观点。陈独秀认为将历史发展视为循环的、退后的或是超越的观点均与社会发展的事实不符。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指出，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是在生产方式更替的基础上朝前演进的。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的国情，以社会主义来发展中国是唯一选择。围绕这个观点，陈独秀还与自由主义思想家及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亦凸显了陈独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一、对社会发展演进形态的认识
如前所述，陈独秀在其早期因受到维新派思想家的影响，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所持的是一种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新陈代谢、优胜劣汰的思想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他在以这种观点放眼世界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一种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也意识到西方民族及其文化已在现实世界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设计全盘西化的道路曾是陈独秀认定的合理化选择。然而，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最终扯下其代表公理的伪善面具后，陈独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道路失去了信心。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思想，并形成了自己对社会发展形态演进的认识。
首先，陈独秀指出历史发展是生产方式演变的结果。陈独秀指出：中国人过去对历史演变所持有的循环论、退后论、超越论等三种看法是不对的。他认为，社会的进化非速也非迟，而是根据人类生活的要求，依照历史的阶段，自然地演进着的。循环论、后退论、超越论等说法皆无可靠的事实依据。按照陈独秀的理解，社会历史演变的分期，从古至今可以分为原人时代、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五个时期。在原始人时期，人们的生活与现代最野蛮人所过的大致相类似，而原始人每天要做的唯一工作，就是摘果充饥，与野兽无异；到了渔猎时代，尽管人们也发明了一些简单的工具，在人类文明进化上取得了一大进步，但人们的生活依旧简单，日食其所得，无存留食物，经济问题也未曾发生。此时，为抵御野兽的侵犯和其他群体的侵害，人们便几十人聚集在一起，并推举一个共同的首领，由此便有小小社会的形成。而且，还产生了原始的对自然崇拜的宗教。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人们又掌握了驯化野兽的方法，致使畜牧业得以产生，且有了剩余的畜牧产品，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私有制。当人类数量的增长使畜产品满足不了自身需要后，人们又开始向植物界寻找食物，因而产生了农业。在农业时代，社会的组织、经济状况、道德观念及宗教思想，都产生了很大变化。而当社会进一步发展，首先是在地狭人多的英国，农业已不能维持更多人的生活需要后，具有大规模生产组织特点的工业就应运而生了。在工业时代，由于生产规模化的需要以及交通的发达，相应的政治组织、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相对于农业社会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历史进化所呈现出的递进的五个时代，都是根据人类生活所采取形式的不同而发生的。这种变化，离人们普遍认为历史是循环的、超越的，或者是后退的观点相去很远。历史的演变，不过是根据生活的需要，按照其自身的节奏向前演变着。即使采取革命的手段，也只不过会帮助其加快一点前进的步伐而已，而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不会改变的。 [1]
其次，陈独秀认为各个历史时代均有着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且随各历史时代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道德宗教及政治制度。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有什么样的道德、宗教及政治制度。他认为，人类最初的小群体和部落社会的形成，是出于抵御野兽的侵害和其他群体侵犯的需要；而原始宗教的出现，则与原始人对自然界里如火、猛兽等的恐怖及由此产生的美感有关。私有制的出现则是因为人类进入游牧社会后出现了剩余产品。男女之间的杂婚现象，又因农业社会里人们需要定居在一块土地上，要求有一个明确的男女关系而自然消失了。几个部落结合成一个大社会，几个大社会又结合成一个更大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国家。在国家的基础上进而出现了君主制。君主制一出现，宗教就由一神教变为多神教，道德方面也进步为一夫一妻制。同时，为管理好家里的妻妾子女，宗法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但不管是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的赞成，还是中国的孔子对宗法制度的提倡，均不过是出于适应当时社会状况的需要而已。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的进化程度还只是农业社会的水平。而社会一旦跨进工业社会的门槛，则在工业社会大生产的需要下，交通业和商业日益发达，打破了农业时代的闭关自守，社会政治组织也由专制政体一变为共和政体。而资产阶级则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起而要求推翻贵族制度，实行民主，执掌政权，把贫民政治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在工业社会里，由于交通发达、人们居住集中，彼此之间若要相安无事，就必须需要有共同的信仰对行为加以统一，宗教由多神教又变为一神教。而家庭的羁绊、宗法等级社会的道德等，又在大工业对拥有自由权利的劳动力的需要下自然解体了。尽管工业时代比农业时代有巨大进步，但仍然未能摆脱私有财产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根据社会的发展趋势，陈独秀认为工业社会仍将继续变迁，私有制终将消失，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则会保留下来。 [2] 陈独秀对社会形态变迁的这一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再次，陈独秀提出应该客观评价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意义。陈独秀认为，19世纪末以来的近代史的一般规律表明，世界上各民族，只有跟上资本主义大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才能够兴旺发达，否则就难免衰落下去，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东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用迟于西方国家，因而造成产业、生活、文化等全方位的落后，大部分最终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且，即使东方国家中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因其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不同而有强弱的差异。 [3] 因此，相对于农业社会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谁先发展了资本主义或者谁发展好了资本主义，谁就能够率先强大起来。陈独秀指出：“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 [4]陈独秀在这里视资本主义为历史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无法跨越的阶段，它的大生产方式既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也使工业无产阶级得以大量产生，并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所以陈独秀告诫人们：“我们不要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定采用资本主义制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 [5]显然，在陈独秀看来，如果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时机尚不成熟，又不得不推进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唯一的方式只有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否则，便无法清除封建专制制度和避免小生产的落后性，新社会的产生也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已。就此而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上，资本主义也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当然，陈独秀此时视资本主义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却不能没有立基于大工业生产上的雄厚物质基础。因此，借鉴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有效手段来夯实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物质基础是无可厚非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已对此作了充分的证明。
最后，陈独秀强调，历史时代的发展由资本主义工业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工业时代是不可逆转的趋向，这一历史变迁的到来，不是来自主观上的一厢情愿，而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大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资本集中和财产私有，结果导致其在生产和分配两个领域里都出现无法克服的弊病。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缺点在于“（一）是生产组织之扩大，已自然日趋于社会化，而无量数生产群众，仍为少数私有生产工具者所统驭束缚，已有尾大不掉之势。（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缺少社会的统计和调节，陷在无政府状态。资本家不受任何机关之管理依照社会之需要而生产，只为竞争私利，自由生产，盲目的增加商品，往往有超过需要之剩余生产，使社会金融发生恐慌；……这种恐慌不惟资本家自己要破产，即在一般卖劳力的工人也要受失业的痛苦。”而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缺点是从财产私有产生出来的。资本制度时代社会的财富，比较农业手工业时代增加得多了。但以财产私有之故，全社会的财富差不多操诸少数资本家之手，多数人则日益减少其购买力，其结果遂至社会上生产力和消费力失其均衡。” [6]陈独秀指出，资产阶级既因资本集中、财产私有而成功，也将因之而走向崩溃，这是无法挽回的必然结局。而社会主义则以资本集中和财产公有的生产方式，进行有计划的生产。这种有计划的生产方式，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因少数人占有生产工具，而使生产成为资本家攫取利润手段的弊端，使所有生产品皆出于社会的需要而生产，避免了无序化的生产方式；在分配上，由于免除了剩余劳动的掠夺，没有保持生产力和消费力均衡的必要，没有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销纳剩余生产的帝国主义即侵略主义之战争；如此，世界的和平亦可实现。 [7] 在前述认识的基础上，陈独秀十分肯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
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深入地分析了人类社会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方式的变更，客观地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正确地指出了历史发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不可逆转的趋向。陈独秀在理论上所进行的上述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尝试。
二、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曾以满腔热情，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8]历经苦难，一筹莫展的中国人民，猛然听到十月革命发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由衷地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9]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腐朽性的情况下传到中国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 [10] 陈独秀也认为：“欧战底结果，国际资本主义底基础已大大动摇”，“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倾于崩坏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是这种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 [11]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充斥着各种社会思潮的中国，要将人们的思想统一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还很不容易，改良主义者仍然对资本主义制度寄予希望，害怕暴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只愿意对社会作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良；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取消一切秩序，追求绝对自由，因而同样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同上述两派不同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通过论战进一步申明：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唯一合理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