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书年号各有得失各史遇一岁数改元之年，书法不一，有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而其下仍按月书明所改号于每月之下者。顾宁人谓司马温公《通鉴》创为此例，非也，乃温公仿宋子京《新唐书》，而《新唐书》又本之李延寿《南、北史》耳。唐以前各史，凡一岁改元者，皆以下诏之日为始，按月顺书。如陈寿《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庾寅，下书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约《宋书》前废帝即位之次年书改元永光，八月书改元景和，十一月被弑，明帝即位，书改元泰始。刘句《旧唐书》中宗即位，正月书改元嗣圣，二月武后废之，书改元文明，九月书改元光宅是也。此最为得实，然亦有不明析者。即如唐高宗显庆六年三月改元龙朔，是年既以六年书岁首，而三月以后即为龙朔元年，故次年岁首即以二年起，竟似六年之后继以二年，几令阅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书》、《通鉴》以最后所改之号书于岁首，诚足以醒眉目矣，然又有窒碍而难行者。如宋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以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即位，泰始也。若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则是岁即应书泰始元年。然其时废帝尚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以废帝后改之景和书于岁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后则另书泰始元年，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南史》又惧其如此，乃于泰始元年之下书云：是岁即大明九年也。大明孝武年号，止有八年，并无九年。《南史》即欲醒眉目，只应书是年即景和元年，乃虚架以大明九年之号，不亦诬乎？《新唐书》则并不嫌抹杀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即如睿宗即位之岁，五月以前中宗神龙年号也，六月韦氏弑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则少帝号也，七月少帝被废而睿宗立，始改元景云。则景云以前尚有中宗、少帝二君，何得尽行抹煞，而预书景云于岁首乎？究不如旧史书法为正。若恐所改年号不见岁首，如唐高宗显庆、龙朔故事，本年既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见年号，恐阅者疑误，则不如每年岁首皆书年号，则断不虑其瞀目矣。
按《旧书》又有自紊其例者。高宗开耀二年二月改元永淳，若循其顺书之例，则岁首应书二年（开耀之二年也），至二月始书改元永淳，乃是年岁首不复书二年，而即以永淳起，则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为弘道元年，是夕帝崩，则弘道年号仅得一月，且已书于永淳二年内矣，而《中宗纪》又特书弘道元年，另作一行，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又武后自载初元年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明年正月为一月，《新、旧书》俱循此例，故岁首起正月，次腊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即为岁终，故历年纪载俱无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即次年岁首正月也。直至久视元年始复唐制。乃《旧书》万岁登封二年尚未复唐制，却书十一月孙万斩陷瀛州属县，而次年又书正月，不几于以一月作两月乎？昭宗乾宁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光化。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复，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复。天复四年闰四月改元天，而是年正月即已书天，不又自乱其例乎？《新书》书年号处亦有不明者。《旧书》武后长安年号只有四年，其明年即书神龙元年，以是年有张柬之等讨乱，中宗复位，改元神龙也，此正合《新书》以最后所改号冠于岁首之例。乃《新书》于是年岁首反书长安五年，而《中宗纪》又特书神龙元年，岂非自乱其例，且亦以一年作两年乎？
《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旧唐书》书法多有不合于古者。《史记》高祖初起事称刘季，及封沛称沛公，王于汉称汉王，登极始称帝，此古法也。《旧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初为唐王时，秦公世民改封赵公，乃书云徒封太宗为赵国公。又高祖进位相国时，隋帝令其立四亲庙，其时高祖尚未为帝也，乃云立皇帝祖已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第。此皆书法之失者。《新唐书》于秦公之改封，则书徒封秦公世民为赵国公；于立庙，则书高祖进位相国立四亲庙。又《旧书》叙高祖先世处，即云皇祖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陵曰永康；皇考丙，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陵曰兴宁。先将武德登极追尊之号叙于此处，故于武德初难于再书，但云追谥妃窦氏为太穆皇后，陵曰寿安而已，一似登极时只追谥窦氏，而不及祖考者。《新书》则叙先世处，但书祖考本官，而于高祖即位后乃书追尊四代考妣及妃窦氏。又《旧书》太宗未为帝以前，于《高祖本纪》内即称太宗，固非，及太宗为帝后，则本纪内或称帝，或称上可矣。乃贞观三年又书夏四月太宗始于太极殿听政，皆非史法也。《新书》则《高祖本纪》内太宗皆称名，《太宗本纪》内皆称之。又高祖传位后，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高祖尚在太极殿，直至贞观三年始徙居于大安宫。乃《旧书》则于《高祖本纪》武德九年传位后即云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宏义宫，改名大安宫，则似传位之日即徙宫矣；而《太宗本纪》内贞观三年又书徙宫事，转起人疑。《新书》则《高祖本纪》内叙明贞观三年始徙宫，故于太宗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事自觉一览了如。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弘之死，实武后杀之也。《旧书》但书皇太子弘薨，《新书》则书天后杀皇太子弘（《旧书。弘传》内亦不载被鸩之事，但云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寻薨，《新书。弘传》明书之）。《旧书》武后垂拱三年封王子成义为恒王，隆基为楚王。按成义等皆睿宗子，是时睿宗已立为帝，则其子不应书王子。《新书》则云封皇帝子隆基为楚王。又中宗之反正，乃张柬之等起兵讨乱，迁武后于上阳宫，而奉以复位也（《新唐书。李多祚传》：敬晖等定计后，王同皎请太子至玄武门，斩关入）。乃《旧书》云：张易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诛之，是日上传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阳宫，竟似中宗之自能讨乱，并传位之出自武后矣。《新书》则书：春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子，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丙午复于位。又开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废为庶人。《旧书》不言杀，则但似废而已。《新书》则书皆杀之。史思明既降后，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四月复反，旧书不书，但于是年十二月书安庆绪被王师所围，求援于思明，思明援之，复陷魏州，一似思明未尝反，因庆绪求援而反者。《新书》则于是年夏四月先书史思明杀范阳节度副使乌承恩以反，而后书援庆绪之事。又唐自穆宗以后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如武宗之立，由仇士良乘文宗不豫矫诏立之也。乃《旧书。文宗纪》云：正月，上不康，诏立亲弟颍王为皇太弟，权勾当军国事，皇太子成美复为陈王。竟似出于文宗之意矣。宣宗之立，亦由马元贽乘武宗不豫立为皇太叔也。《旧书》亦但云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竟似武宗凭几之诏矣。懿宗之立，亦由王宗实、丌元实矫诏所立也。《旧书》但云宣遗诏立为太子。昭宗之立，亦由杨复恭当僖宗既崩，率兵迎立之。《旧书》但云上暴疾，宣诏立弟寿王杰为皇太弟，是夕帝崩，皇太弟即位，则更似授受得其正矣，此等大事，皆不据实直书，何以示惩戒耶！《新书》一一著之，此皆《新书》书法之过于旧书者也。然《新书》书法亦有可议者。《旧书》书秦王与薛举战，败绩。《新书》不言秦王，但云刘文静及薛举战于泾州，败绩，以是时秦王卧病，文静主战而败故也。然军令责在主帅，岂得委之偏佐乎？既据实书偏佐主战而败矣，则偏佐之有功者亦应据实书其姓氏，乃贞观四年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新书》则书李靖俘颉利可汗以献，而张宝相不书，以靖为主帅故也。参之刘文静书法，不几自乱其例耶？又天宝十五载安禄山反，鲁炅与贼将武令战氵蚩水，败绩；哥舒翰与贼将崔乾战灵宝，败绩。皆非与禄山战也，而《新书》皆书与禄山战。至德元年房与贼将安守忠战陈涛斜，败绩，《新书》亦书与禄山战。贼将阿史那承庆破颍州，执太守薛愿，《新书》亦书禄山执薛愿。及郭子仪败贼将崔乾于潼关，则又书崔乾而不书禄山，则《新书》书法亦未划一也。又《新书》于致仕、丁忧、降黜皆书曰罢。刘仁轨、许敬宗等致仕皆书罢，房玄龄以母忧去职亦书罢，姚元之出为刺史亦书罢，武三思辞司空，武攸暨辞司徒，亦书罢，遂使善去者与降革无异，何其漫无分别耶？又房玄龄以丁忧去职，未几起复，《旧书》书法甚明。《新书》则于其丁忧也，但书房玄龄罢，继又书玄龄起复，起复者，不终丧而授以官也，今但先书罢，则起复二字有何来历耶？《旧书》：神龙三年七月，皇太子重俊与羽林将军李多祚等率兵诛武三思、武崇训，遂引兵自肃章门入。帝登玄武楼临轩谕之，众散去，遂杀多祚。重俊出奔，为部下所杀。是诛三思、崇训后乃败也。《新书》但云皇太了以羽林兵诛武三思，不克死亡，则似三思等未被杀者，此又《新书》过于好简之过也。《旧书》：元和五年定州将杨伯玉为乱，拘行军司马任迪简。别将张佐元杀伯玉，迪简谋归朝，三军惧，乃杀佐元。是为乱者乃伯玉，非佐元也。而《新书》云义武兵马使张佐元反，伏诛，则竟似佐元为乱首矣。《新书。张弘靖传》：刘总以所部内属，诏以弘靖充卢龙节度使。弘靖至幽州，不能协军情，为所囚。数日，军士稍悔，诣弘靖谢，愿改心事之。弘靖不答，众曰：“公不赦我矣！”遂取朱克融为留后。是军吏之囚弘靖在先，立克融在后也。乃《新书》本纪书卢龙军兵马使朱克融囚其节度使张弘靖以反，则又纪、传之自相牾也。又镇州军乱，节度使田弘正遇害，军中推牙将王廷凑为留后。《新书》本纪书成德军大将王廷凑杀其节度使田弘正以反，盖《新书》之意专归罪于据位者。然首谋作难与乘机攘据究属有间，若一概书为乱首，何以别于李茂勋等之逐帅窃据者耶？此又《新书》之错误也。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为其牙将陈仙奇所鸩，仙奇以淮西归朝，诏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使。六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仙奇，自称留后，诏即以少诚知节度留后。乃《旧书》于少诚杀仙奇一事并不书，但云以淮西兵马使吴少诚为蔡州刺史知节度留后，则仙奇何往耶？《新书》既书吴少诚杀其节度使陈仙奇，自称留后矣，而于李希烈之死，但书李希烈伏诛，而不书仙奇杀之之事，则仙奇之为节度，因何授耶？此则《新、旧书》两失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