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
肃宗自立于灵武，律以君臣父子之大伦，罪无可辞也。裴冕、杜鸿渐等之劝进，名为社稷计，实以居拥戴之功取卿相，其心可诛也。史称颜鲁公颁赦书于诸郡，河南、江、淮知肃宗之立，徇国之志益坚，若以此举为收拾人心之大计，岂其然乎？
玄宗之召乱也，失德而固未尝失道也。淫荒积于宫闱，用舍乱于朝右，授贼以柄而保寇以滋，斁伦伤教，诚不足以任君师、佑下民。而诛杀不淫，未尝如汉桓、灵之搒掠，宋哲、徽之窜逐也；赋役不繁，未尝如秦之筑长城、治骊山，隋之征高丽、开汴渠也。天不佑玄宗，而人不厌唐德，禄山以凶淫狂奰之胡雏，县军向阙，得志而骄，无终日之谋以固其势，无锱铢之惠以饵其民，蟪蛄之春秋，人知其速陨，岂待灵武之诏，始足动天下以去逆效顺哉？
虽然，肃宗不立，而天下抑有不可知者。幸而不然，人不知其变之必至耳。国虽不固，君虽不令，未有一寇甫兴而即灭者，秦之无道，陈涉不能代之以兴，况唐立国百年，民无荼毒，天宝之富庶甲乎古今，岂易倾哉？而有不可知者，乱者，所以召乱也；止乱者，尤乱之所自生也。袁、曹讨董卓，而汉亡于袁、曹；刘裕诛桓玄，而晋亡于刘裕；祸发而不战，恶知其极？定之不早，意外之变继起，而天下乃以分崩，是则安、史虽平，唐尤岌岌也。
于稽其时，玄宗闻东京之陷，既欲使太子监国矣；其发马嵬，且宣传位之旨矣。乃未几而以太子充元帅，诸上分总天下节制，以分太子之权。忽予忽夺，疑天下而召纷争，所谓一言而可以丧邦者在此矣。盛王琦、丰王珙，皆随驾在蜀；吴王祗、虢王巨，皆受专征之命；永王璘之出江南，业已抱异志而往；是萧梁骨肉分争之势也。河北、雍、睢之义旅，罔测所归；河西李嗣业，且欲保境以观釁；安西李栖筠，愈远处而无这从；李、郭虽心王室，且敛兵入井陉，求主未得而疑；同罗叛归，结诸胡以内窥，仆固玢败而降之为内导，以掣河东、朔方之肘；此汉末荆、益，西晋河西之势也。使一路奋起讨贼，而诸方不受其统率，则争竞以生；又李克用、朱全忠不相下之形也。诸王各依一镇以立，诸镇各挟之以为名；抑西晋八王之祸也。居今验古，不忧安、史之不亡，而亡安、史者即以亡唐。托玄宗二三不定之命，割裂以雄长于其方，太子虽有元帅之虚名，亦恶能统一而使无参差乎？玄宗之犹豫不决，吝以天下授太子，不尽皆杨氏衔士之罪也，其父子之闲，离忌而足以召乱久矣。
肃宗亟立，天下乃定归于一，西收凉、陇，北抚朔、夏，以身当贼，而功不分于他人，诸王诸帅无可挟之勋名以嗣起为乱，天未厌唐，启裴、杜之心，使因私以济公，未尝不为唐幸也。盖肃宗亦未尝不虑此矣，而非冕、鸿渐之所能及也。肃宗自立之罪无可辞，而犹可原也。冕、鸿渐斁大伦以徼拥戴之功，唐虽繇之以安，允为名教之罪人，恶在心，奚容贷哉？
〖二〗
李长源闲关至灵武，肃宗命为相而不受，以白衣为宾友，疑乎其洁身高尚也，而其后历仕中外，且终相德宗矣，此论者所未测也。抑而下之，则讥其无定情，始以宾友自尊，而终丧其所守。推而高之，则谓其鄙肃宗之乘危自立，紊大伦而耻与翼戴之列。夫长源志深识远，其非始自尊而终耽宠禄也明甚。若鄙肃宗之自立，则胡为冒险闲行以参帷幄，既与大谋，又恶可辞推戴之辜邪？夫长源之辞相，乃唐室兴亡之大机，人心离合、国纪张弛之所自决，悠悠者足以知之？
玄宗之几丧邦也，惟其以官酬功，而使禄山怀不得宰相之忿，雠忮廷臣，怨怼君父，而逞其毒。玄宗出奔，肃宗孤起于边陲，以待匡救于群臣。于斯时也，人竞乘时以布高位，而不知所厌止者也。凡天下一败而不能复兴之祸，恒起于人覬贵宠而轻爵位。贵宠可覬，则贤不肖无别，而贤者不为尽节；爵位既轻，则劝与威无以相继，而穷于劝者怨乃以生长源知乱之必生于此也，故玄宗知其才欲官之，而早已不受，抑知必反此而后可以立功也，故肃宗与商报功之典，而曰“以官赏功，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莫若疏爵土使比小郡，而不可轻予以宰相之名”唯然，犹恐同功共事之人，侈望之积习不化，故己以东宫之友，倚任之重，联镳对榻之隆，而居然一布衣也；则人不以官位为贵而贵有功，不以虚名为荣而荣有实，天宝滥竽之敝政，人耻而不居，而更始“羊头关内”、高纬“鹰大仪同”败亡之覆轨，不复蹈焉。
呜呼！此长源返极重之势，塞溃败之源，默挽人心、挂危定倾之大用，以身为鹄，而收复之功所自基也。深矣远矣，知之者鲜矣。以示人臣遇难致身、非贪荣利之大节，以戒人主邂逅相赏、遽假威福之淫施，不但如留侯智以全身之比也。其后充幕僚、刺外州、而不嫌屈，驯至德宗之世，始以四朝元老任台鼎之崇，进有渐也，士君子登用之正，当如此尔。昭然著见而人不测，乃疑其诡祕无恒也。吴聘君一出山而即求枚卜，视此能勿惭乎？
〖三〗
自唐以上，财赋所自出，皆取之豫、兖、冀、雍而已足，未尝求足于江、淮也。恃江、淮以为资，自第五琦始。当其时，贼据幽、冀，陷两都，山东虽未尽失，而隔绝不通，蜀赋既寡，又限以剑门、栈道之险，所可资以赡军者唯江、淮，故琦请督租庸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一时不获已之计也。乃自是以后，人视江、淮为腴士，刘晏因之辇东南以供西北，东南之民力殚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纾。呜呼！朝廷既以为外府，垂腴朵颐之官吏，亦视以为羶场，耕夫红女有宵匪旦，以应密罟之诛求，乃至衣被之靡丽，口实之珍奇，苛细烦劳以听贪人之侈滥，匪舌是出，不敢告劳，亦将孰与念之哉！
自汉以上，吴、越、楚、闽，皆荒服也。自晋东迁，而江、淮之力始尽。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后，自朱温以迄宋初，江南割据，而河雒、关中未尝不足以立国。九州之广，岂必江滨海澨之可渔猎乎？祖第五琦、刘晏之术者，因其人惜廉隅，畏鞭笞，易于弋取，而见为无尽之藏。竭三吴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吴之人不给饘粥之食，抑待哺于上游，而上游无三年之积，一罹水旱，死徙相望。乃西北蒙坐食之休，而民抑不为之加富者，岂徒天道之亏盈哉？坐食而骄，骄而佚，月倍三釜之餐，上无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蚕不事，举先王尽力沟洫之良田，听命于旱蝗而不思捍救，仍饥相迫，则夫削妻骸，弟烹兄肉，其疆者弯弓驰马以杀夺行旅，而犹睥睨东南，妬劳人之采梠剥蟹也。谁使之然，非偏困东南以骄西北者纵之而谁咎邪？骄之使横，佚之使惰，贪欲可遂，则笑傲以忘所自来；供亿不遑，则忮忿而狂兴以逞。其野人恶舌暗恶，以胁羸懦之驯民；其士大夫气涌胆张，恫喝以淩衣冠之雅士。于是国家无事，则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则降盗贼、戴夷狄而不知君父；何一而非坐食东南者之教猱豢虎，以使农非农、士非士，日渐月靡，俾波逝而无回澜哉？
冀土者，唐尧勤俭之馀泽也；三河者，商家六百载奠安之乐土也；长安者，周、汉之所久安而长治也。生于此遂，教于此敷，一移其储偫之权于江介，而中原几为无实之土。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害遂延于千载。秉国之均，不平谓何。非均平方正之君子，以大公宰六合，未易以齐五方而绥四海。邵康节犹抑南以伸北，亦不审民情天化之变矣。
〖四〗
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乃可以为天子之大臣。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九四捍御之功，不如上九之豫防，足以倾否，九五之不亡，上九系之也，李长源当之矣。
其与肃宗议功臣之赏，勿以官而以封邑，故贼平而无挟功以逼上之大臣，此之谓保邦于未危。不然，则如刘裕之诛桓玄、李克用之驱黄巢，社稷随之以倾矣。
其谏肃宗以元帅授广平、勿授建宁也，故国储定而人心一。全二王兄弟之恩，息骨肉猜疑之釁，此之谓制治于未乱。不然，则且如太宗宫门流血之惨，玄宗、太平搆祸之危，家国交受其伤矣。
太原之起，秦王谋定而乃以告：韦氏之诛，临淄不告相王而行；非适非长而独建大功，变起宫庭，高祖、睿宗亦无如之何也，非君父之舍适长而授庶少以权也。使肃宗以元帅授建宁，则业受命于己矣，是他日之争端，肃宗自启之也。乃肃宗之欲命建宁，非有私宠之情，以建宁英果之姿，成功较易，则为当日平贼计者，固得命帅之宜，廷臣自以为允。乃长源于图功之始，豫计未有之隙，早涂土以泯其迹，決之一言，而乱萌永塞，所贵于天子之有大臣者，唯此而已矣。事已舛，祸已生，始持正以争于后，则虽以身殉，国家不蒙其佑，奚足赖哉？
且夫逆贼有必亡之势，诸将有克敌之能，广平虽才让建宁，亦非深宫豢养无所识知者也。假元子之宠灵，为将士先，自可制贼之死命，无待建宁而始胜其任，长源知之审矣。广平为帅，两京旋复，亦非拘名义以隳大功。知深虑远，与道相扶，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谓也。故曰必如是而后可以为天子大臣也。
〖五〗
借援夷狄，导之以蹂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然而有异焉者，情事殊，而祸之浅深亦别焉。
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特以孤梁师都、刘武周之党，不得已从刘文静之策，而所借者仅五百骑，未尝假以破敌也，故乍屈而终伸。渭上之役，太宗能以数骑却之，突厥知我之疆而无可挟以逞也，故其祸尤轻。
石敬瑭妄干大位，甘心臣虏，以逞其欲，破灭后唐者，皆契丹之力也；受其册命，为附庸之天子，与宋之借金亡辽、借元亡金，胥仰鼻息于匪类，以分其濡沫，则役已操我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故其祸尤重。
肃宗用朔方之众以讨贼收京，乃唯恐不胜，使仆固怀恩请援回纥，因胁西域城郭诸国，征兵入助，而原野为之蹂践；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嗣是而连吐蕃以入寇，天子为之出奔，害几不救。然收京之役，回纥无血战之功，一皆郭汾阳之独力，唐固未尝全恃回纥，屈身割地以待命也。则愈于敬瑭远矣，有自立者存也。
夷考其时，西京被陷，而禄山留雒，不敢入关，孙孝哲、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田乾真之流，日夜纵酒宣淫而无战志，索民财，人皆怨愤，颙首以望王师，薛景仟破贼于扶风，京西之威已振，畿内豪杰杀贼应官兵者四起，肃宗既拥朔方之众，兼收河西、安西之旅，以临欲溃之贼，复何所藉于回纥而后敢东向哉？此其故有二，皆情势之穷，虑不能及于远大也。
其一，自天宝以来，边兵外疆，所可与幽、燕、河北并峙者，唯王忠嗣之在朔方耳。玄宗自削其辅，夺忠嗣而废之，奉忠嗣之余威收拾西陲者，哥舒翰也。翰为禄山屈而称病闲居，朔方之势已不振，既且尽撤之以守潼关，而陷没于贼。郭、李虽分节鉞，兵备已枵，固罗叛归，又扼项背以掣东下之肘，故郭、李志虽坚，名虽盛，而军孤且弱，不足压贼势于未灰。陈涛之败，继以清渠，不得专咎房琯而谓汾阳之所向无前也。推其致弱之繇，玄宗失计于前，肃宗不能遽振于后，积弱乍兴，不得不资回纥以壮士气而夺贼胆，其势然也。
其一，肃宗已至凤翔，诸军大集，李泌欲分安西、西域之兵并塞以取幽、燕，使其计行，则终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祸永消；而肃宗不从，急用回纥疾收长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其言曰：“切于晨昏之恋，不能久待，”徒饰说耳。南内幽居，父几死于宦竖之手，犹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语，将谁欺乎？盖其时上皇在蜀，人心犹戴故君，诸王分节制之命，玄宗且无固志，永王璘已有琅邪东渡之雄心矣。肃宗若无疾复西京之大勋，孤处西隅，与天下县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贼之功，区区适长之名，未足以弹压天下也。故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纥，纵其蹂践，但使奏效祟朝，奚遑他恤哉？決遣燉煌王以为质而受辱于虏帐，其情然也。
乃以势言之，朔方之军虽弱，贼亦散处而势分，统诸军向长安者凡十五万，回纥六千耳，卒之力战以破贼者，非回纥也，固愈于石敬瑭之全恃契丹，童贯、孟珙之仅随虏后也，故回纥弗敢睥睨而乘之以夺中国。唯其情之已私，则奉回纥以制人，与高祖之假突厥而实不用者殊。是以原野受其荼毒，而仆固怀恩且挟之以入为寇难，非汾阳威信之能服疆夷，唐亦殆矣。
故用夷者，未有免于祸者，用之有重轻，而祸有深浅耳。推其本原，刘文静实为厉阶，仅免于危亡，且为愚夫取灭之嚆矢，不亦悲乎！
〖六〗
“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但言敬也，则以臣之事君者事父焉可矣。乃抑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爱同于母，奚徒道之必尽，抑亦志之必从，饮食男女，非所得闲也，岂容以事君者事父乎？责难于君，敬之大者也；责善贼恩，伤爱之尤者也；至于此，则以臣之事君者事父，陷于不孝，以伤天性，辱死及身而不足以赎其愆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