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之夷，连涉荆交之区，布濩巴庸之外，无教令等威之制，无宫室服用器业之资，生理既不足系其心，地险又可容其恶，是以乐纵恣而安悖乱。然而性多荒惰，暗于事机，虽则易合，亦复易离，此其凶勇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焉。秦时亦有郡县其地者，至汉兴而道闭。高祖太宗不以介意，武帝以后往往用兵，虽时有胜败，然卒取而有之，不惟隶乎象胥，亦且归于职方，以其势弱故也，得之不足彰威，灭之适以明忍。善哉昔人之言曰，蛮类虽人，宜鸟兽畜之。其小啁啾抵触，驱而远之耳。若必扰伏制驭，使戾其天性，噪呼咆哮，骇起而奔突，乃欲追捕穷讨，则散漫山林，我敝而彼逸，非胜算也。御之之道，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当其无事，宜佚荡简易，宽小过，持大纲，正其疆域，不使邻境相争；陈其宗庶，不使袭替相讼；别其区宇，不敢强弱相兼。而又免其饯谷之输，宽其方物之献，或有蟊讧，则乘其未滋，霆冲电激，指的而中之，勿使疽食浸淫，此攻心伐谋之大略也。汉武开拓三方，皆非吊伐之师，总欲利彼土地、私其奇玩，而南越之端尤为无罪，且因淫夫以蛊他国之母，更为中华羞。唐宋之君，必耻而弗为也。考其岁月，乃在卫霍绝幕、马死大半之后，势必不能得志于北，聊取小弱以代辛螫，律以怀远之道，岂不悖哉？又东越之王初保泉山，后徙居大泽中，去险阻而家平地，于汉何罪？而朱买臣袭取以为功，此又不与负固而抗衡上国者比也。故先儒之论，汉置安边都护而西域惊，元设征东行省而高丽惧，皆贻讥后世，非盛德之事。善抚四夷者，亦静之而已矣。魏征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不易之论也。
通好
安边之计，无如修好，汉之和亲，有五世之利，此从来所共覩也。但讲和既久，不能无反复，要其归宿，终以此策为便。文帝为赵佗置守冢人，尊官厚禄，宠其兄弟，然后遣一介之使，慰以温言，遂得去其帝号，委质称臣，信乎怀远之道、驾驭之术皆无如此者。其后祖逖与石勒通好，不闻于朝，自以己意专行于外，于国体甚尊，边民亦安，朝廷之上拱手而受其成，但使方隅无事，王心载宁。以边事论，方叔之壮猷；以臣道论，则春秋公子结之义也。然范仲淹曾一行之，举朝以为大罪，不能如韩昌张猛，犹得见赏于其君而不毁其盟，不致其辟。所以境外之事，日见其难，为边臣不敢自专，必归其责于人主，人主亦不能独断，必取衷于公卿侍从，众论不同，聚讼多端，而成南宋之局。若得祖逖在边，使和议不发于南而发于北，则尽善之举也。然而边臣借款要功，往往受绐于外，劳费于内，必如明之宣宗，每闻请款之奏，即申敕边臣，防其诈伪，戒严倍于他日，故君臣上下皆无惰窳之心，象胥夷使，亦寝侥幸之谋，为得法也。呼韩邪入朝，此从古未有之事，礼以义起，岂可过于挹损，使在臣僚中乎？丞相御史引先京师而接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之义自是事理之常。萧望之独谓非正朔所加，宣待以不臣，从羁糜之义，此必斟酌理势所宜，彼此所安，而后施行，未可于事后鹘突下驳议也。荀悦起而非之，亦是论理之词，故悦亦云，汉之所行为得权时之宜，未尝全以为非。宋人有感当时之事，故为尊大中国之说。今且平心以观，假令元昊入觐，谅祚诣阙，持庙算者果用荀悦之论，抑姑以望之为成法？尔时夏竦之流，固不足校，即韩范处此，亦恐高论无益，必归实际耳。愚谓春秋之义，贵者无后，待之以初。匈奴为敌国久，原不在三代五服之内，即以亡国之礼待之，亦当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孙，况慕义尚化而来，岂可无加隆之典？春秋邾仪父来盟，因其接我而裦之；荆人来聘，去州举之名以奖慰之。奈何违经义、戾事宜，以慕义之君寘班次之下而曰吾以伸中国之尊？学问不精，袭取嘉名，争小节而误大事者，或有之矣，惜乎其不讲于笃论也。所可议者，呼韩入朝汉之礼，赐黄龙已浮甘露，竟宁复倍黄龙，至于河平又加厚焉，元寿又加厚焉，几加厚若此而犹可常继者，是亦不可不虑耳。若夫降女之事，司马公极言其谬矣。愚考武帝时，江都王建、楚王戊皆汉之罪人。江都女细君、楚女解忧，大率皆贷死而养于掖庭者，故遣嫁异域，即以此属当之。虽有降女之名，未失中国之体，非若唐室径以人主爱女往遗之也。此亦不可不辨。
防御
边境有必争之地，不可失也。周之朔方，汉之新秦中，赫连之统万城，皆西河之南，关右之屏蔽也。朵颜三卫与渔阳仅隔一山，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亦渔阳之屏蔽也。此二屏者，中国必争之地，所以唐之边臣筑三城于河外，置烽堠千八百所，据三面之险，当千里之备，更回纥吐蕃之乱，朔方常为中国所有。明自英宗以来，舍受降而卫东胜，又辍东胜以就延绥，以一面之险遮千里之冲，遂以此失朔方。深山大泽，顾在彼中，而宁夏外险，反备南河，此一失也。大宁之地，明太祖以宁王镇之，其重可知。靖难之初，首劫宁王以成功，成祖以其地与兀良哈，遂使辽东宣府声援断绝，而迤北南牧常狙伏此地以伺中国之闲，此又一失也。汉武帝得朔方而弃造阳以北，论者犹谓失策。王安石倡欲取故与之说，以笔画地图，弃雁门外五百里，太原之陷无不归咎焉。明时两地并失，所以一代边事校往皆更难为也。防御之策，敌未至而广征士马则徒费刍粮，既至而调兵应援则援不及事。大兵既集，务远则彼或不来，持久则我师先老。或王旅纔至，彼已饱归，假令不归，则费役更广。又且众论不齐，任议舛错，平日先事之备，虽有智者善谋，而奉行之人必不甚力，或以虚文误实事，或以小备易大防，如赵充国请籴边粮，所需既有成数，司农仅许其半，至于有司奉行，仅供十二。以十二之备支全事之用，必误国矣。夷狄之人不可使居中土，汉武帝得浑邪王众，分处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所夺匈奴地则徙关东贫民以赏之，盖处降胡于今河套而徙贫民于今甘肃，处降胡塞下，所以御外侮。徙贫民新郡，所以就膏腴，末尝以远人居内地，亦未尝以吾民寘遐荒也。赵营平、马新息反远人天性而居诸内地，欲以旦夕拘录，制其狼子野心，然而盘结既久，萌芽辄生，辛有伊川之叹，复见于后世，范史所以咎二贤之始事也。太宗初降突厥，欲徙居内地，既有五胡之覆辙，欲井牧其人，则天地无冠冕百蛮之理，即处之近塞，若汉之南庭，亦非无事之局。故魏征直请驱诸漠北，颜师古、李百药咸欲居之远方，分其部落。太宗不从而从温彦博进熟之说，卒似突厥宿卫，致结社率之变，知事之不可而后从魏征言，乃知处事自有定理，纷纭异说，皆不足用，徒乱人意耳。若夫沿边要害，令土人结砦自保，如有寇盗，诈以撃其后队，掠其归路，亦可当前代属国，犹愈弛刑减死、募戍远荒者也。边关之禁不可不严，然以我有余易彼有用，若以茶易马之类，可无禁也。其它物货，若纵之使来而无程数，则权与利俱在彼而不在此，法宜谨之于始，约束明而号令肃，便互市之中，折冲之计已寓，则制胜之道也。
杂事
以夷攻夷，虽曰中国之利，然兵事甚变，亦未知利害所归。为中国计，不可见利辄动，恐招寇生事，未知所终也。亦不宜有所左右而遣诘责之使，万一拒命，岂不损？即饰词应命而我无术以制之，亦为所侮。闭关谢绝，为好言慰之，是长策也。更有彼此相攻而以钞掠所得归功中国以邀赏赐，此夷人巧计，分怨仇于中国者也，于此尤宜慎重，稍有不当，两国皆怨，边境无宁日矣。离间君臣，非礼义之事，不可以示远人。宋人欲离间元昊三大将以分弱其势，仁宗不之行也。观王莽分北边为十五单于，遂速其畔，分弱之说焉足用乎？通好之后受其朝贡，即不宜纳其亡叛，谷永伊邪莫邪之议，谋略之善耳。若周世宗论江南修守备，在经则显比之义，在往事亦中行穆子克鼓法也。边境之上，虽云空地，不可轻以假人，其以人者亦不可见利取之。汉时河西一镇半入夷中，所以隔绝羌人之路。义渠安国为羌人请田湟水，朝廷虽未许，羌人竟缘此言抵冒渡湟，郡县不能禁，卒有先零之叛。此空地不谨而生衅也。王根向单于求温偶駼王之地，贪奇林竹箭鹫羽而示不义于邻国，至于见拒，乃罢使臣以谢过，朝廷之耻孰大焉？此不讲王者无求之义而取辱也。东晋之时，武昌北岸有邾城，或劝陶侃分兵镇之。侃曰，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民不堪命，必引敌入寇，乃致祸之由也。后庾亮戍之，果败。此贪慕境外而卒不能有之己事也。故冒顿不弃瓯脱，武帝不有轮台，皆边事可鉴者。夷人入贡，道里远近，祖宗皆有微意，不可易迂回而从直捷，恐习熟之后或启戎心。至于已闭之道不可轻开，未辟之险不宜铲削。一开之后未知利害所锺也，夷人之性主于趋利，利之所在有弥耳而伏者，有张吻以噬者，方其弭耳，不可属望以道义，即其张吻，亦可劫胁以制其怒心。最不可受其欺谩以朝贡相縻，而道路不敢诘其剽掠，边圉不敢御其寇盗，皆谋国之大失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