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技
汉书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盖天人之际或异而无感，或感而不可知，惟达者知之，非余人所能识。然而心志在内，形声在外，成败在后，气机在先，相为体用，合而不离，是以未尝不可知也。明道之士得其全体以揆一端，无不合符，故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即术数之家，或假卜筮，或观象数，得其一端以印全体，亦无不合，故卜偃史墨诸人言多奇中。圣人亦为卜筮以通愚智，循其繇词以定犹豫决疑，似皆以教人为善，谨其人事，求合天心也。然圣贤举事，先尽人事而后决诸天命，故尚书洪范，卿士谋其得失，蓍龟决其吉凶。盖以蓍龟通卿士之数，非以卿士徇蓍龟之指也。即蓄龟并陈，亦必先筮后卜。盖筮犹参人事，龟则全用朕兆，即事有渐，故先筮后卜也。筮虽吉，犹必命龟，以人从天而不敢自专。若筮不吉，则不更卜。人事不可，不必问天矣。盖人事之理与天地同也，是以感之而应，问之而答，君子志其善者远者而因以教人，明其事则谓之善，明其义则谓之远。子产天道远人道迩之说，盖既审其事，又明其义，非一切倔强不信术士言也。人事失得，自有常理。上天之縡，无声无臭。方术之士，乃先事而宣言，是为乱常，为诬天。班氏论其彷佛一端，假经设义，依托象类，固有屡中之获，明乎其非圣贤设教之旨，为儒者所当戒，交游所当谨也。春秋沙麓崩，为天下记异，安有发祥之理？元城建公之言，王莽假造以欺人耳。以理论之，沙麓之崩，地之陷也，其占为阴胜阳、子乘母，不祥之繇也。天戒若曰，居此地者慎勿为不善，苟为不善，虽极隆盛，必当族灭，若自高而陷也。以后事观之，元后之祥，乃祖宗活万人之报，人事之得也。其为凶征，则地陷之变，当为族诛，天之告人已久矣。分卦直日之法，用以迹捕盗贼极善，焦延寿为令，小黄用之可也。延寿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正谓此道不可治天下，有尝试者，必害其身。如京房者，朝廷但当术士待之，元帝倚以为治，房亦任之不辞，变更典制，引用党与，强人主以必从，小人造灭身之谋，己亦草不道之章，涌水已见，求进不休，安在其知祸福邪？眭孟既学春秋，岂绝不知忌讳？何以当幼主在位，大臣秉政之日而发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之语？即在莽操之朝，亦必阴用其言而显戮其身矣。且方术技能之士，其始必有至精者出，然后可动人主之听。既启其端，假借依附不旋踵而至者，不必皆有至精之术矣，又可尽信乎？要之杜钦、谷永非不精也，而二赵之恶移诸许后，西门君惠非不验也，而光武之名误以刘歆赤精之谶，当再受命而不能知受命之人，适以是年生于济阳，刘氏当兴，李氏为辅，而李焉诛及其身，李通之父亦不逮其子之富贵。彼术数何能为也？班氏曰，浅为尤悔，深作憝害。焉可忽哉？若刘向撰五行志，推迹行事，连传经术原委归趋，绝非方技之书，故可诵法耳。若终军之对，以为野兽并角，明同本也。众枝内附，示无外也。未几，果有南北率众来降之事，此盖以意忖度，幸而得中，非本占候书也。若东京之初，图谶之谬，当时亦可槩见矣。用孙咸为大司马而人不服，改用吴汉而人始服，是人事可见者也。以王梁为大司空，引洛水灌巩川，渠成而水不流，是天意可见者也。而光武终不悟，至其末年，犹颁图谶于天下，使一代学术功名不敢不用此为门径，桓谭终致流亡，郑兴逊词仅免，贾达附会文致最差贵显，岂非作始之悖哉！范史论方术，以知变而不诡俗者为正，犹为信道不笃，不如魏孝文焚之为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