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愤读书
1895年，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还回响在黄海的上空，腐朽的清王朝又派直隶（1927年6月改为河北省）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去日本谈判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直隶南部有个新河县，这是个九河下梢的地方，土地多沙碱，地瘠民贫，十年九灾。新河县城西面40余里漳河的东面有个西李家庄，全村有150余户，550多口人，都是以农为生，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贫穷落后，是当时西李庄的真实写照。全村很少有上得起学的孩子。西李家庄的村西头路南住着董俊清一家。董俊清，字秀卿，是个老实敦厚的农民，祖辈务农。
这年的12月21日（农历十一月初六），董俊清的妻子赵书田生了第二个男孩。这孩子在堂兄弟中排行第四，小名就叫小四，大名叫董振堂，人们也习惯地叫他董四。董振堂兄弟三人，兄长董升堂，弟弟董志堂。
董振堂幼年，正值清朝末期，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兴起，社会动荡不安，又值整个华北地区连续三年大旱，粮食歉收，霍乱流行。董俊清一家七口染上了霍乱，父母相继病亡，医药丧葬一切费用都由农村高利贷贷来。八岁的董振堂也卧床多日，危而复安。
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后，在离西李家庄五里地的毕家庄建起天主教堂，发展教徒。有些教徒依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董振堂家也深受其害。天灾人祸和社会的衰落也使董振堂他们这个本来就贫困的农民家庭急遽破落，家境日蹙。尽管如此，父亲董俊清还是想把他们弟兄三人都送去读书。但家里实在太穷了，供不起三个孩子，经再三斟酌，还是只送升堂去念私塾，留下振堂和志堂在家里帮他侍弄那些盐碱地。从此，镰刀、扁担、小筐便伴随董振堂走过了他的童年。生活的艰辛，使董振堂自小就十分懂事。
董振堂十岁那年夏天，他们刚刚把收好的麦子装上车，毕家庄有个教徒纠集一帮人蜂拥而上，连车带麦子都抢走了，还打伤了董振堂家的人。董俊清告到县衙，县官不敢惹洋人，官司就没有打赢。于是，那些毕家庄的教徒更加肆无忌惮。董俊清气愤不过，大骂天主教徒：“这些没心没肺的东西，仗着洋人的势力，欺压同胞，认贼作父，甘当洋奴，真是无耻！”不料，教徒张三听到这些话以后，变本加厉，纠集教徒宋毛兰等人，把董俊清围困在毕家庄，用木棍打得头破血流，身上被连扎9刀，血流不止，几乎丧生。西李家庄的人知道后，集合了一些人到毕家庄去要人，外国传教士为了平息矛盾，才假惺惺地出面调解放了人。董振堂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看到母亲哭成个泪人似的，董振堂便安慰母亲说：“等我长大了，一定给爹报仇！”
董振堂自小就听长辈们讲义和团勇斗洋鬼子的故事。八国联军大肆抢劫，烧毁房屋，杀害居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洋鬼子欺负中国老百姓的事，件件桩桩，他都听得那么认真。尤其是自家横遭天灾人祸，父亲领受了洋教徒的棍棒，他目睹了诸多人间不平事，熬过了被人欺负的天日。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这以后，兵匪勾结，为害乡里的事更是频频发生，弄得老百姓家家鸡犬不宁。一到晚上，人们便关门闭户，在家习武。董俊清有一些功夫底子，他能用两手抓着抱厦下面的椽子悬空行走，三间房的抱厦由这一头移到另一头。为了防止教徒兵匪的骚扰，保卫家园，董俊清带领三个儿子闻鸡起舞，苦练功夫。董振堂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他从小志气大，很懂事，跟着父亲一练就是几个小时，累得晚上睡觉都上不了炕，但从不叫一声苦。经过几年的苦练，董振堂刀枪棍棒，徒手对打，样样都行，长辈们都说董四就是懂事。
然而，董振堂并不满足于这些。这年，他已经13岁了。当他看到哥哥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每天回来都能给自己讲好多新鲜的知识时，非常羡慕。他多么想和哥哥一样，走出家门，到学堂去念书呀！
于是，他向父亲苦苦哀求道：“让我去上学吧，等我学到真本事了，他们就再不敢骑在头上欺负我们了。”
父亲听说儿子要去上学，一盘算家里的收入，犹豫了。其实，父亲也希望送孩子去上学……董俊清含泪给董振堂解释说：“孩子，爹多么希望你们兄弟几个都去上学读书，将来好成才啊！可是，咱们家这几年天灾人祸不断，这你是知道的。现在的日子只能勉强吃上肚子，哪里还有钱供你们都上学呀！”董振堂一听，失望了。但他并不死心，第二天，他偷偷去外祖父家请外祖父给他说情。
过了几天，外祖父真的来了。外祖父见到董俊清，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说道：“俊清，小四这孩子有出息，按说早该让他上学了，再不让孩子上学，睁眼瞎，会耽误孩子一辈子的。我们已经吃够了不识字的亏，既然孩子愿意上，就让他去上吧。有什么事，我兜着，大不了，卖几亩地。”
董俊清听了岳父大人的这一席意味深长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就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
其实，董俊清心里也一直在盘算着让孩子上学这件事。经过岳父的一番开导，他坚定了决心。他满怀希望地对三个孩子说：“你爹我是个土里刨食的庄稼汉，我受苦遭罪，糊里糊涂受人欺负，就是没识下字。我这一辈子就是苦死累死也要供你们去上学读书，日后成个功名，出人头地，扬扬咱董家的名，光宗耀祖。”就这样，父亲咬咬牙，送董振堂到邻村的曹庄初小读书。
董振堂来到曹庄初小，这学校设在一座古庙里。他敲门进去一看，先生身穿长袍，长辫搭背，脸庞清瘦，戴一副眼镜。
振堂给先生磕了头，然后说：“先生，我叫董振堂，是西李家庄的，我是来拜先生为师上学的。”
先生问：“你多大了？”
振堂答：“十三岁！”
先生惋惜地摇摇头：“可惜呀，怎么这么大岁数才来上学呀？”
振堂注视着先生的目光，如实回答说：“我父亲原打算让我早点上学。可是洋鬼子打进来了，家里遭了殃，后来又霍乱流行，我家老小七口染上了疾病，从此我们就没缓过气来。有时候我们都吃不上，穿不上，就更没钱念书了。没办法父亲就先送哥哥去读私塾。听我爹说，我哥哥八岁上学那阵子，我家的日子比现在还好一些。我平时也跟哥哥读书、识字。”
先生听了振堂这一番话，很受感染，立时有了兴趣，连忙问道：“你都读过些什么书呀？”
振堂大着胆子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有……”他像是沉思般地放慢了语气。
先生忙追问：“还有什么呀？”
振堂说：“还有……我还会背一些唐诗宋词。”
先生说道：“你背几首我听听。”
振堂立正，整一整衣冠，背道：
《从军行》 唐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满江红》 南宋 岳飞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听完之后，先生问道：“你知道王昌龄、岳飞是谁吗？”
“知道。王昌龄是唐代边塞诗人，岳飞是宋代的爱国名将。”
“这些都是谁教你的？”
“是我哥哥。”
振堂看先生对此很感兴趣，就接着说道：“哥哥还对我说，要像《满江红》里的将军那样，从小就要有誓死报国的豪情壮志。等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是有志男儿所为。”
先生听完这些，又惊又喜。惊的是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凌云之志，喜的是虽然错过了上学的最佳年龄，但学下的诗文，读过的书却也不少。
先生姓陈名举，是清朝末年的举人。他见过很多聪明而有志向的学生，但像董振堂这样刚入学门便有如此报国之志的学生还不多见。他微闭双眼，思忖道：这孩子聪敏纯朴，谦恭懂事，立志求学，胸怀大志。当即便说了些鼓励的话，并问：
“你叫董振堂，可曾有字？”
振堂望着先生，说：“没取字。”
先生略思片刻，说道：“名振堂，字绍仲。绍，绍复先王之大业之绍；仲，一曰伯、仲、叔、季之仲，二曰仲裁之仲。可以吗？”
“谢先生。”董振堂给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
在学校里，董振堂和其他同学相比，年龄算是大的。穿的是母亲织的粗布衣服，比不上富人家孩子穿的绫罗绸缎，有些教养差的孩子就借机嘲笑他。憨厚诚实的董振堂不作声，心里想：我是来学本事的，不是来和他们比穿戴、比吃喝的。所以，暗暗发愤，把先生教的知识一句不漏地学好，别的孩子学一遍，他就少玩多学，两遍三遍，不厌其烦。放学回家，农忙就帮着父亲干活，农闲就拜师练武，练习写毛笔字，从不闲着，也从来不出去跟一些不三不四的孩子来往。
在穷乡僻壤，一个农民家庭同时供两个孩子上学确实不易，有时候买不起纸张墨水也是常有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就自己想办法，用麻刷子蘸水，在墙上练习写字。没有灯油，常常借着月光、雪光读书。不久，董振堂的成绩赶上并超过了那些富人家的孩子，先生常常表扬他。这样，周围那些嘲笑声渐渐地没了。
因他勤苦学习，成绩优秀，初小的课程只学了三年，1910年，十五岁的董振堂即升入高小学习。这一年，受父母之命，从媒妁之言，他与邻村王府村一个姓贾的姑娘结了婚。这姑娘生于1894年农历七月，比董振堂大一岁，不识字，也没个名字，因排行第七，从小大家都叫她“七”，比她小的叫“七姐”，比她大的叫“七妹”。董振堂结婚以后，家里多了一张吃饭的嘴，生活比以前更艰难了，经常吃掺着榆树叶子和野菜谷糠的杂面。妻子是个能吃苦的刚强女子，她一心协助母亲，省吃俭用，苦苦撑持着这个早已失去了根基的家，才使董振堂安心上完了高小。
1913年，董振堂考入冀县中学。直到1917年毕业，他未曾缺一次课，老师教的书，他一样不落，都学得很好，老师说他是“鹤立鸡群”。他还如饥似渴地勤学苦练，什么书都读，《千字文》《百家姓》《论语》《诗经》《古文观止》《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毕业时荣获“优秀模范”荣誉。
董振堂毕业回到家里的这一天，妻子满心欢喜。在这个团聚的日子里，她想做点好吃的让全家好好庆贺庆贺。可她翻遍了家里的箱箱柜柜，坛坛罐罐，最终也只找到了一些掺着多数榆树叶的杂面。她烟熏火燎地把杂面馒头蒸出来，看了看，心里却只是酸楚，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时候，董俊清和老伴拿着镰刀说是要出去割早熟的麦子，家里只剩下董振堂和妻子了。妻子那水灵灵的杏眼火辣辣地望着董振堂，问道：“好吃吗？”
因为掺的其他东西太多，妻子吃着觉得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她就故意问董振堂好吃不好吃，董振堂却连声说：“好吃，好吃！”还大口大口地吃了好多。
这年夏天，23岁的董振堂满怀信心到北京报考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备学校。初试之后，正在等待发榜，不料张勋复辟，京师大乱，董振堂不得不暂时回家等待。接到8月15日复试通知时，直隶正在闹大水，平地水深数尺，董振堂不顾一切，冒险前往北京应试。因洪水太大冲断了路基，多数考生没有按时赶到，当局决定复试推迟3个月时间。在京等候复试期间，董振堂夜以继日，加紧准备功课。没钱吃饭，无衣御寒，幸得在北京政府供职的一个叫王蕴东的远房亲戚接济，才得以度过难关，于年底参加复试考中军校。后来王蕴东失业，董振堂曾多次捎钱给他，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
清河预备学校的课程设置分为学科和术科两个门类，学科有语文、数学、化学、史地、外语；术科有步兵操典、内务条例、军事训练（包括马术、武术、刺枪和队形）以及野外演习。
军校的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董振堂在同级学员里面是年龄较大的一个，也是最勤奋的一个。他练射击时，步枪上吊一块石头，双手一举，连续几个小时。实地武装囚渡，他扛上一根迫击炮钢筒在数十米宽的河里游来游去，往返几个来回都不肯停歇。他钻研军事理论，无论严冬酷暑，抱一本书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举行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河山”、“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要求严惩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6月3日，北京学生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活动，反对迷信和专制的呼声，犹如大海涨潮，一浪高过一浪。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到陆军预备学校秘密联络，但学校借口准备毕业考试不准学生外出，并请求陆军派一个营的军队驻在学校周围，严密监视，严加防范。但学生仍如潮水般不可阻挡，因此，学校匆忙进行了毕业考试后就提前结束了学业，让学生离开了北京。这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对即将从军校毕业的董振堂震动很大，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把家仇和国耻紧密地联系起来：家仇国耻都因落后挨打，报家仇、雪国耻，就要追求民主和科学，追求光明和进步，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