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报告到了美国，没有获得批准。地产部那里答复说，预算报告没有使用公司全球通用的格式，写得太简略，缺乏必要的数据分析，而且，没有按正常步骤来考虑这个项目中的各个环节的关联性。
美国地产部总监罗斯质疑说：“DB中国一方面报请装修，另一方面，却尚未办妥租约的续签。假如续约的价格太高，则应该考虑换一个写字楼，而不是在没有谈好续约的前提下，贸然地决定对现有场地的装修方案。而且，有一个潜在风险，就是业主说不定根本不同意把物业继续租给DB，或者，业主看到DB已经在装修上下了投资，就在租金上来个坐地起价，DB将会陷入被动。”
罗斯进一步提出：关于为什么DB中国总部需要四千五百平方米的办公面积，报告中没有数据支持。在未来三年内，这个办公室将会有多少员工在里面办公，为什么是这么多人，都没有在申请报告中提及。我们首先得搞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多大的一块面积，才能避免租的场地太大或者太小。
罗斯的邮件发给李斯特的同时，也抄送给了何好德和柯必得，李斯特感到很尴尬。他思前想后，玫瑰手下的上海办行政主管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派不上用场，眼下只有马上把拉拉从广州暂调到上海参与项目。
李斯特和玫瑰谈话，告诉她，怕她忙不过来，建议调拉拉过来协助她。
玫瑰不动声色地连声道谢。
李斯特又亲自给拉拉打电话，他告诉拉拉，公司决定给她一个锻炼的机会，调她到总部协助玫瑰，她可以乘此机会，学习大项目的管理经验。
拉拉平时难得轮到和李斯特讲话，今番老板亲自给她打电话，让她受宠若惊，当下觉得李斯特所言极是，回家便匆匆打点行李，周末也不过了。
拉拉到上海的当天，玫瑰找李斯特谈话，说她怀孕了，并有严重先兆流产，需卧床休息三个月。她已三十有二，婚后一直怀孕困难，原以为后代无望，不期竟然怀上了。
玫瑰一面说，一面眼里泪光婆娑。
李斯特望着那张医院开出的假条，头顿时大了两号。
李斯特感到很为难，像DB这样专业的大公司，向来倡导生活工作的平衡，“Life work balance”（生活工作两平衡）的口号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他不可能让玫瑰冒着流产的危险来上班。
另一方面，DB在人头的控制上是典型的大型欧美企业的做派，非常严格。玫瑰还在职，这个经理的位置并没有腾出来，他就没有名额来另外招一个经理。
而他本人对这类项目并不熟悉，急需一个专业而敬业的行政经理来主管这个项目。
他当然也可以和何好德谈他的难处，请何好德特批一个人头给他。不过，李斯特在何好德那里并不讨喜，何好德上一年度给李斯特的打分就不高，年终奖金也评得很不怎么样。
何好德四十出头的年纪，是公司里的少壮派，一心要在中国做出一番大事业；而李斯特的首要任务是安全退休，他的一切行动都以安全为基本原则，沉稳有余，进攻不足，既害怕变化，主动创新就更基本谈不上了。
何好德对李斯特碰到问题不愿意做决定的做派，内心很不喜欢。碍于李斯特快要退休了，他不好多说什么，但是李斯特在工作中的要求，时常被他驳回。碰壁多了，李斯特就更加避免去向他要求额外的资源了。
李斯特盘算了半天，行政团队现在唯一有可能顶上来的，就只有拉拉了，而他对拉拉并没有信心：管理这样一个大项目，不仅要专业、敬业，项目负责人还需要和很多高级别的人打交道——他觉得拉拉还太嫩，无法有效和高级别员工沟通。李斯特以为拉拉见识过的世面是不好和玫瑰比的，她能不能在何好德和柯必得面前像样地把话说清楚，他都在心里打个问号。
他一方面希望玫瑰的身体情况能侥幸早日稳定下来，一方面也知道不能指望这个了。况且，他也意识到，玫瑰的怀孕本身就是件可疑之事，只是他无法证实。一旦去核查，就等于大家撕破脸皮，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这不符合他安全退休的大战略。
玫瑰怀孕后，根据劳动法，女员工在孕期和哺乳期内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只要她不犯大错，二十二个月内没法炒她。他也不好因为人家怀孕就降人家的职，他可是HR的头，要是他敢这么做，那以后但凡公司里有员工怀孕，孕妇的主管就可以要求把人家降职，他李斯特还怎么做这个HR？
李斯特想，假如去找何好德特批招一个经理，何好德必定问他：以后两个经理，多了一个出来怎么办？
权衡了半天，李斯特打定主意：少不得拼着给何好德质疑一番，挑战他对团队的控制能力罢了，一定要抓紧搞回一个行政经理，先把这个项目做好再说，否则眼前就没法过关，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
何好德正在新加坡开会，李斯特决定等他回到上海，再和他面谈。同时，李斯特指使猎头公司紧急搜寻市场上合适的行政经理人选，自己就先开始面试了。
他在面试的时候，总要问应聘者同一个问题：假如由你来准备这样级别的装修预算，每平方米的费用会准备多少？
结果几个大公司出身的人选都告诉他：一千五百元左右。
听得他心里直打鼓。
李斯特找来拉拉，亲切地问拉拉：“广州办装修的时候，每平方米的单价是一千元，为什么你认为上海这次的单价会到一千五百元？”
拉拉说：“广州办没有换交换机系统，家具也是用旧的。而且，在广州办，高级别的员工比例比上海总部低很多，就不需要像在上海办那样建那么多经理房，机电上因而能省下不少费用。”
李斯特说：“上海可不可以也不换交换机系统？”
拉拉说：“我找了维护商的工程师一起去机房查过，系统已经满负荷了，不能再扩容了。我们这次续约是保持现有面积，还是要扩大百分之十的面积？明年员工数会增加吗？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知道是否需要扩容。”
拉拉的这个问题问到了李斯特心上的痛，这正是美国地产部对他的批评：未来两三年内员工人数将会达到多少，相应地需要多大的办公面积，这两个信息都没有在报告中显示——还没有谈好租约的续签，就谈装修方案了。
李斯特说：“假设是增加百分之十的人头，面积扩大百分之十，交换机的容量就不够了吗？能再想办法调整一下吗？”
拉拉想了一下说：“这增加的百分之十的员工是什么类别的员工？假如主要是经理级别以下的销售类人员，还好些，公司并不为他们设立固定的办公位置，而假如是别的职能部门，比如财务、市场、开发这些部门，就一定要给他们电话分机了——需要具体分析。”
李斯特越发意识到，他向来看轻的行政，其实有很多专业的内容。他感到这样太危险，不知道哪个环节就要遗漏什么。
先前，他还想过找监理公司来，付点监理费，买个安全。随着对项目参与的加深，他越发意识到，项目的主管还得非常熟悉DB的内部流程和组织架构，这个不是监理公司能做得到的，就算找来一个内行的新经理，急切间恐怕都上不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