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十月初四日奉上谕，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议结琉球一案，又据右庶子陈宝琛奏，球案不宜遽结，旧约不宜轻改，当经惇亲王等酌议，宜照总理衙门所奏办理等因。钦此。仰见圣主审于驭远虚衷采纳，不厌精详，曷胜钦服。从前中国与英、法两国立约，皆先兵戎而后玉帛。被其迫胁，兼受朦蔽，所定条款，吃亏过巨，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厥后美、德诸国及荷兰、比利时诸小国，相继来华立约。斯时中国于外务利弊，未甚讲求，率以利益均沾一条，列入约内。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遂使协以谋我，有固结不解之势。同治十年日本遣使来求立约，曾国藩建议宜将均沾一条删去。及臣与该使臣伊达宗城往复商订，并载明两国商民不准入内地贩运货物，限制稍严。嗣后该国屡欲翻悔，均经驳斥。自是秘鲁、巴西立约亦稍异于前。诚以内治与约章相为表里，苟动为外人所牵制，则中国永无自强之日。近闻各国驻京公使，每有事会商，日本独不得与。其尚未联为一气者，未始不因立约之稍异也。至内地通商，西人以置买丝茶为大宗，赀本较富，稍顾体面。日本密迩东隅，文字语言略同，其人贫窘，贪利无耻，一闻此例，势必纷至沓来，与吾民争利，或更包揽商税，为作奸犯科之事。明代倭寇之兴，即由失业商人，勾结内地奸民，不可不防其渐。此议改旧约尚宜酌度之情形也。琉球原部三十六岛，北部九岛，中部十一岛，南部虽有十六岛，而周回不及三百里，北部中有八岛，早被日本占去，仅存一岛。去年日本废灭琉球，经中国屡次理论，又有美前统领格兰忒从中排解，始有割岛分隶之说。臣与总理衙门函商，谓中国若分球地，不便收管，祇可还之球人，即代为日本计算，舍此别无结局之法。此时尚未知南岛之枯瘠也。本年二月间，日本人竹添进一来津谒见，称其政府之意，拟以北岛、中岛归日本，南岛归中国。又添出改约一节。臣以其将球事与约章混作一案，显系有挟而求，严词斥之不稍假借。曾有笔谈问答略节两件，钞寄总理衙门在案。旋闻日本公使宍户玑，屡在总理衙门催结球案，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臣愚以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盖此系彼曲我直之事，彼断不能以中国暂不诘问，而转来寻衅。俟俄事既结，再理球案，则力专而势自张。近接总理衙门函述，日本所议，臣因传询在津之琉球官向德宏，始知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僻隘，不能自立，而球王及其世子，日本又不肯释还，遂即函商总理衙门，此事可缓则缓，冀免后悔。此议结球案尚宜酌度之情形也。臣接奉寄谕，始知已成之局，未便更动，而陈宝琛、张之洞等又各有陈奏，正筹思善全之策，适接出使大臣何如璋来书，并钞所寄总理衙门两函，力陈利益均沾及内地通商之弊，语多切实。复称询访球王，谓如宫古、八重山小岛另立王子，不止王家不愿，阖国臣民亦断断不服。南岛地瘠产微，向隶中山，政令由其土人自主，今欲举以畀球，而球人反不敢受，我之办法亦穷等语。臣思中国以存琉球宗社为重，本非利其土地，今得南岛以封球，而球人不愿，势不能不派员管理，既蹈义始利终之嫌，不免为日人分谤，且以有用之兵饷，守此瓯脱不毛之土，劳费正自无穷，而道里遥远，音问隔绝，实觉孤危可虑。若惮其劳费，而弃之不守，适堕日人狡谋，且恐西人踞之，经营垦辟，扼我太平洋咽喉，亦非中国之利。是即使不议改约，而仅分我以南岛，犹恐进退两难，致贻后悔。今彼乃议改前约，倘能竟释球王，畀以中南两岛，复为一国，其利害尚足相抵，或可勉强应许。如其不然，则彼享其利，而我受其害，且并失我内地之利，臣窃有所不取也。谨绎总理衙门及王大臣之意，原虑日本与俄要结，不得不揆时度势，联络邦交，洵属老成持重之见。然日本助俄之说，多出于香港日报，及东人哃喝之语，议者不察，遂欲联日以拒俄，或欲暂许以商务，皆于事理未甚切当。查陈宝琛折内所指日本兵单饷绌，债项累累，党人争权，自顾不暇，倭人畏俄如虎，性又贪狡，中国即结以甘言厚赂，一旦中俄有衅，彼必背盟而趋利，均在意计之中。何如璋节次来书，亦屡称日本外强中干，内变将作让之不能助我，不让亦不能难我，洵系确论。盖日本近日之势，仅能以长崎借俄屯兵船购给煤米，彼盖贪俄之利，畏俄之强，似非中国力所能禁也。岂惟日本一国，即英、德诸邦，及日斯巴尼亚、葡萄牙各国，皆将伺俄人有事，调派兵船，名为保护商人，实未尝不思借机渔利。是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夫俄与日本强弱之势相去百倍，若论理之曲直，则日本侮我尤甚矣，而议者之谋，若有相反者。臣之所未喻也。至若江苏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福州、厦门，均系各国通商口岸，日本即欲来扰既无此兵力饷力，必不敢开罪于西人。惟台湾孤悬海外，地险产饶，久为外人所窥伺，苟经理得宜，亦足以控蔽东南，应请庙谟加意区画渐收成效。中国自强之图，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诚以洋务愈多而难办，外侮迭至而不穷，不可不因时振作。臣前奏明南北洋须合购铁甲船四号，其数断难再减，所有请拨淮商捐项一百万两，仅准户部议拨四十万，不敷尚多，应请旨敕令全数拨济各省关额拨海防经费，前经奏明严定处分章程，仍未如额筹解，倘再延玩，尚拟请旨严催。水师、电报各学堂，亦已陆续兴办，数年之后，船械齐集，水师练成，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始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之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又总理衙门虑及日本于内地运货，蓄意已久，转瞬修约，届期彼必力请均沾之益，或祇论修约，不提球案，恐并此南岛而失之。臣愚以为南岛得失，无关利害，两国修约，须彼此互商，断无一国能独行其志者。日本必欲得均沾之益，倘彼亦有大益于中国者以相抵，未尝不可允行。若有施无报，一意贪求，此又当内外合力坚持勿允者也。臣再三筹度，除管理商民、更改税则两条，尚未订定，应俟后日酌议外，其球案条约及加约曾声明，由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互换，窃谓限满之时，准不准之权仍在朝廷。此时宜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俟三月限满，倘俄议未成，而和局可以豫定，彼来催问换约，或与商展限，或再交廷议，若俄事于三个月内即已议结，拟请旨明指其不能批准之由，宣示该使。即如微臣之执奏，言路谏诤，与彼之不能释放球王，有乖中国本意，皆可正言告之者。臣料倭人未必遽敢决裂，即欲决裂，亦尚无大患。明诏既责臣以统筹全局，切实指陈，臣不敢因朝廷议准在先，曲为回护，亦不敢务为过高之论，致碍施行。若照以上办法，总理衙门似无甚为难之处，所有遵旨妥筹缘由，恭折由驿五百里密陈，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再，台湾一岛，孤悬海外，形势雄远，物产丰饶，内则屏蔽闽、粤、江、浙诸省，外则控扼日本、琉球、吕宋诸岛，即泰西兵商各船，由西南洋来者，必经台湾、厦门之间。故论中国海防者，当以台湾为第一重门户。自同治十三年，日本遣兵侵偪台湾生番，前督臣沈葆桢始议开辟后山番地，并奏明巡抚渡台督办。前抚臣丁日昌复详陈经画台湾事宜，措注颇有远略，乃自丁日昌病去，而台事渐少讲求。自改为督抚轮驻，而两年以来，未闻有渡台之举，绸缪未豫，何以弭外患而伐敌谋。臣尝谓东洋有事，台、澎实当要冲。该省督抚，内必得知兵有威望之重臣，随时亲临其地，相机筹布；何璟勒、方锜皆廉慎有余，才略不足。查贵州抚臣岑毓英，勋绩夙着，不避艰险，坚忍耐苦，足智多谋，倘蒙朝廷以海防为重，量移福建，假以事权，令其督办台湾防务，仍循春夏驻省、秋冬驻台之例，就地设法，筹饷练兵，久之必有成效。该抚于洋务虽少阅历，近来意气渐平，自滇案为英人所忌，亦知事关大局，不可孟浪。圣主时示以刚柔缓急之宜，当能虚心体会，练成边才。勒方锜条理精密，似于贵州地方善后为宜。臣因日本狡谋难测，台防关系紧要，不敢不献其愚，是否有当，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
覆陈球案倭约疏（光绪六年）张树声、裕宽
两广总督臣张树声、广东巡抚臣裕宽跪奏，为球案不必急议，倭约未便牵连，宜缓允以求无弊，遵旨切实覆陈，仰祈圣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