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宝成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对国家和公共组织进行有效治理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学是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体系。它是一个科际整合的交叉学科群，是以解决公共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科学。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政府管理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世界很多国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源地之一。
现代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研究和教育于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迄今有上百年的历史。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研究和教育的恢复和重建，自此以后该学科得到了长足发展。
根据新形势下社会公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要求，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公共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共事务和行政管理干部培训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共事务和行政管理干部队伍，1999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并决定于2001年10月在我国首次进行MPA招生考试，2002年3月MPA学员正式入学。
为了提高我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水平，保证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健康、顺利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和人事部于2001年2月成立了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教材工作小组就教材建设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曾经出版过一些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教材。这些教材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即教材相对比较分散，不系统，没有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联系实际不够。
公共管理是一个不断成长和发展的学科，公共管理实践尚在不断发展中，因而公共管理教育也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为适应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对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需要，不断探索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反映国内外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这套公共管理硕士（MPA）系列教材。本套教材包括按照国务院学位办确定的《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的要求而编写的9门核心课程教材，也包括公共管理各领域、各新兴学科的方向性必修课程教材及部分选修课程教材。
本套教材力求体现如下特色：第一，系统完整，基本涵盖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专业教育的主要知识领域；第二，反映国内外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领域的教育者、学生、实际工作者提供了本领域的最新信息、资料及多视角思考空间；第三，反映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教育的特点，重视应用性，注重能力的培养，为此在教材中除讲授一般理论知识外，还加有大量案例分析；第四，将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与中国现实管理实践紧密结合，力求理论联系实际。
本套教材除适合MPA学生使用外，也适合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生及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作为培训参考资料使用。
参与本套教材编写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老师，他们都是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教育领域的专家，在该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本套教材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突破了一个学校、一个区域的界限，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尽量把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领域有影响的学校和老师都吸收进来，博采众家之长。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有关专家成立了公共管理硕士（MPA）系列教材编委会。
随着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教育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教育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这就要求教材也要不断更新内容。我们编写的这套教材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还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教材提出批评建议，以便于我们不断修订、完善。序言自2001年10月中国举行MPA招生考试至今，拥有MPA专业学位教育资格的院校已达149所，招收了10多万名研究生，已毕业的学生在不同领导岗位上承担着重要的职责。MPA教育为中国公共部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人才，可以说成绩斐然。但是，全球化和中国的社会转型对未来中国的MPA教育提出了新的命题，在人才培养、知识传播方面呈现出以下新趋势：
第一，MPA人才培养的全球化视野日益凸显。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日本的核辐射可以抵达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让中国政府感受到借钱给最有钱的人也是有风险的；欧洲债务危机更是急需全球合作、共同应对。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事务越来越受到世界其他国家政策和行为的影响。公共管理不仅要关注不同组织间的关系，更要关注国际间关系。公共管理研究的范畴不得不随之拓宽。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培养国际型的MPA人才已成为摆在MPA教育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公共管理实践和制度层面的效仿成为一种常态。过去，中国隋唐的科举制度被西方的文官制度所效仿；现在，美国的政府绩效管理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普遍学习和引入。随着全球化的演变，公共管理理念、知识的共享也必然成为一种趋势。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开放MPA教育的思维，减少国际间MPA教育合作的壁垒，持续推动国际公共管理学院之间的合作。实施“走出去，请进来”的应对策略，即选派更多的青年学生与官员到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为他们直接感受国外的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务提供机会。同时，我们可以邀请更多国外大学、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到中国的大学来授课，为我们的青年人才提供分享国际课程的机会。国外学者学术休假、暑假都是较好的时间段选择。广泛的国际交流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此外，在MPA教学中，我们应加入全球化的视野和知识点，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事务的管理提供必要的理念指导。
第二，MPA人才培养的信息化需求日益明显。公共管理的实践者和教育者对信息化所带来的挑战感受越来越真切。美国外交绝密文件被“维基解密”网站公开，引发一连串外交风波；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斯诺登所爆出的“棱镜门”事件更使网络信息安全成为政府管理的新课题；网络技术的发展，使表达民意诉求的工具和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许多类似于“占领华尔街”的群体性事件背后都有网络组织者的身影；中国的网络反腐更是件件惊艳。以网络化为核心的信息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热点与焦点。
信息化正在改变我们的公共管理。正如泰勒和威廉姆斯（Taylor&Williams）所言：“信息化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公共管理。网络和信息流是公共管理流程创新的基础。”首先，信息化将进一步促进传统官僚组织的变革，由等级结构转为分权式的功能结构和地域结构；其次，信息化将大幅度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能，使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不断改善；再次，信息化使标准的统一和一致更为简便，公共管理中的一致性对待等公平性问题也得到了更为妥善的解决。但网络所带来的监管问题一直是困扰政府管理的难题，如何在信息开放与规制之间做好平衡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课题。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加强网络管理方面的研究，还要增设与之相关的MPA课程，培养更多具有现代信息管理能力的优秀人才，满足公共管理实践的新需求。
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通道。网络中的虚拟社会已经是年轻人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网络公开课的形式来传播知识必将成为一种既有效又时尚的选择。但在网络公开课中鲜见MPA类课程的身影。这方面，MPA教育界需要积极行动。
第三，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需求日益迫切。社会科学与理工科不同，理工科可以建立国际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技术发展的先进程度，而社会科学不可能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国际统一的评判标尺，所以，亚里士多德反对“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制度设计。虽然国际的理论和经验可以提供极具价值的经验模式，但是，针对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所形成的理论，很难直接指导和解决另一个国家的公共事务问题，即使同为OECD成员国，德国、瑞士、日本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认同度就相对较低。中国的佛家、儒家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新教伦理精神，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国家也不相同，公共事务的管理自然需要不同的方式方法。本土化对中国的公共管理来讲尤为重要。
中国经济30多年的飞速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取得的，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并不完美的中国行政体制在中国的环境下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梳理，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颇具价值的参考，也可以成为丰富国际MPA教育的重要元素。本土化也就是国际化。
美国公共管理学界在吸收借鉴欧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今优秀的公共管理理论和模式。中国MPA教育的后发优势也相当明显，我们是否能够像美国公共管理的同仁一样，凝练出中国本土化的公共管理理论，以此来指导中国的公共管理改革，解决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是当前中国MPA教育和研究者的核心任务。
第四，公共管理的职业化趋势日趋明显。社会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公共管理的职业化是一种必然选择。当前，国际国内群体性事件多发，这反映出公共管理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公务人员的能力，还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腐败现象前仆后继，这反映出我们公共管理教育过程中，对职业道德的训练和教化存在明显的欠缺。此类问题，不胜枚举，都昭示着MPA人才培养体系的不足。
首先，职业化的公共管理队伍需要具备公共管理的精神，即肩负使公共管理公平、公正及平等对待的责任。这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erickson）所言：“要充分体现公共行政的精神，我们必须真诚地关爱公民并与公民一道工作；我们必须关爱和相信我们的宪法与法律；我们既要对良好的管理充满激情，也要对正义充满激情。我们称之为‘乐善好施’，它意味着一种对公民的广泛的和问心无愧的热爱。”其次，职业化的公共管理队伍需要具备专业化的公共政策分析能力。传统的政策制定主要靠定性和直觉判断，常常造成政策偏差。现代政策制定是以数据为基础的政策分析，需要掌握政策分析的各类工具，以此来增加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再次，职业化的公共管理队伍需要具备依法行政的知识与意识，自觉在法律规范的范畴内展开公务活动，遵守正当程序，维护公民和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捍卫公平与正义的基本法律价值。最后，职业化的公共管理队伍需要具备驾驭变革的领导力。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管理矛盾多样化、复杂化，驾驭变革的领导力是一种时代需求。
为适应公共管理职业化的趋势，革新MPA培养模式是当务之急。我们需要革新传统的思想教化模式，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职业理念，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树立公务人员的公共管理精神；我们需要增加政策分析类的课程设置，增强数据统计分析的基本技能，养成以数据为基础的政策分析素养，不断改善公务人员的专业管理能力；我们需要继续强化行政法律类知识积淀，使公务人员具备依法行政的知识和理念，以此来推动政府行政的法治化和专业化；我们需要重视MPA领导知识的积淀、领导力的塑造，提升他们引领变革的能力。
祁凡骅等人所主编的这本MPA领导学教材，正是对MPA教育发展新趋势的回应，既介绍了领导学国际发展的前沿知识，又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理念的精华之处，最值得称道的是对各种理念进行了当前时代与文化背景的解读，提供了许多可操作性的建议和工具。作为中国MPA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和教育者，我对这本书的出版感到十分高兴，愿这本《领导学》给读者带来新的知识分享，成为MPA学员领导力提升的新锐器。
朱立言
于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楼
这本适用于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MPA）教育的《领导学》教材的出版凝结了许多人的智慧和辛劳：刘颖、潘娜、胡晓东、吴鹏参与了教材的撰写；中国人民大学的MPA学员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案例；笔者指导的研究生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朱海燕编辑为此书的出版进行了积极推动；还有其他为此书付出努力的朋友。在此，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疏漏之处肯定存在，希望您不吝指正，笔者尽力在日后至臻完善。
祁凡骅
§§第1章 领导学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