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最近喜欢上了隔壁班的一个女孩子。他凭借着天赋的好嗓子，在女孩子的教室门口唱了一支歌，俘获了她的芳心。他的祖奶奶是一个旧女性，奶奶是一个旧女性，他的妈妈虽然没有缠脚，但也是一个旧女性。从根本上说，他们家的妇女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新女性。可想而知，他父亲对新女性持惊恐的态度。大哥可以想到父亲坐在沙发上，缓缓对他说：“虽然我们是知识分子，但新女性真的不合适。”
但是，父亲没有想到，如果有一个在家有共同语言，事业上可以相互支撑，在外拿得出的妻子，生活的质量会大大提高。
所以，大哥的恋情转入地下。他的喜悦无法宣泄，这令他苦闷。年关以前他决定跟二哥说起这件事。那天放学以后，他早早在家里等候。谁知二哥把书包往床头一挂就走了，一条项链从书包里掉出来。
等到胡浪槐，也就是明明，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早。他躺在一条长凳上，身上很暖和，也不发烧了。他坐起来，身上的毛毯就掉在地上。那床毛毯很别致，上面有很多方格子拼成的棕色小鹿。在毛毯的一角，绣着一棵小小的开满鲜花的梅花树。身边，是昨天没有吃的地瓜，竟然还是热的。天色还没有完全明亮。淡淡的雾气，像是沸腾的水，在空中翻滚，离合，笼罩着枯萎的街道和远处的大海。他坐起来，这一切真像一场梦。自己竟然在外滩。
“年轻人，赌气啊。买个棱镜耍耍。”旁边一个老头，不识时务地探过头。他起身准备走。可是，身上的这床毛毯，拿回家会引起误会，不拿回家肯定会丢。左思右想，他不小心把毛毯掉在地上。
那老人俯下身，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毛毯。他把毛毯反过来，看见上面绣着的梅花树。“年轻人，捡到这种毯子可不是好兆头，不妨给我吧。”
这脏兮兮的老头，竟然想占自己的便宜。破落户，不定是哪个地主，到了上海，坐吃山空。见到这种人，好好努力的人也有触霉头的危险。明明白了他一眼，夺过了毛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里涌起深深的寂寞。早上这么冷，一会儿应该会是晴天吧。
时候太早，房子的大门没有开。他只好从墙边翻进屋。跳下去的时候，毛毯挂在墙上了。毛毯一角的那颗梅花树，正正好好被撕成两半。家里一切如常。他推开门，进屋里去。时候太早，大家好像都没有起床。他偷偷地爬到屏风上一看，竟看到小妹睁着眼睛看着自己，眼里含着泪水。刚一从屏风上下来，大哥就从床上蹦起来，扇了他一巴掌：“去了这么久还好意思回来！”
“大清早的，小声一点！”从屋里，传来父母的声音。
……
现在，三兄妹坐在一起，都不说话了。时间似乎过去了一点。他摸了摸口袋，里面的地瓜，已经凉了。
“给你，地瓜！”他对妹妹说。妹妹望着他，没有伸手。
三人又对视了一阵子，小妹挠了挠头，对他说：“其实我挺喜欢坏男人，但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他的心里先是涌起一种悲伤的快乐，然后，这种奇怪的快乐彻底消失了。
后来，日子还是平平淡淡地过着。明明，已经习惯了被人叫做明明，只有在教书先生抽问的时候，才偶然想起自己的大名“胡浪槐”。背了几个月书，胡浪槐的记性变好了。他有更多的时间发呆。在他的眼睛里，没有高楼大厦，混乱不堪的世界成了生活中最正常的存在。街上的马车越来越多，买棱镜的破落户也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增加，人们脸上的表情变得麻木。战争先是在遥远的北平，然后到了山东，但似乎离上海还是很遥远的。报纸上的新闻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鸳鸯蝴蝶派最近有新人出现，像他的风流韵事，竟开始成为了少女们最爱的情节。好人成了贬义词。人们不但无法明白地恨，好像也无法明白地爱了。大哥自从他大闹一场以后，很关心他，甚至送他到私塾，这让他渐渐感到自信。他16岁了，再过两年，就该升入高中了。
不知不觉，他的脑子里有了男女的概念。而且，每次路过青楼的时候，他都会产生淡淡的幻想，仿佛自己变成了一个绝境里的侠客，在最后的关头霸王别姬。
自以为和混沌的二哥不同，大哥常常读报纸。中国这样有千年文明，辉煌一时的泱泱大国，一日一日看得见地衰颓下去。这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一天天自暴自弃，激起大哥深深的痛苦。一谈到国共抗日、日军侵华的事情，他就兴奋得不得了。他是****的铁杆粉丝，常常痛恨背信弃义的国民军。没有那帮王八蛋，兴许日子已经太平了。而且，只有当他关心国家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摆脱了人间的烦恼。
家里的境况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父亲是大学的教授，有固定的收入，可是通货膨胀来得太快了，他们家的经济地位也就随着通货膨胀，越来越低。唯一不会贬值的就是这间破败的房子，可现在天下并不太平。打起仗来，不过是一颗炮弹，就能将它变成灰烬。父亲曾经扬言，如果通货膨胀继续，他就开发副业，沿街卖烤红薯。父亲身为一家的榜样，怎么能干这种下贱的事情。不得已，他自己找了份捡报纸的差事，补贴家用，累得不得了。学校里有电，他就在学校里做作业，直到宵禁以前，才回家。
他想让二哥也经受一下这样的痛苦。但看到二哥整日稀里糊涂，不开窍似的，他就心软了。他特别愤怒，因为二哥不是一个人物，甚至不能算作一个成年人。但他也特别羡慕二哥的无忧无虑，至少是看上去的无忧无虑。有时候他看着二哥，又会突然觉得他很可怜。他想，如果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他们都会幸福。
“你什么时候也看看报纸。”他时常对胡浪槐说。
二哥却只是哼哼，并不回答。
胡浪槐打2015年穿越过来，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知道自己是历史里的一粟，并不打算为难自己。
大约是那年年关，有天晚上，大家正在睡觉，突然传来一声惊雷。这兴许是要下雪的好兆头。大哥从床上跳起来，叫醒二哥，拉着小妹，推开窗子，准备观赏雪景。
那时候宵禁还没有结束，街上的灯有一半都是灭的，天空一团黑，什么也看不见。一阵又一阵不停息的，惊雷还在响着。突然，一个人影飞快地奔走。是个衣服十分华丽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一定是遇到什么不幸的事情了。她的白色绉稠外套在风中飘扬着，红色的高跟鞋发出哒哒的响声。突然，她颤抖了一下，摔倒了，好像崴了脚。
“天还没亮呢，快回家”大哥对着窗外，冲着那个崴了脚的女人，高声叫道。
那个女人抬起头，看着他，幽怨地，像个鬼魂。她用虚弱的声音说：“轰炸，是轰炸。我的妹妹在闸北火车站。”
这时，街上的灯光闪了两闪，灭了。世界陷入恐怖的完全的黑暗，那个女人也看不见了。
整个上海陷入了瘫痪。据说是遭到了日本人的轰炸。每个人过街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生怕弄出点响声找来了鬼魂。那些红毛的外国人，一个个贼眉鼠眼，都像猴子似的，上窜下跳。高中停课，私塾停业，大学休整，报纸却没有停刊。这让他分外快意。
那天，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把他拉到墙角，问：“你要入党吗，怕不怕死？”
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很久了。他急于成为一个英雄，迫切地点点头。
那个人，欣慰地拍了拍他，笑笑。
一旦他入了党，就整天提心吊胆，每次有人敲门，都像是在查户籍，他几乎要因此精神崩溃。上海之外的地方虽然已经团结起来抗日，但上海里面一点消息也没有。所有的党员收不到领导的电报，开会只能打桥牌。桥牌真是个好东西，根本停不下来。大哥几乎要对这种纸牌上瘾。
时光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夏天。日本人作威作福一阵子，终究不敢拿外国人怎样，上海还是上海。
中学还在上课，但是少了几个穷书匠。数学老师们据说在闸北被一股脑炸死了，现在只有语文课。
胡浪槐那个放浪不羁的教书先生现在不教古文而改教时事了。像什么鸦片战争啊，甲午条约啊，卢沟桥啊，东三省啊，闸北啊，这个时候才真实地展现在胡浪槐面前。这个世界已经大变样了。但是它还维持着以前的皮囊。很奇妙，在其中的人根本不能觉察。小贩没剩几个了，卖红薯的老头自从回浙江探亲，就再没回来，据说是加入了青帮。倾慕他的那个女同学，一直没有来。他只好收着那个笔袋。至于首饰，他把它埋掉了。
如果一直这样浑浑噩噩也就罢了。可是，有一天，竟然发生了一件大事。
“听说早上几个日本兵，喝得烂醉，竟然有胆跑到租界里闹事。端着几把洋枪，站在教会学校门口，要中国女孩子来玩耍。教士出来阻止，他就冲着教堂里面，随便开了几枪。那时候正好有人在外面，就给打死了。”有个同学，绘声绘色地在他耳边低语道。
他只是叹口气。突然，惊恐地，他问：“是哪所学校？”
“我们这片租界里，还能有什么教会学校。”那同学若无其事地说。
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撕扯着他的心。他大叫一声，一跃而起冲出私塾。小妹向来胆小，此番见血，一定连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再者，教会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没有家长来接，也不会放她出校门的。
教会学校和私塾大概隔了两条大马路。他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学堂已经散了很久了，冷冷清清，只有几个老妈子在扫地。
“我妹妹，我妹妹在哪里。”他拼命地扯住老妈子的衣领。
“谁知道，兴许回家了吧！”说罢，老妈子继续扫地。
他愤怒地骂了一句脏话，发疯似地喊着妹妹的名字。学校有三层，每层上又有很多教室，空得很，大得很。所有讲中文的老师都不见了，仅有几个红毛人，说话又听不懂。学校后面有一个非常小的花园，花园的一角一把长椅上，他找到小妹。小妹看着他，脸上写满惊恐，眼神甚是浑浊，蓬头垢面，要饭花子似的。
小妹还小，大概十二三岁，长得挺瘦的。那时候他大概也长得很高了。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一阵心疼，把她抱在怀里。小妹的手抬起来，上面缠着绷带。这给他一种不详的预感。
“被打中了？”他拿起她的手，问。她摇摇头，似乎说，没有。
“那怎么不回家。”他又问，她还是摇摇头。
“是不是那帮狗娘养的欺负你了？”他又愤怒地问，小妹摇了摇头，然后伏在他的肩上痛哭。
那么便是别的事情了，他松了一口气。
那天，小妹和闺蜜走在操场上。突然远远地来了几个日本人。没等她们反应过来，枪响了。小妹的闺蜜走得快一点，正好被击中。另外一颗子弹擦着小妹的发梢飞过去。
其实，小妹手上的绷带已经绑了一天了。日本人攻占了日本以后，上海的一切突然乱套。国人手里的钱突然变得不值钱。为了能凑足下学期的学费，小妹和妈妈在家里做手工。小妹手笨，被剪刀創了。
本来生生死死，不是人为的控制，但小妹一直为此愧疚不已。如果当时走慢一点，也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她害怕面对自己朋友的死亡，害怕那所冷酷的教会学校，渐渐也害怕起世界的变化。那件事情以后，就变得越来越悲观，越来越将就。
在小妹人生的紧要关头，母亲忙着做手工，父亲忙着上课，据说还开发了副业，整日不在家。这也就罢了，在他心中贵为一家榜样的大哥，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只知道在学校里躲着，宵禁了才回家。如果在平时，大哥躲着自己，是可以忍受的，这时候他真的有点受不了了。当然，大哥在外面打工的事情，胡浪槐是无从知道的。
那时候他才觉得，战争，真是一件不能更糟糕的事情。
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变得憔悴，这让他感到难过。有一个不相干的人，仿佛越过越滋润了。那便是教书先生。他先是换了身新衣服，然后换了个清爽的板寸头发型。很快，他的木头框眼镜也换了。私塾的窗户纸，变成了淡褐色的新款，讲台也重新搭建了。
“在下济世无方，只好替人伪造户口本，用来多领一份救济粮。蝇头小利，竟然累积成巨款。侬若有意，可搭把手。”教书先生在他的头上敲了三下。就像禅师敲悟空。
有了这笔固定资金，胡浪槐准备给妹妹买些礼物。当然，商场里琳琅满目，也分不清哪里是男人用品，哪里是女人礼物。他的同学帮他做主，选了一条纱巾，余下一点，又换了一支口红。小妹戴上围巾，抹上口红，果然好看多了。虽说胡浪槐干的事情不能说正当，但他给了家人快乐。他觉得，这就够了。
有一天，他为一个奇怪的人伪造了一份户口。那是一个温柔的女人，浑身散发着胭脂油腻的香味，短短的卷发垂在肩上。穿一件深绿色的缎子旗袍，外面罩着白色的绉稠薄外套，踩着红色的高跟鞋。她俯下身，大约是羊毛的围巾，上面是许多棕红色的山羊。
他只是觉得眼熟，忍不住多看两眼。
“哎呀，**呀。”教书先生在她走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小妹自从收到胡浪槐的礼物，心情好多了。她仍然无法克服心里的恐惧。在极端的恐惧和郁闷之中，毫无理由地，她爱上一个高中生。这个男人本来是学校里数一数二的帅哥，女人缘非常好，除了上学，还经营副业，倒卖粮米，她高攀不起。幸好，这个人不久前确凿地卷入了和**的纠纷之中，露出了狐狸尾巴。尽管明眼人已经看出这人完完全全是个坏蛋，可她却偏偏对他倾心。
说来也巧，那时候这个男人和胡浪槐关系挺紧密的。乱世之中，**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职业。那个央求胡浪槐造假户口的落魄**，凭着胡浪槐的运气和帮助，竟然勾引到了青帮的大佬，得到一批低价的粮米和红薯。胡浪槐和教书先生借机发了点小财，那时候就认识了这个男人。
回家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屋子里有一个男人。
熟人相见，分外眼红。此情此景，他恨得牙痒痒。
“呦，明明！”那个人见到他，笑了一声，他还好意思脸红？
“走，我们出去谈。”胡浪槐拉起他，两个人走了出去，“你干嘛要跟小妹过不去。”
那个人看着天空，好像毫不在意地说：“世界上那么多女人，我怎么知道她是你妹妹？”
“你这个混账！”胡浪槐狠狠地说，“立马离开她！”
突然之间，他觉得自己的肚子狠狠地挨了一拳，蹲在了地上。那个人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轻蔑地说：“你这个小毛孩，指使起兄长来了。告诉你我根本不会碰你妹妹。”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
胡浪槐那年16了，虽然没到20，但也算是一个人物。他蹲在地上，很久不能动弹。等他能动弹的时候，好像有一滴泪水掉在地上。
这便是结局了，他不想再和触霉头的**有任何瓜葛。不晓得是巧合还是老天有心，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当他到那里的时候，上衣已经湿透。
走动的时候不觉得，到了屋子里，他就冷了。那女人生起一炉暖暖的火，两人坐在一起。“脱下来吧，这里没外人。”她说。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胡浪槐说。他的头发仍然在滴水，仿佛有一辈子的露水在那里。
那女人听了，嫣然一笑：“你不想见我，不见便罢了，何必来一趟？”
他听了，心里的厌恶更深了。他脱掉湿重的上衣，丢在地上，推门离去。
“偷情想走？没那么容易！”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断喝。一个似乎是女人的猛兽排山倒海而来，一把拽住了他。他只觉得眼前一阵昏花，就被捆住了。“年轻人，逛不起窑子就不要乱来。”老鸨看着他，道。
“你先出去，我有话跟他说。”**在老鸨的耳边窃窃低语了几句。老鸨心领神会地出去了。临走前把他丢在地上。
“既然你也拿了那么多好处，我可不能让你白白占了便宜。”那个女人走到他的跟前，俯视着他，这可不妙。她拿出一根烟，静静地抽了一会儿，然后淡淡地说，“不妨这样，你把自己卖给我好了。”说罢，她在胡浪槐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胡浪槐愣了一会儿，就像小孩子那样哭了。
“你以为女人和男人亲亲嘴就会怀孕吗？”那**却笑得合不拢嘴，解开了绑在他身上的绳子，“真奇怪，小孩子都这么幼稚。”随后，那女人便开门走了。
雨好像停了，真快。胡浪槐四下望了望，有一扇窗户是开着的，窗边有一件干衣服。那时候，他竟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快乐。穿上干衣服，他跳出了窗户。
大哥晚上回家，发现二哥和小妹坐在一起。小妹一脸尴尬，二哥则穿了一件女人的上衣。
“小妹谈恋爱了，和一个混蛋。”二哥空洞地看着他，空洞地说。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他随口道。没想到二哥竟然慢慢地走过来，轻轻地搂住他，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这是兄弟关系的好兆头，他心里一阵感动。
“别管这些了，睡吧。”他左手搂着小妹，右手搂着二哥，立马就进入了梦乡。这冗长的一天，让他分外疲惫。
二哥和大哥翻脸了。
这简直没有道理。
大哥百思不能得解答，午休的时候在街上闲逛。这时候，他好像看见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那一刻，对时代的痛苦感怀，对家庭的痛苦体察，变革的惶恐，经济贫困的压力，还有幻灭的愤怒，一股脑涌上心头。他实在无法忍受了。
父亲本来是大学的教授。他是大哥心中一家的榜样，是大哥崇拜的对象。现在他竟然开发副业，在街头卖地瓜。他太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了。
明明和小妹赶到的时候，看见父亲的地瓜炉倒在地上，大哥拼命地拉着他，回家。大哥最近还在送报纸。他要送的报纸，都撒在地上。
“住手！”这本来是他的台词。可是这时，沉默地小妹开口了，她默默地扶起地瓜炉，推着，开始叫卖。
那时候，所有人都释怀了。
1932年的时候，小妹胡子12岁，二哥胡浪槐16岁，大哥胡民国20岁。上海沦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