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阶段，是一个农业古国，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围绕土地问题，进行过无数次的斗争。土地永远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命根子，也是中国农村的永恒主题。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人数最多、情况最复杂的一个群体。谁能够把它们有效地组织起来，充分发掘他们的潜能，这将成为令人吃惊的巨大力量。党了解农民讲究实际这个事实，一旦有人能提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正确主张，便立马能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
那么土地改革一定是最合适的了。因为土地改革会消灭地主阶级，会使渴望拥有土地的广大农民分到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和房屋等，还可免除每年向地主缴纳地租的责任。这一政策的实施，党确实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继而打败了国民党，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那么，怎样来评价地主阶级呢？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评价应该是这样的：在经济层面，它是传统农耕社会里土地的拥有者、经营者，很多地主还兼营工商业；在文化层面，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出自这一阶级，近代以来，更衍生出大量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文学艺术家；论社会角色，地主作为农村社区领袖，协调官民，维持地方，倡办教育与慈善等等。当然，同其他阶级和阶层一样，它也有恶人恶行，如黄世仁、南霸天之类“土豪劣绅”。这与其说是出自阶级本性，不如说是出自人性的阴暗面。
有人考察，到19世纪后半期，地主阶级已经开始转型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当社会进一步发展，地主阶级就会被资产阶级所取代，退出历史舞台也是社会发展必然。但土地改革是一种以革命暴力手段而消灭地主阶级的，是建立新政权的需要。
东北全面解放后，辽阳也开始了土地改革，张媛回去时已是土改后期，那时的土改政策主要是：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力争做到耕者有其田；采取正确的方针对待富农和地主，不能一竿子全部打倒，要有所取舍；坚持实事求是和党的绝对领导等重要的指导思想。
在后期的土改运动中，这些指导思想成为了主导土改的方向。也就是说政策比较宽松一些，比過去的土改溫和、寬容。
比如，對地主，限制了沒收其財產的範圍，不沒收浮財，严禁乱抓乱打乱杀。当时张家自住的房屋政府没有收回，其余的房屋和土地全部被政府收回，比起早期的“净身出户”好多了。“净身出户”是指只允许穿着当季的衣服离开自己的家。这个家就再也不是他的家了，直到永远。这在当时是解放区普遍采用的方式。另外还有“流血斗争”这里就不说了。
赶上当时的政策，又是张老太爷是个开明绅士，积极配合土改，平时众里口碑又好，调查佃农时也没有恶语相加的，老太爷也是相安无事。
张媛母亲张董氏，在张媛结婚不久就带着张媛的两个年幼的弟弟回到娘家居住了，平时靠给人做点针线活补贴生活。她的针线活特别好，手工缝制旗袍很受人欢迎，虽然苦点，但能自己养活自己，比寄人篱下靠人养活心情舒展多了。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土改工作组根据她的特殊情况，把他们这一支的成分定的是城市贫民，而其他张家人都是大地主成分。
张媛匆匆赶回去想解决的问题，眼下已不是问题。另外，她更没有想到的是这看似好事的一件事，会在十几年后掀起轩然大波，这可真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啊。
张媛这次探亲，是离开辽阳以后第一次回到娘家探亲。几年没见，母亲衰老了很多，张媛知道母亲不容易，便不停地抽空帮母亲干活，平时娘俩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磕。可这时间它也真的溜得飞快，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再有几天就过年了，张媛知道志刚现在一定已经回到家了，所以她必须在春节前赶回去。
她准备腊月二十九走，三十赶到家，和婆家人一起过个团圆年。二十九那天一早，张媛就帮妈妈做好了饭，在屋里四处环顾着，看看临走还能干点什么，她知道这一走，又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
她来到了院子里。这时，看到母亲一个人偷偷在墙角流泪，母亲是舍不得她走。张媛心里一阵难受：母亲年轻守寡，一个人带孩子一路走过来不容易，自己又偏偏离得那么远，什么也帮不了，要过年了，我这个时候走，母亲这个年能过好吗？
想到这里，她擅自做出个决定，过完初二再走。因为初二是当地结婚的女儿回娘家过年的日子，她不想那天叫母亲孤孤单单地过。下定决心之后，张媛走过去，轻声唤着母亲，说妈妈别难过了，我不走了，我初三再走。母亲说什么不同意，可张媛决心已下，她告诉母亲，莫志刚过完正月十五才能走，莫家另两个儿子也回来过年，他家挺热闹的，不差我和孩子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