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为什么奔吴？
那么，泰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奔吴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是他们为了遵从父王的旨意，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然后再传位给季历的儿子昌。泰伯和仲雍宁可不要王位，而去往几千里以外的荆蛮之地，与当地人一样断发纹身，刀耕火种，显示了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古往今来，研究吴史、吴文化者都取“让权说”，极少有人提出疑义。
仔细想想，疑问却来了。从黄土高原的歧山到长江以南的太湖，即使走直线也有三四千里，路途遥远而又坎坷。兄弟二人带上随从，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丛林草莽间踩出一条路来，绝非易事，遇到的困难必然会超出想象。假如身后有敌军追来，为求生欲望所驱使，或许会铤而走险，但为仁义道德计，似乎不必刻意历尽艰险，只要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寻找生存之处，便可成全父王和季历。泰伯他们自幼生活在干旱少雨、刚直粗犷的黄土高原，突然来到温润潮湿、湖荡环绕的太湖流域，水土不服且不必说，语言、风俗、宗教和生活方式等等，也都有很大差别。他们竟甘心情愿地遵从当地的风俗习惯，与荆蛮人一样，断发文身，以表示再也不回到渭水流域去。在这片荆蛮之地，与百姓一起引水入江，种植水稻，并授予礼仪，教化人民，赢得了百姓们的爱戴，被推崇为首领，及至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勾吴。
缘由何在？其实是为了寻根，返回先祖的故土。寻根，是近几十年间涌现的寻找自我的思潮，寻根活动却古已有之。
太湖流域当时确是一片荆蛮之地。但，早在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这里已创造了辉煌的史前文明。尤其是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的范围已达到相当规模。那时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了精神生活追求。在此基础上，原始宗教开始萌生，与之相适应的祭坛、巫觋和用玉、石打制的礼器相继问世。甚至出现了体现思维智慧的原始刻符文字和图腾纹饰。
然而，在距今四千年左右，有着蓬勃生命力的良渚文化突然消亡了。消亡的原因，与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有着深刻联系。良渚时期的许多文化因素却顽强地在保留了下来，并影响着中原地区的文化。商周时期的璧、琮、兽面纹（饕餮纹）以及某些青铜器的形制明显带有良渚文化色彩，就是明证。
我们不难推断，泰伯、仲雍应该是被洪灾和战争所逼迫，迁往北方的良渚先民的后代。恰恰是源于血缘的文化认同感，促使他们长驱数千里，来到先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太湖流域，很快与荆蛮之地的人们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