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前美国尼克松访华时，曾经让人提供一句不受时空限制的中国谚语，他得到的是这么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元代词人奥敦周卿写过一首《双调蟾宫曲》：“春暖花开，岁稔时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最早将丰饶的江南水乡比作天堂的。但也有人认为，唐代诗人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中的诗句“人谓尔从江南来，我谓尔从天上来！”比他还要早。早，往往就能成为权威。
白居易有机会在人间天堂做官，不由自主写了许多赞美的诗篇。任杭州刺史时，他就对身为越州刺史的元稹夸口：“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馀杭尽不如。”后来任苏州刺史，又说苏州“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后来将苏、杭并称，颇以曾为“苏杭两州主”而感到自豪。晚年回到北方，更是对苏、杭二州念念不忘。
苏州和杭州受到如此推崇，无疑与繁荣富庶有关，当然也离不开美丽如画的山水。苏州和杭州确是作为江南的代表而享誉天下的。
单之蔷在《江南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说：
每当北方的游牧民族挥师南下，中原的汉政权无法抵挡之时，江南就是偏安之地。江南使中华文明避免了灭绝的命运。皇帝都被掳走，国家和文明还能存在，如北宋的“靖康之耻”。这全赖江南也。江南是中华文明的“避难所”、大后方。中华文明就像候鸟，当严冬来临，就迁到了江南，每当春天来临，又飞往北方。杜牧有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句诗赠给中原的汉文明是很贴切的。中原的汉文明在与游牧民族的拉锯战中，正是靠退居江南，休养生息，待羽翼丰满，而又卷土重来的。历史上许多古老的文明都是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下灭绝了，幸运的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绵绵不坠是因为我们有江南。
而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南向牧马，汉文明的衣冠南渡，都是对江南的一次开发、拓展和提升，也是对江南这个概念的锤炼。正是在这一次次的锤炼中，江南长大了，成熟了，江南的形象越来越鲜明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恰恰是历史螺旋式上行的动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看来也不是平白无故地冒出来的，而是数千年孕育的结果。
泥土修筑的金字塔
太湖流域广袤的原野上，散落着许多土墩。似山，似陵，气势不凡。这，其实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祭坛，用泥土修筑，被考古学家们称作“中国的土筑金字塔”。4000多年前它们诞生时，尼罗河畔的埃及人也在修筑金字塔。
当时，人们先是在居住地中心部位开挖一条环形河道，将河道中掘出的泥土堆筑祭坛，接着在外围又挖出一条环形河，泥土继续运到中央，增高祭坛，堆筑墓地；再在内河和外河之间开挖许多小河道，将泥土加固墓地。为了节省劳动成本，他们也利用一些自然河道。于是，一个水城形成了。这是江南古城的滥觞。
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南面和北面是天目山的支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南北两侧向东流过。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良渚古城中部发现了莫角山巨型台址和反山墓地，在城外北偏东五公里处发现了瑶山墓地，出土了大批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玉琮、玉壁等礼器。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一共发现了六座水门。
吴淞江畔的古镇千灯，有一处少卿山。这也是一座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土台。考古工作者在土台北侧发现了房屋遗址。生活面上，留有黑皮陶豆、圈足盘、罐和彩陶杯以及砺石和石鱼标。黑灰中还淘洗出碳化稻谷和植物种子。基础面，是在红烧土块上垫多层黑灰和粘土堆筑而成的。两段墙体，一段在东面，南北向，保存长约三米；另一段在西南面，保存长约一米半。仔细分辨，可以看出先人们是用两根竹子或芦苇并排为经线，五根竹子或芦苇并排为纬线，交叉编织。经线分为上下排，一隔一错开，匀称、美观、实用。编织好以后埋进土里20厘米左右，中间隔一段距离竖立一根木柱，用以固定，然后抹上粘土，干结以后，就成了墙体。千万不要小看了它，这可是江南有史以来最早的墙体。结实的红烧土，正是砖的雏形。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在良渚文化时期，一国即一城，一城即一国，城更多地具有祭祀功能。有水城，也有陆城。常常是一墩聚居一族，即形成一个原始城市，甚至一个古国。千万不要低估了先人的智慧。那个古国林立的时代，官制、农业、水利、医药、土地丈量、天文历法乃至文字，都已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