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密泰恩和他的仆人布吕诺在散步、观望和聊天，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君士坦丁堡的托普哈内广场一向因人群的来往和喧哗而热闹非凡，但在8月16日那一天的晚上6点钟，却静悄悄地毫无生气，几乎是一片荒凉。从通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港口高处看下去，仍能发现它迷人的景色，但里面却没有什么人。勉强有一些外国人匆匆而过，走上狭窄、肮脏、泥泞、有黄狗挡道的通向佩拉郊区的小街。那里是专门保留给欧洲人的居住区，石砌的房屋在丘陵的柏树林衬托下显得黑白分明。
这座广场总是风景如画——即使没有五颜六色的服装来突出它的近景——秀丽得使人赏心悦目：它的穆罕默德清真寺有着细长的尖塔，阿拉伯风格的美丽喷泉现在只看得见天穹般的小屋顶。它的店铺出售各种果汁冰糕和糖果，堆满了南瓜、士麦拿的甜瓜、斯库台的葡萄的货架，与香料商和卖念珠人的各种货摊形成了对照。它的港口里停靠着几百只花花绿绿的轻舟，双桨在桨手交叉的双手下面与其说是击打，还不如说是轻轻地擦过金科尔纳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蓝色的海水。
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些习惯于托普哈内广场的闲逛的人到哪里去了？这些漂亮地戴着卷毛羔皮帽子的波斯人，这些短裙上有无数褶子、不无优雅地晃来晃去的希腊人，这些几乎永远穿着军装的切尔克斯人，这些在绣花上衣的开口处露着被阳光晒得焦黄的皮肤的阿尔诺特人，最后还有这些土耳其人，这些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古代拜占廷人和老伊斯坦布尔的子孙，是的，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当然用不着去问这两个外国人、两个西方人，此刻正鼻子朝天，带着询问的目光，迈着犹豫的步子，几乎是孤独地在广场上漫步：他们是不会知道该怎样回答的。
不过事情还不止于此。就是在港口以外的城市里面，一个旅游者也能看出这种特有的被抛弃般的寂静，在古老的宫殿和由三座浮桥与左岸相连的右岸上的托普哈内码头之间，打开了金科尔纳这个深深的缺口，在它的另一边整个盆地般的君士坦丁堡似乎都在沉睡。那么难道没有人在布尔努宫守夜？在阿哈默德、巴伊兹迪埃、圣索非亚、苏莱玛尼埃等清真寺里，就不再有信徒、哈吉、朝圣者？塞拉斯基拉钟楼的看守者，也就和他的看守加拉塔钟楼的同行一样，虽然都负责监视城里常有的火灾，却还在睡他的午觉？确实，尽管奥地利、法国、英国的汽船船队，客轮、轻舟、汽艇都拥挤在浮桥和地基浸在金科尔纳的海水里的房屋周围，却连港口的永无休止的活动都像是出了一些故障而停下来了。
难道这就是被人们如此赞美的君士坦丁堡，这个由于君士坦丁一世和穆罕默德二世的意志而实现的梦想？这正是两个在广场上漫步的外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他们之所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倒不是因为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他们会讲的土耳其语已经完全够用了：一个是20年来都在商务往来中使用这种语言，另一个尽管是以仆人的身分呆在他的身边，但也是常常给主人当秘书的。
这是两个荷兰人，生于鹿特丹，杨·范·密泰恩和他的仆人布吕诺，奇特的命运刚刚把他们推到了欧洲尽头的边界上。
范·密泰恩——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四十五六岁的男子，金黄色的头发，天蓝色的眼睛，黄色的颊髯和山羊胡，不留小胡子，面颊红润，在脸上显得稍短的鼻子，头颅有力，肩膀宽阔，身材高于常人，肚子刚刚隆起，双脚不优美但很结实——的确是一个正直的人，完全是他那个国家的人。
从津神上来说，范·密泰恩的气质似乎有点软弱。毫无疑问，他属于这类脾气温和、平易近人的人，即避免与人争论，在各个方面随时准备让步，生来就不是指挥而是服从别人的。他们是平和而冷静的人，人们通常说他们没有毅力，即使他们自以为有毅力也无济于事。他们的脾气倒并不因此而变得更坏。有一次，不过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忍无可忍的范·密泰恩介入了一次争论，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那一天他完全摆脱了他的个性，但从那以后，他又像回家一样恢复了他的个性，其实他当时让步也许更好一些，而且他如果早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前途的话，他无疑是不会犹豫的。不过人们无法预知未来的事情，它们将会成为这次事件的教训。
“好吗，我的主人？”当两个人到达托普哈内广场的时候，布吕诺问他。
“怎么样，布吕诺？”
“我们就已经在君士坦丁堡了！”
“不错，布吕诺，是在君士坦丁堡，也就是说离鹿特丹有几千里了！”
“您是不是终于会感觉到，”布吕诺问他，“我们离鹿特丹已经足够远了？”
“我永远不会觉得离它太远的！”范·密泰恩回答时压低了声音，似乎荷兰近得能听到他说话。
布吕诺是范·密泰恩的绝对忠诚的仆人。这个诚实的人外表·有点像他的主人——至少在他的尊重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这是多年来一起生活形成的习惯。在20年里，他们也许没有一天分开过。如果说布吕诺在家里不如一个朋友的话，他也不止是一个仆人。他聪明而有条不紊地效劳着，乐于提出一些使范·密泰恩能够获得好处的建议，或者甚至使主人听一些乐于接受的责备。使他生气的是他的主人听从任何人的命令，不会反抗别人的意志，总之是缺乏个性。
“您这样要倒霉的！”他常常对主人说，“连我也要跟着倒霉！”
应该补充的是布吕诺45岁，生来爱呆在家里，外出旅行他就受不了，这么累下去，人的机体就失去平衡，就会疲惫不堪，逐渐消瘦，而布吕诺有每个星期都要称量体重的习惯，以便使他动人的仪表不遭受任何损伤。当他开始为范·密泰恩效劳的时候，他的体重还不到100斤。所以对于一个荷兰人来说，他是瘦得没脸见人了。然而不到一年，靠着家里极好的饮食制度，他长了30斤，就能够到处出头露面了。多亏了他的主人，他现在才有体面的好气色和160斤的体重，这在他的同胞当中也完全说得过去了。再说应该谦虚一点，所以他打算到晚年再达到200斤。
总之，布吕诺眷恋他的家，他故乡的城市，他的国家——这个在北海上夺得的国家——如果没有严重的情况，他是永远不会顺从地离开纽哈文运河上的住宅，在他看来是荷兰第一城的漂亮城市鹿特丹，以及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王国荷兰的。
不错，毫无疑问，但同样真实的是在那一天，布吕诺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古代的拜占廷、土耳其人的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了。
归根结底，范·密泰恩是什么人？——只是鹿特丹的一个富商，一个烟草批发商，是哈瓦那、马里兰、弗吉尼亚、瓦利纳、波多黎各，特别是马其顿、叙利亚、小亚细亚的优质产品的联名签署人。
已经有20年了，范·密泰恩与君士坦丁堡的凯拉邦公司做着大笔的烟草生意，该公司把它的信誉卓著、质量可靠的烟草发往世界的五大洲。与这个重要的商行不断往来，使这位荷兰批发商津通了土耳其的语言，也就是在整个帝国通用的奥斯曼语。他说起这种语言来就像奥斯曼帝国的一真正的臣民，或者像信士们的长官“摩莫南埃米尔”的一位大臣。布吕诺出于好感，正如上面所说的，他对主人的生意了如指掌一样，说起这种语言来也同样熟练。
在这两个怪人之间甚至有过约定，当他们到土耳其之后，他们私下谈话时只用土耳其语。因此除了他们的服装之外，实际上人们很可能把他们当成两个古老血统的奥斯曼人。何况这种看法尽管使布吕诺不高兴，却会使范·密泰恩感到愉快。
然而每天早晨，这个顺从的仆人却甘愿问他的主人：
“Beyefendi， her istedi?ini？”
这句话的意思是：“先生，您想要什么？”后者就用流利的土耳其语答道：
“F?r?alar benim resmi k?yafet ve benim pantolon。”
意思是：“刷一刷我的礼服和我的长裤！”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就会明白，范·密泰恩和布吕诺在君士坦丁堡这座巨大的城市里走来走去不会有任何为难：首先是因为他们非常流利地讲着该国的语言；其次是他们在凯拉邦公司里一定会受到友好的接待，该公司的头头已经到荷兰去了一次，并在进行比较之后，与他在鹿特丹的商业伙伴建立了友谊。这甚至是范·密泰恩离开他的国家之后，想过要到君士坦丁堡来定居的主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布吕诺尽管抱怨还是跟着他，所以两个人才终于在托普哈内广场上漫步。
不过在此刻的夜色里，开始出现了一些行人，但主要是外国人而不是土耳其人。然而还是有两三个苏丹的臣民边走边聊，一个建在广场深处的咖啡店的老板，不慌不忙地排列着到现在还没人坐的桌子。
“1点钟之前，”一个土耳其人说，“太阳将沉没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水里，到那时”
“到那时，”另一个答道，“我们就可以吃饭、喝酒，尤其是随意怞烟了！”
“有点太长了，这种斋月的斋戒！”
“像所有的斋戒一样！”
另一方面，两个外国人也在咖啡店前面散步，同时在进行交谈：
“他们真令人吃惊，这些土耳其人！”其中一个说道。“确实一个旅游者在这种讨厌的封斋期里来游览君士坦丁堡，会对马赫穆德的首都留下一种凄凉的印象！”
“呵！”另一个反驳说，“轮敦的星期天也不比这里高兴！土耳其人白天斋戒，他们就在夜里进行补偿。随着宣告太阳落山的炮声，烤肉的气味、煎鱼的香气、长管烟斗和香烟的烟雾，就使街道又恢复了平时的模样！”
这两个外国人想必说得有道理，因为就在这时，咖啡店老板叫着他的伙计喊道：
“把什么都准备好！一个小时以后，斋戒的人就全涌来了，就不知道该听谁说话了！”
两个外国人接着谈话，说：
“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斋戒期间的君士坦丁堡看起来更加有趣！如果说这里的白天像行圣灰礼仪的星期三那样凄凉、阴郁、悲惨的话。它的夜晚却是像狂欢节的星期二那样高兴、热闹、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