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年秋天，我从远处的原野上打猎回来，路上受了些风寒，生起病来。幸好发热的时候我已经住进了一个县城旅馆。我叫人去请医生。半小时后，县城的医生来了，身材不高，瘦瘦的，长着一头黑发。他给我开了些普通的发汗剂，叫我贴上芥末膏，熟练地把一张五卢布钞票塞进翻袖口里，同时干咳一声，往一侧看了看，就准备打道回府了。忽然，他不知怎的又同我交谈起来，于是就留了下来。我正被发烧弄得郁闷，预感到今夜会是个不眠之夜，很高兴此时正好有一个好心人能同我聊聊天。茶拿来了，我的医生的话匣子也打开了。这个小个子很聪明，口齿伶俐而风趣。世上常常有这样的怪事：有的人你和他长久待在一起，关系密切，然而却从来不会同他推心置腹地说话；而有的人呢，刚一认识，就一见如故，彼此像对神忏悔一样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了。不知道我凭什么博得了我的新朋友的信任，他竟无缘无故地，即所谓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一件相当特殊的事讲给我听了。现在我就把他的故事尽可能用他的原话讲述给善意的读者。
“您也许不认识，”他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这是纯正别列索夫烟草的作用）说，“您也许不认识这里的法官巴维尔·卢基奇·梅洛夫吧？……不认识……嗯，没有关系。”他清了清喉咙，揉了揉眼睛，“让我来告诉您，是这么回事，怎么说呢，哦，这事发生在大斋期，正是解冻时节。我坐在他家里——我们的法官家里——玩朴烈费兰斯牌。我们的法官是个好人，是一个喜欢玩朴烈费兰斯的猎人。突然（我的医生习惯用突然这两个字），他们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啥事？’他们说：‘送了个字条来，也许是病人家送来的。’我说：‘把字条给我看看。’果然是病家送来的。……哦，很好，这，您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食粮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是一个女地主——一个寡妇写给我的。她写道：‘小女病危，看在上帝分上，劳驾您出诊，我现已派马车来接您。’嗯，这都没啥，可是她住在离城二十俄里的地方，夜已经深了，而且路也很难走啊！况且她家里境况不好，两个银卢布以上是不必指望了，就连这点恐怕也很难保证呢，也许只能得到些粗麻布或是一些谷物罢了。可是，您知道，职责啊，人命关天啊。我立即把纸牌交给牌友卡利奥平，回到了家里。一辆小马车停在台阶前，马是农家马——大肚子马，可真是大肚子啊，那马毛简直就像毡子，马车夫为了表示恭敬，脱了帽子坐着。我心想：看样子，老兄，你家主人可不是坐镶金马车的……您在笑了，可是我告诉您：我们这班穷人，凡事都要仔细掂量啊。如果马车夫像个神气活现的公爵似的坐在那里，不摘下帽子来致敬，还从胡须底下露出一丝冷笑，摇晃着马鞭——那么你大可要到两张钞票！但是今天，我看出这可不是什么美差。不过，我想，没法，职责第一。我收拾好最必需的药品，就出发了。您信不信，我还真差点儿到不了啦，道路简直糟透了：小河沟、积雪、泥泞、水坑，突然堤坝又缺口了——灾难啊！可是我总算还是到了。那是一幢小房子，盖着麦草。
“窗子透出灯光，看来在等我。一位戴着睡帽的端庄老太太出来迎接我：‘请您救救她吧，她快不行了。’我说：‘别着急……病人在哪儿？’‘来，请到这边来。’我一看，一间很干净的房间，屋角里点着一盏灯，床上躺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姑娘，已经不省人事了。她在发烧，温度很高，呼吸很困难，害的是热病。房间里还有两位姑娘，是她的姊妹。她们都吓坏了，哭得满脸泪痕。她们说：‘昨天还很健康，胃口很好。今天早晨嚷着头痛，到晚上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是那句话：‘请不要着急。’您知道，这是医生的职责啊。我立即着手救治，我替她放了点血，叫她们替她贴上芥末膏，开了一服合剂。这时候我一直望着她，望着她，您可知道，啊，上帝，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脸蛋儿——一句话，是个绝色美人！我心里可怜惜她了。她的面貌真是可爱，她的眼睛……好了，上帝啊，她好些了，出了汗，好像清醒过来了。她向周围望望，微笑一下，用手摸摸脸。她那两个姐妹弯下身子去看她，问她：‘你怎么样？’‘没什么。’她说着，就转过头去。我一见她已经睡着了，说，好啦，现在要让病人安静一下。于是我们都踮着脚走了出去，留一个丫鬟在这里随时伺候。客厅里桌子上已经摆好茶炊，还有牙买加糖酒，干我们这行，这是必不可少的。她们端茶给我，要我在这里过夜。我同意了：现在还能到哪儿去呢！老太太老是叹气。我说：‘干吗这样呢？她一定会好的，请您不要着急，还是自己去休息一下吧，已经一点多了。’‘如果有什么事，请您让人叫醒我。’‘好的，好的。’老太太就出去了，两位姑娘也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客厅里已经替我备了一张床。我躺上床，可是老睡不着，这是多么神奇的事！因为已经很累了。我总是惦记着我的病人。终于忍不住，坐起来，我想：我得去看看，病人怎么样了？她的卧室就在客厅隔壁。于是，我就起了床，悄悄地开了门，可是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一看，那丫鬟已经睡着，嘴巴张开，还打鼾呢，这家伙！病人脸朝着我躺着，伸展着两手，可怜的人儿！我走近跟前。她突然睁开眼睛，盯住我看！‘谁？谁啊？’我不好意思起来。‘别害怕，’我说，‘小姐，我是医生，我来看看您现在怎么样了。’‘您是医生？’‘我是医生，我是医生……是您母亲派人到城里接我来的，我们已经替您放过血了，小姐，现在请您安心休养吧，再过两三天，上帝保佑，就让您起身下床啦。’‘啊，是的，是的，医生，不要让我死啊，……求求您，求求您。’‘您这是怎么了，上帝会保佑您！’我心想，她又在发烧了，我替她把脉，果然有热度。她对我望了一阵子，突然握住了我的手。‘我告诉您，为什么我不愿意死，我告诉您，我告诉您……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可是请您别告诉任何人……您听我说……’我俯下身子，她的嘴唇凑近我的耳朵边，她的头发碰着我的脸——说实话，那时候我已经晕了，她就开始低声说话……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啊，她是在那里说梦话……她喃喃地说着，说着，说得很快，而且好像不是俄语，说完之后，她哆嗦一下，把头倒在枕头上，竖起一根手指威吓我。‘记住啊，医生，别告诉任何人……’我好不容易让她安静下来，给她喝足了水，叫醒了丫鬟，就出去了。”
医生说到这里，又猛地嗅了一会儿鼻烟，发了一小会儿呆。
“但是，”他继续说，“第二天，出乎我的预料，病人并没好转。我再三考虑，毅然决定留在这里，虽然还有别的病人在等……您也知道，病人是不能怠慢的，这对我的业务有影响。但是，第一，病人的确是快要绝望了；第二，说实话，我对她很有好感。况且，她们一家人都挺不错。她们虽然是没有家产的人，可确实很有教养。她们的父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个作家，当然是在贫困中死去的，可是他已经让孩子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又留下许多书籍。不知道是因为我热心照顾病人呢，还是另有缘故，总之，我敢说，她们都像亲人一样爱我。这时候，雨季来了，道路泥泞得厉害，一切交通都完全断绝了，到城里去买药也非常困难。病人也没有起色。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但是……这时候……（医生沉默了一会）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对您讲……”他又嗅了嗅鼻烟，喉头咯咯作响，喝了一口茶，“对您坦白说了吧，我的病人……怎么说好呢，可说是，爱上了我……或者，不，不是爱上了我……不过……实在，这个……”医生低下了头，脸红了。“不，”他热烈地继续说，“哪里谈得上爱上了我呢！一个人到底应该有自知之明。她是一个有教养的、读过很多书的女子，而我呢，连拉丁文也差不多完全忘记了。至于品貌呢，医生微笑着看了看自己，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傲。可是上帝并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傻瓜：我不会把白叫作黑，我多少懂得一点，譬如说，我心里很明白，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对我不是产生了爱情，而是有了一种所谓友谊的好感和尊敬。虽然她自己在这一方面也许是弄错了，可是她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请您判断吧……不过，”医生带着明显的慌张，一口气说出了这些断断续续的话之后，又补充说，“我的话似乎有点语无伦次。这样说估计您一点也听不大懂……那我还是从头说起吧。”
他喝干了那杯茶，用更为淡定的语调说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