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云：任城者，郡名。樊者，县名。姓何，名休，字邵公。其《本传》云：“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大传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闚门十有七年。”是也。序者，舒也，叙也，舒展已意，以次叙经传之义，述已作注之意，故谓之序也。
昔者孔子有云：
[疏]“昔者，孔子有云”。
解云：昔者，古也，前也。故《孝经》云：“昔者明王，”郑注云“昔，古也。”《檀弓》上篇云“予畴昔夜梦”，注云：“昔犹前也”。然则若对后言之，即言前；若对今言之，即言古。何氏言前古孔子有云，云，言也。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疏]“吾志在”至“《孝经》”。
解云：案《孝经·钩命决》云“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也。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经》言行在。《春秋》者，赏善罚恶之书，见善能赏，见恶能罚，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经》者，尊祖爱亲，劝子事父，劝臣事君，理关贵贱，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经》也。
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
[疏]“此二”至“极致”。
解云：二学者，《春秋》、《孝经》也。极者，尽也。致之言至也，言圣人作此二经之时，尽已至诚而作之，故曰圣人之极致也。
治世之要务也。
治，直吏反。
[疏]“治世”至“务也”。
解云：凡诸经艺等皆治世所须，但此经或是惩恶劝善，或是尊祖爱亲，有国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要务也”，言治世之精要急务矣。《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礼。”礼者，谓三王以来也，若大道之时，礼於忠信为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尧舜，故言此。考诸旧本皆作“也”字，又且於理亦宜然。若作“世”字者，俗误已行。
传《春秋》者非一。
[疏]“传《春秋》者非一”。
解云：孔子至圣，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度秦至汉，乃著竹帛，故《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毌子都著於竹帛，与董仲舒皆见於图谶。”是也。故大史公云：“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董生相胶西王，疾免归家，以修学著书为事，终不治产业。”是也。又《六艺论》云：“治《公羊》者，胡毌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安乐弟子阴丰、刘向、王彦。”故曰传《春秋》者非一。旧云“传《春秋》者非一”者，谓本出孔子而传五家，故曰非一。
本据乱而作，
[疏]“本据乱而作”。
解云：孔子本获麟之后得瑞门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则天之数。是以不得取周公、成王之史，而取隐公以下，故曰据乱而作，谓据乱世之史而为《春秋》也。
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论，卢困反，下“持论”同
[疏]“其中”至“之论”。
解云：由乱世之史，故有非常异义可怪之事也。“非常异义”者，即庄四年，齐襄复九世之雠而灭纪；僖元缺年，实与齐桓专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异义，言异於文、武时。何者？若其常义，则诸侯不得擅灭诸侯，不得专封，故曰非常异义也。“其可怪之论”者，即昭三十一年，邾娄叔术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
说者疑惑，
[疏]“说者疑惑”。
解云：此“说者”，谓胡毌子都、董仲舒之后，庄彭祖、颜安乐之徒。见经传与夺异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
[疏]“至有”至“戾者”。
解云：此倍读如反背之背，非倍半之倍也。言由疑惑之故，虽解经之理而反背於经。即成二年，逢丑父代齐侯当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说者非之，是背经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异辞之言，颜安乐以为从襄二十一年之后，孔子生讫，即为所见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见者，目睹其事，心识其理，乃可为见，故《演孔图》云“文、宣、成、襄，所闻之世也”。而颜氏分张一公而使两属，是其任意也。反传违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案隐三年传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谓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书其日而已；失之后者，朔在后也，谓晦日食，失正朔於后，是以又不书日，但书其月而已。即庄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则日食之道不过晦朔与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颜氏以为十四日日食，是反传违戾也。
其势虽问不得不广，
[疏]“其势”至“不广”。
解云：言说者疑惑，义虽不是，但其形势已然，故曰“其势”。虽复致问，不得不广引外文望成其说，故曰“不得不广”也。一说谓颜、庄之徒以说义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经、任意、反传违戾，是以何氏观其形势，故曰“其势”；维適畏人问难，故曰“维问”；遂恐已说穷短，不得不广引外文望成已说，故曰“不得不广”也。“维”误为“虽”耳。
是以讲诵师言至於百万犹有不解，
[疏]“是以”至“不解”。
解云：此“师”谓胡、董之前公羊氏之属也。言由庄、颜之徒解义不是，致地问难，遂尔谬说至於百万言。其言虽多，犹有合解而不解者，故曰“犹有不解”矣。
时加酿嘲辞，
酿嘲陟交反
[疏]“时加酿嘲辞”。
解云：颜安乐等解此《公羊》，苟取顽曹之语，不顾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雱，臣助君虐”之类是也。
援引他经失其句读，
[疏]“援引”至“句读”。
解云：三传之理不同多矣，经之义随经自合，而颜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经为义，犹贼党入门，主人错乱，故曰“失其句读”。
以无为有，
[疏]“以无为有”。
解云：《公羊》经、传本无以周王为天囚之义，而《公羊说》及庄、颜之徒以周王为天囚，故曰“以无为有”也。
甚可闵笑者，
[疏]“甚可闵笑者”。
解云：欲存《公羊》者，闵其愚暗；欲毁《公羊》者，笑其谬通也。
不可胜记也。
[疏]“不可胜记也”。
解云：言其可闵可笑处多，不可胜负，不可具记也。
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
[疏]“是以”至“俗儒”。
解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是以许慎作《五经异义》，云“古者，《春秋左氏》说；今者，《春秋公羊》说”是也。治古学者，即郑众、贾逵之徒，贵文章矣。谓之俗儒者，即《繁露》云：“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洪儒，则言乖典籍、辞理失所名之为俗，教授於世谓之儒。”郑、贾之徒谓《公羊》虽可教授於世，而辞理失所矣。
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疏]“至使”至“可兴”。
解云：贾逵者，即汉章帝时卫士令也。言“缘隙奋笔”者，庄、颜之徒说义不足，故使贾逵得缘其隙漏，奋笔而夺之，遂作《长义》四十一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意望夺去《公羊》而兴《左氏》矣。郑众亦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专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在贾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郑众虽扶《左氏》而毁《公羊》，但不与谶合，帝王不信，毁《公羊》处少，兴《左氏》不强，故不言之。岂如贾逵作《长义》四十一条，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为真也，赐布及衣，将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则贾逵几废《公羊》，故特言之。
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
[疏]“恨先”至“二创”。
解云：此先师，戴宏等也。凡论义之法，先观前人之理，听其辞之曲直然，以义正决之。今戴宏作《解疑论》而难《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义决之，故云“观听不决。”“多随二创”者，上文云“至有背经、任意、反传违戾”者，与《公羊》为一创；又云“援引他经失其句读”者，又与《公羊》为一创。今戴宏作《解疑论》多随此二事，故曰“多随二创”也。而旧云公羊先师说《公羊》义不著，反与《公羊》为一创，贾逵缘隙奋笔夺之，与《公羊》为二创，非也。
此世之馀事，
[疏]“此世之馀事”。
解云：何氏言先师解义虽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馀事。馀，末也。言戴氏专愚，《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犹天下闲事也。旧云，何氏云前世之师说此《公羊》不得圣人之本旨，而犹在世之末说，故曰世之馀事也。
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
[疏]“斯岂”至“过哉”。
解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论”者，执持《公羊》之文以论《左氏》，即戴宏《解疑论》之流矣。“败绩”者，争义似战陈，故以败绩言之。“失据”者，凡战陈之法，必须据其险势以自固，若失所据，即不免败绩。若似《公羊》先师，欲持《公羊》以论《左氏》，不闲《公羊》、《左氏》之义，反为所穷，已业破散，是失所依据，故以喻焉。
余窃悲之久矣。
[疏]“余窃悲之久矣”。
解云：何邵公精学十五年，专以《公羊》为已业，见《公羊》先师失据败绩，为他《左氏》先师所穷，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谓之“窃悲”。非一朝一夕，故谓之“久”。后拜为议郎，一举而起，陵群儒之上，已业得申，乃得公然叹息。
往者略依胡毌生《条例》，
毌音无。多得其正，
[疏]“往者”，至“其正”。
解云：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虽取以通传意，犹谦未敢言已尽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者作《墨守》以距敌《长义》，以强义，为《废疾》以难《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尽在注传之前，犹郑君先作《六艺论》讫，然后注书，故云“往者”也。何氏谦不言尽得其正，故言“多”尔。
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
隐括，古夺反，结也。
[疏]“故遂”至“墨焉”。
解云：隐谓隐审，括谓检括，绳墨犹规矩也。何氏言已隐审捡括《公羊》，使就规矩也。然则何氏最存《公羊》也。而谶记不见者，书不尽言故也。而旧云善射者，隐括令审，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隐括《公羊》，能中其义也。凡木受绳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规矩《公羊》，令归正路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