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我的改变皆不应归功一个说教者的讲义。《弟子规》我是读得烂熟的，它一点不能阻止我同堂弟为着一张洋烟画的血战。我这个人生师傅知道我还爱艺术，他是用艺术的神圣名义斥责我对同类的厌恨。谁都可以，他说，单独一个想写小说的人不应排斥地球上任何一个动物。种类愈繁复，才正是你的运气好呢。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不那样你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学生！
这个我倒还不曾办到。其实，连他自己也不能真的喜欢所有的人。对于市侩土痞，他就时常掩饰不住他的愤恨。但和非接近不可的人，我能够很平静地处下去了。这样一来，我才明白由他们我可以学习许多，生活因而显得盛茂。
跟着对人性的“客观”，他驱逐起我的虚无了。这个他不算成功，为了他自己的理想主义的支架也不甚牢固，他可以看得很远、很远。我可以说他在每一封信里皆提过人类，提过民族。对于这些，凡能尽力的地方，他什么也不辞。因而在人间他至少是个热心的人，然而时常对于近在目前的自己，却焦灼烦闷得了无办法。他时常提到工作，甚而革命，然而他也从不忘记死，这个躲闪不开的阱！
好像合作着一件得意的或者必需的圈套，我接受了他的一切解说。我开始仰起头来，对人生，我有了更浓的热望。在工作上，我增大了野心。这趋势，在《篱下集》里还不大看出，因为我是在濡着一管想战斗而又柔嫩害羞的笔。在《栗子》里，我是学习往大圈子里跳了。我忽略了琐细曲折，（也许我也走开了美的河流！）照他的话，我投进广大的人生里了。
为了纪念这个变迁，我还不妨记出《栗子》这篇写作的始末。那是一个刮大风的下午，我适由天津报馆里请假回北平。下了火车，我看到站台里外排立着超出平日数目的兵士，闪亮着锋利的刺刀，对着每一个没有胡子的人咄咄逼视。
城里人心惶惶，半掩的城门令我唤起几年前内战恐怖的回忆。长安街上，成队的高大马匹上昂然坐着姜黄制服的异国军人。这些人又似乎在监视着地上站着的那些负枪兵士。铁的马蹄踏在僵硬的道上，许多店铺吓得都关严了门。
我揉着混了沙子的眼睛，闯进我这个师傅的门槛。他正倾听着一个年轻朋友述说前门外军警毒打学生的事。看见我来了他说：好，你莫急着回去。留在这里，立在群众里面。我们要亲身经历这场存亡的搏斗。
十二月九日，那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多少青年流了血，多少青年失了踪，只为着嘶喊出民族的自尊！直到夜里十二点，宣武门胡同里还有狠心的警察追着徒手的学生狠命鞭打。“让你再游行，再演讲，浑蛋！”真像青年学生犯了滔天大罪或彼此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那一夜我不能安眠。第二天早晨我去看一个做新闻记者的美国朋友。他和他太太也因为神经受了过重的戟刺未能阖眼。那位热情的太太肩头披散着蓬发如一女鬼。看见我，她一把捉着我胳膊就嚷着：“中国人对中国人能那么狠，你信吗？”
我说不出话来。奴隶照例是这种性格的。顶着大风，我走了几家医院。三年前学生沿街乞募来的“抗敌”大刀，如今是一刀刀地砍在那些年轻学生的头上了！后颈，额部，眉际，分裂开的鼻梁，斜剁成两半的嘴唇，最惨莫如工业大学那个砍断了左臂的。这群刺伤了的绵羊带着血渍躺在那里，时刻还关怀着国家。国家却在他们挣扎于血泊中时，恭谨地捧给狰狞的主顾了。
下午我去访我的母校。那是一个怪学校。抗争立在最前线的是他们，然而学校冰场上也还有着“外曲线”的好手在表演。立在湖滨看着那飘起的紫色围巾，我苦痛极了，或者说，我愤慨极了。我开始怀疑起知识与良心不是相辅并行的东西，这些吸吮了西洋文明而忘却自身处境的高等华人是已经腐烂不堪了。归来怀着一腔莫可奈何的愤怒，我写了《栗子》。如果企图揭露现实的《道旁》还带着忧郁的气息时，我相信在一个国破人亡的时节写下的《栗子》不再容那条暗影投进去了。
同样是《皈依》和《昙》，基督教徒们读了它们或者将感到不痛快，异于主义上的反教者，我是可以用个人身受的遭遇来向他们挑战的。我的确在准备着一个更全豹的揭露。只有一个长篇才容许我记录下我自己的遭受。这里，我只是拔了它一根毛髭而已。
我是生长在一条没钱人住的街上的孩子。在我的门前，天天有那些“征服灵魂”的救世军敲着一只喧哗的大鼓走过。鼓后面还雇了不少年轻女子舞着带铃的小鼓，尖声唱着“快快归主”的调子。队列的紧后面照例有一个黄发碧眼的毛子监督着一切。他向谁都笑。这招惹得一条街家家都出来看热闹。挤在人群中的我，还被一个女鬼子抱了起来。我只记得她脖颈上有个红色徽章。当时我怕得很，我哭了。于是，她把我放下来，拍拍我，一本有彩画的《马太福音》塞进我手里了。像菊子这样入了教的女孩子我知道许多。我相信目前甘心做得比菊子更可怜些的也还不少。但像菊子哥哥景龙那样的男人我却还没见过。这是当前中国的可悲：能干聪明人士似乎遍地皆是，有点气节的却如飞贼侠客一样不大看见了。
五卅惨案发生时我确在为一个洋人做着工，虽然那时我早已是没有妈的孩子了。《昙》这题目与故事本身是无关的。它代表我的一点愤慨。读者如不太健忘，想来还记得十来年前那时全国的激昂民气。我当时空着小肚皮黑早就去东四牌楼，立在石礅上嚷着：“如果你感冒了，别吃仁丹，吃万应锭。”那时我身材矮，我口吃，我衣裳有许多窟窿，然而我那些大人听众并不轻视我。我眼看一个洋人家的厨子听了我们的宣传后，毅然辞了工。一个五岁孩子撕着电杆上的标语玩，我远远见到，举着巴掌跑了过去，猛然一下把那天真无邪的孩子打个昏。就那样鲁莽的事，路人还袒护我，因为那是民气激昂的日子！然而今日呢，却已成为连哼一声都不准的奴隶了。
站在教堂门槛外，比那些昂然举步的洋人更为可鄙可恨的，是那些扛着污腻口袋替洋东收买灵魂的奴才们。异于通常的买办，他们不但廉价买走了诚实大众的灵魂，还贩进一套“有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打”的奴才道德。这些法利赛人相当于汉奸、土棍，然而却各有五个以上的面孔。口齿伶俐，眉眼善笑，可是狰狞险毒起来才怕人哩。我承认在《鹏程》里我的笔是不大忠厚，我实在不甘心那样。好心肠的读者也许以为我在夸大讽刺呢，但是凭良心，我见过比志翔更坏更坏的人。而且这些人截至此刻都依然很安全舒适地活在那里。（他们的办法是只要把洋人和教会元老对付好，一切就不成问题）只是，唉，我这支笔太笨，我还不能惟妙惟肖地把他们画出来。如果有一天，我的笔濡得受使些，我要把那个依然操纵着三百多颗心灵的胖校长——福特公司的汽车手，那个教书传道兼贩狗的瘦马猴，那个笑话大王，和那个业已做了洋商买办的麻教务长，逐一地画出来。
我还愿意画蛇添足地说明（由于一篇表现力尚未谙熟的文章容易为热心的批评家所曲解），在《参商》里，我主要的企图是在发挥一点恋爱哲学。这种类似的悲剧我有过一遭。事后我还写了一些文字。这篇便是根据我在一篇批评里发的牢骚（见商务版《小树叶》中的《评<；虫蚀>；三部曲》）。我知道我的发现毫不新鲜，也许一个饱经世故的老太婆比我更懂。然而对于一个怀了一腔盲瞽热情在人世上如野马般乱撞的我，却还不失为一道闪光。
这里，我还想供说的是：我不是一个没有忧郁的人。我甚至可以说，忧郁在我个人已是不治之症了。但我不骄傲它。我忧郁，我却永不以忧郁为然。我十分清醒它的毒质，为艺术，这也许还是一剂不很坏的佐料。然而时至今日，我应顾及的比那个多多了。我不能忘记我是生活在一个群体中，我的写作将有另外的人读到。为了群体，我在克服它，绝不任它传播。幸而忧郁以外，我还不缺乏一腔对社会的热诚，一颗未枯涸麻木的心。我愿永将这支笔放在那个的支配下面。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上海
（原载1936年《文季月刊》第1卷第2期，收入《栗子》，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0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