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间，我敬重那些宽肩膀的。一条魁伟的影子在我永是值得稀罕的，然而不幸我自己却长得只这么一副尺寸庸常的骨架。十年前，我曾为着矮日夜发过愁。我爬树干攀杠子，只为了把骨节向长里稍伸一伸。那一次在汉口，我遇到过一个身长二尺半的矮朋友。立在他面前，我俨然成为一座矗耸的纪念塔了。撑起腰肢，我多骄傲啊。我即刻同他照了一张像。在渡江舟中，我偏巧逢到一个老友。他冲口第一句便说：“咦，你怎么还那么高！”
是的，还那么高！不但我的骨架不曾伸长些，生活在人间这么一堆日子，在心灵上，我脆弱幼稚得也依然是个矮子。我听过许多创化论者的演讲，也还曾怀着颗跳动的心，读了半部社会主义。然而有什么用呢？到如今，对于生命我还时常有些怔忡游移。我热爱它，然而又怀疑它。当我兴高采烈的时候，一切都成为洒满了阳光的翠绿；然而合起狂笑完了的腮骨，一片阴翳又将我蒙盖起来了。六七岁时，在一个婚宴上，我成为所有来客的丑角。我舞动着小手，我为他们学舌着各种熟稔的声音：山喜鹊，卖玉面饽饽的，并且还用手指把脸蛋构成各种怪样子，逗得红红喜棚下面泛溢起响亮的笑声。在那么些挤挤碰碰的宾客中，我这个梳了双辫的孩子算是最有功于庆贺的了。然而狼藉的杯盘收拾下去了，我眼前的世界变了！宾客们向主人道了谢，陆续向屏风门处走动；适才的一切欢笑好像都弃之如遗。更不堪的，是短打扮的棚铺伙计来拆棚了。我兀自立在冷冷墙角，昂首望着那些爬高的棚工一根根掀着榎槁。顷刻之间，一座盖着酒肉谈笑的席棚为他们拆了个透天精光。我不懂这世界。在我小心膛里，酿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悲哀。一个闹得震天的孩子这时怎么垂了头出来呢？没有人明白我，也没人想明白。上了轿车，我妈才把我拢近些，低声问：“什么闷了你呢？”我噙了一汪酸泪反问她：“妈，干么拆那棚呢？”她为我问个愣。
那以后，我又经历过许多次“拆棚”。终于，连我母亲那棚也拆光了。在一个初秋的黄昏，我永远丢掉了她，一个最明白我的人。那以后，再没有人拢近我，盘问我那些难缠的糊涂事了。心灵如果比身体更容易患病，从那以后，我便算得了不治之症。科学曾理智地纠正了我观念上的若干错误，到如今我却还没找到一个心灵的治疗者！
今早我又发了一封信给一个远方的难友。这是一个受着精神上折磨的年轻朋友。他看穿了法律道德，然而又抓不到另外的。生活在人间，他永是那么隔膜，淡泊，一切都似浮云流水。如今，为了一个妹妹的夭折，他简直担心生命是个奇大的谎了。在信中，我使用最委婉动人的语言劝勉他正视现实，关怀同类被屠宰的遭际，牢记着世界可以变成福地，只要我们擎起理想的火炬。我叮咛他永莫纵容自己在米粒大的事上愁眉不展。那信我写得很堂皇大气。但掷进邮筒里后，我方明白封皮上我写错了住址：那原应该寄给我自己啊。
提起忧郁，我可否认在创作中我曾传播它。有时候，我是苦于太明白自己了。我既知道自己幼稚，然而又清楚长成的应该。忧郁是怎样一宗毒物，我一点也不糊涂。其实这毒物并不太容易传染，但一经传染上，在个人是终身的痛苦，对一个健全的社会，那直是一颗瓦斯弹。曾经有文人喊嚷过生命之空虚，命运之无助。我懂得那喊嚷的不良结果。即使犯了不忠自我的罪，我也宁可写点硬朗的。
因此，在《篱下集》这十二篇窳陋不堪的小说里，我除了消极地描画一些受尽委屈的人们外，在《道旁》这被一个友人误认为“优美的散文”一篇中，我是为现实摆出一份账单。写这篇时，我正为一家大报编着一个小刊物，为了填凑篇幅，我每天皆写一篇给读者的复信，讨论一个身边问题。那天我写的是《出路》，一个会考失败被家庭逐出的陌生朋友走上了绝途，他等候着一个出路的指引。不自觉地我却在复信的结尾处写上了这样的话：
那么，什么是我的“出路”呢？你将这样问了。今晚你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我知道。我一提起笔来就先抓住你质问的核心：“出路。”我让这问题在我身上如一条小蛇的地钻来钻去，笔给我握得都湿了。“什么是他的出路呢？”我自问着。这惊动了我左侧的一位正译着报告江河水位电报的同事。“已经淹没二十几个县了！”他回答我。我愕然。我回答又惊动了对面一位写着本市凶杀案的同事。“穷得没办法嘛，怎么不杀人！”他摇着头，写着满是血迹的新闻。一只粗大多毛的手（指墨索里尼）在欧洲伸出来了，扬言要统治另一个弱小的但是倔强的民族。我丢下了这支笔，我不能写了。什么又是一切人类的出路呢？朋友，我问你！
当整个世界是闷在愚昧、残酷、饥饿、野蛮的洞里时，你自己挖一个小窟窿就算得“出路”了吗？世界是正像今夜这6月的天气，四下布满了黑压压的云，只在几个人的头顶上飘起一片明朗的彩霞。他们唱歌，他们的酒杯是响朗地碰着。他们的文章没有想象，他们对生活就更缺乏想象。一只银行折子，一封粉笺，任你握得多么紧，霹雳一声，这些还能存在吗？
“出路”已成为中国青年词汇中的第一个字了。在那下面的注解是“月薪若干元”，是一切窄小的私我的甜梦，极容易被那即来的暴风雨扫荡的梦。那是“生计”，可不是“出路”。一个有机体的沉沦是全部的，没有谁能幸免。生计是该抓到的，暴风雨准得吹翻你的“生计”；但如果你还有个“理想”，有个“出路”，在那茫茫大海里你就还有一片木头可摸到。为了一个真“出路”，你就先得把自己打在算盘外面。
我便依据那意思构成了《道旁》，我想使世界一个阴惨角落里的崩溃波及另一欢乐天地的宁静。我想说的是这样一句话：别做梦了吧，世界是一整个。于是，在安乐世界里，我布置下太平和美丽，在另一地方，我又预伏了一座火山，并任它毁灭那个庞培城。掏心窝说，我想写的是一块硬朗东西。
然而我逢到了一位怎样犀利的批评家！异于别位，刘西渭先生不着眼在“意识”或“章法”，他却在那些小文章中探嗅我的气质。凭了什么他也应说我是个热爱人生的人，然而他偏咬定了我忧郁。照字面说，我有些不服。我随时都在克服着自己那点古怪想头。我叹息着蚕的生死之茫茫，然而我还称赞了那坚实粗壮、不摇尾乞怜的。我揭示给拜神者：如果宇宙真有一个创造者，对于人类命运他也是束手无策的。祈求除了现露自己的丑相以外，是徒然的。在这文章后面，我是挺了一具怎样笔直的脊骨啊！但是像一个拙笨的摄影家，我终于还是把自己晦暗的影子投了进去。这是我不曾料到的事。
如果遗传学不是一个时髦的谎骗，我先得承认我的爸爸是个稀有的怪人。我不曾有运气见过他。在我刚见天日的时候，他便咽了气。他是闷郁而死的。关于他，我知道得不多。淡泊的一生，他也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但提起了他，人们皆这么说：“我从来没看见他脸上的笑容。”笔直的腰板，永远绷着一张严峻的脸。那上面，长年挂着无名的悒郁。他赌着气活了下来。活着活着，又赌气死掉了。如果我通身承袭了他的素质，给我一具再透明些的心智，我起码是个叔本华。
这里我就不能不感激我的亡母了。她有过一个不幸的婚姻。多么无疵的女人嫁给一个不为官能所动的冷酷男人也是不得实惠的。纵使是一壶沸水，悬到北冰洋的岩石上也将不甘愿地冻了冰。我的母亲便是这样委屈了她的一生。然而对于我，他们这不幸的结合却是件便宜。我拾着了平衡。如果我父亲娶的也是一个那么成天愁眉不展的人，即使有机会生下地来，我也必终身为忧愁养育着，浸染着。谢谢那只大手，它为我安排下那么一位善于遣愁的母亲；纵使在我们快断了粮的日子，她也还能把我拢在怀里，低吟着《槐树黄》一类歌谣。由她，我又承袭了一片阳光，一泓暖流，对生命的一股热情。她教我愉快、乐观，好意地估量别人，对万物普遍地发生情趣。
如果她活下来，我先天承袭的那点忧郁应该可以克服了的。十三岁前，我还是个不很会发愁的孩子，由于母亲的宽纵，我把整个自我都投进昆虫和植物的世界里去。她节省下柴米钱为我买八分的蟋蟀，过冬的纺织娘，还任我同邻舍孩子去野地采集各色无名的野花。她有许多应当愁的事，她全留给自己，却不肯分给我一点。在霉湿漆黑的角落里，她还竭力挖个洞口，使茁长中的我得以披满阳光。
然而一个黄昏，愁终于临到我头上了。许多人假装着号啕，我却尽对着那冰凉了的尸体发怔。一颗慈爱的心，火热的心，便这样带着她的《槐树黄》悄然而逝了吗？那时，世界上我只认识了这么一个好心人，然而她的好心却再也照顾不到我。在我，她还是位最聪明的人，最美丽的人，然而那一刹那，什么全完了，全完了。我的悲哀涉及我自己那以后命运的还不多，我悲哀的是生命恁般空虚脆薄，生死相隔何其近，而相差又何其辽远。从那以后，我便被逐出了纺织娘的世界，踏进了坎坷的人世。
当刘西渭先生提到我在描写人物上有着性善的倾向时，连我自己也有些愕然。当我闭上眼，默忆一生中所遇到的人物时，我得供认，狰狞如判官的面孔占去多半。我握过绵软细嫩的手，那是这几年的事。过去，挥动在我头上的总是巨斧一般的手掌。时常在夜晚，当我坐在石阶上守着夏天黑空中浮游着的萤火虫时，那些闪亮小点会突然地变成了胖校长的凶恶眼睛，逼视我，追逐我，使我缩着脑袋冒着虚汗钻回房里去。
房里却又闪动着一对真眼睛。
那时候，我常感到这世界对我是太窄狭了，哪里似乎也容不下我这么一匹小生物。当我发现人世幻术的奇奥时，我多失望啊！一个教图画的教员对我好些，他是想要我替他向堂哥哥哀讨碘酒。及至我在堂哥哥处碰钉子回来时，他却又寻缝子打我手心了。那个麻教务长对我多好啊！南口旅行时，他看别人大吃，我独空肚，他把吃不了的一块酱羊肉丢给我。我嚼着那个，在黑黑角落里，对着八达岭，我感激得快流了泪。然而回来以后，他却凭了那点恩惠逼我做走狗。我的头还没摇完，他的麻痕发青，毒手已经下了。还有那个马猴，他偷了我的日记，当众宣读着，注解着，挑拨着，使我在顷刻之间，成为众矢之的。那头脑简单的胖校长一生气就真叫他那侦缉队盟兄把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关到一个连星光也没有的地方去了。
照理说，我没有理由爱人类，为了当时我看到的人皆是阴险的、双面的。白天，在一个教会学堂里，我看的是一班奴性十足的法利赛人，捧着金皮《圣经》，嫖着三等窑子。晚上我寄居在一个信佛的人家，我吃着糊涂的素，每晚还要随了大家叩三十六个头。我趴在地上，为了讨好人家，把脑袋叩得震响，然而我也不知道拜的是什么，逢到初一十五，我还得去庙里烧香。一个把大腿钉在门框上的乞丐硬说成了仙，我得走好远的路，只为讨他半牙吃剩的苹果——带着唾液的果子说是仙果！——学校呢，每星期要点名排队去礼拜堂，听那个由美国新回来的牧师用不很自然的嗓子指着我们小鼻尖颤巍巍地说：“魔鬼附着你了！”于是我身上打了一个冷战。晚上那巫婆的姑姑又用狐仙的话震威我。每夜她总在和她那个“大仙爷”捣着鬼，终于一个清早，我发现她倒在一间厢房里，没有了符咒，也没有了气息。如今我还不妨承认，我是一个怕黑暗的孩子。在我幼稚心灵里，他们替我安排了太多的恐怖。直到近年我才知道宗教给予外国儿童的原是信赖、勇敢，在中国，他们散播的却是一种原始的恐惧。在我小心坎上，撒旦和阎王是没有差别的，他们同样使我窘促得不敢行动。
在这样一个恐怖的环境中，我生长下来了。当我才接触到世界时，我便学习憎恨世界，厌恶同类。我对于谁都存着戒心，在善良上，为一切人打着折扣。那时候，我有一个私藏的小册子。可惜在一个除夕，我把它焚了。在那册子上，我还署了一个“萧恨吾”的名字。它充分地代表了那时节我厌恶一切的强烈。记得在第一页上，我写的是——请容我试试我的记忆力吧：
早上，窗外吱吱喳喳一群麻雀在跳舞。我开门出去，想参加。它们呼啦一声，远远地飞到树梢上去了。它们那么怕人，可见人是个真可怕的东西呀！
这个话我曾同一位常理睬我的长辈说过。我很突兀地告诉他这个感想，并问他：“人干么那样坏？”他把背掉了过去，哼了一声：“鬼话！”从那以后，他也不再跟我谈什么了。
在另一页上，我还写过：
春天郊外美丽，许多人赛驴玩。人骑在驴背上，喘气奔跑的是驴，跑得慢来挨鞭子，跑得快来，光荣属于背上人，好不公平！
我很得意地将这段抄在作文簿上了，那个兼通医道的国文老师在后面给我批了个“荒谬绝伦”。及至这事为那马猴听到时，他把我传了去，说我思想过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