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制度是人类古老智慧之一，如“避亲”、“避籍”、“官员子弟回避”、“科举回避”等等，中华文明在此方面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回避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公平和公正。直到今天，重要职务（比如公检法系统）一般需异地为官，仍然还是干部任命中的主要经验和方法。
一切制度的起源均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发生变化后，相应制度的合理性就会降低，甚至消失。古老回避制度的效用，基本是建立在前现代时代，即情感关系依赖血缘、地域而信息传递主要依赖原始手段。时代发生根本变化后，古老回避制度的效用大体是递减的，因为现代传播使人类的联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我们在借鉴古老回避制度的经验时，一定要考虑现代因素。比如高官任命中适当引进“校友回避”，就是对古老回避制度的现代反应。
现代社会中，人类关系在血缘以外，因为流动性增强和现代交往方式的建立，地缘关系相对弱化，所以异地为官在今天的有效性，其实是可以讨论的。我们要注意，在现代人类交往关系中，“校友关系”的重要性正在突显出来。因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教育方式是学校教育，学校是建立交往关系的主要场所。
“校友”回避，我这里主要指的是“大学校友”。广义的校友关系，往低处说，应当包括中小学教育；往高往处说，应当包括研究生教育。在这些关系中，一般认为“大学校友”最重要，因为这一阶段恰是人生成长的重要时段。中小学阶段，同学关系尚不密切（主要是这一阶段同学交往的完全独立时间不足），而研究生阶段同学的关系又相对疏远（主要是因为这一阶段多数同学完全有了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相对来说，大学教育是介于这两个阶段中，人生交往的最密切时期（在同一时空中有较长的个人相同生活交集在一起）。
二〇一三年，中石油四位“落马”高管中，有三名同为西南石油大学校友，即是高官任命中没有注意“校友回避”的一个例证，至少其中有需要反省的地方。
现代社会，人才的主要来源是学校教育，而学校教育的主要特点是量大而且持续性和稳定性强。如果有求官场完全实行严格的“校友回避”，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机关。但作为一种管理经验，在干部选择中，适当清醒注意“校友回避”，以免同出于一校一师门的同学在同一重要机关任职。“校友回避”，应当成为干部任命的现代经验。
当然“校友”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清晰界定有相当难度，但我们从经验出发，适当注意这个问题，还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