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这个男人，是在8年前。确切的说，我第一眼见到的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女朋友，现在俗称女票——我的同屋，艾丹。不对，那个时候，丹丹还不是他的女票。
那是2003年的夏天，我刚来北京上大学。03年的北京，简直是一座恐怖之城。幸好，所有恐怖都是发生在我们入学之前。
那个夏天，北京到处都是白色口罩。
消毒水脱销！
温度计脱销！
口罩，没脱销！
人和人之间，说话几乎都要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不知道第二天谁会突发高烧，然后送到郊区的小汤山传染病医院去，直接隔离。很多社区封闭了大门，禁止陌生人入内。
不过，还好，在我们这些新生9月入学之前，这一切都结束了。
当我来到北京，有些好奇的坐在地铁上，还能看到车窗玻璃上贴着的长方形纸条，蓝色框子中的黑色大字：“9月7日，本车厢今日已消毒”。
后怕之余，心里不禁有些遗憾，自己要是早点来，也能经历一下。你看，电视上不是很多宣传吗？有些隔离的大学生，不是隔着铁栅围墙，带着口罩接吻吗？多浪漫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也一定找个男朋友，体验一下。爱情，在生死关头，才会显得动人。一场旷日持久的非典，肯定像试金石一样，测试出不少男人是否真心对待女人。
多好的机会，只是，我，错过了。
带着这样的些许遗憾，我进入了我的大学——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和别人说起来挺好听的。可实际上呢？我迈进校门，遗憾就一点点的开始加剧。新生报到，已经不需要隔离，可以直接入学。我，再也没有机会考验所谓的男朋友了。尽管，我还没有。
住宿条件和其他学校差不多，区别是：满校园看去，留光头，有时会是女生，扎小辫子的，转过头来的瞬间，或许该叫一声师兄。当然，看起来比较正常的，也很多。他们大半会半夜里弹着吉它，在灯光闪烁的校园里发出狼嚎一样的声音，地点不局限在女生宿舍楼下。或者，在某个角落，浑身涂满油彩，装扮某个东西，美其名曰：行为艺术。
我读的专业是工艺设计，离艺术还有一些差距。正常人多一些。
在学校住了一个月，父母来看我，正好看见几个高年级同学在校园里搞行为艺术。我妈妈看了半天，以为是几个疯子，于是乎就和我爸爸商量，让我出去住吧。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铁上的那些条幅。我妈担心非典再次流行，学生宿舍的传染机会实在太高了。我妈看了电视，说非典最开始扩散就是某个高校的学生开始的。
我拿了父母的赞助费，在校外找了个房子，搬了出来。
那时候，北京房租还不像现在这么离谱，又加上我们学校的位置，离市区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一个配套齐全的两居室只要一千多块钱。具体多少，我现在真是忘记了，好像就是一千多？我搬进去之后，住了大卧室。小卧室后来租给了同校的一个女孩，就是艾丹。
艾丹和我不一样。她家在北京，离父母很近，她在外面租房子，也是父母大力支持的。她的父母还心悸于半年前的那场非典，觉得女儿出去单住安全一些。她也是大一，我们是同届不同班的同学。
人生中有很多偶然。比如朋友，你从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人。这些人，有的会成为你一辈子的朋友，有的像流星一样，是你生命里的匆匆过客。只不过，在相遇的当初，我们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等我们意识到，早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当时的我，从没想到，这个陌生的女孩，会用她的经历，带给我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换句话说，她的经历，让我对人性有了重新的认识。当然，我醒悟到这一切，是在四年后，哦，不，应该说是在8年后。
她，从任何角度说，都是正常的女孩。最多，有些小脾气，小性子。这些都无伤大雅。这里我要说的人，其实是她的男票，还有男票的父母。
每个家庭其实都不一样的，无论他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福的。她的男票，用时间和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别人的幸福，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你知道的不过是个假象。
8年的时间啊，真是不短。入学那一年，她和我都是17岁。现在，2011年的今天，她和我都是25了。女人的青春，有几个八年呢？
当然，故事里的一切，都是和艾丹有关。幸好幸好，和我无关。我只是整个过程的旁观者，最多，不得已的时候伸出手，拉她那么一把。你看，我就这么看着看着，自己也老了，成了老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