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枪就顶在背后，但是习惯的力量胜过一切。经过门前时，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拉起那道百叶窗。就在这时跟在我背后的男子立刻说：‘站住！你在动什么歪脑筋？’我只得站住，说道：我每天早上拉起这扇落叶窗，我只是要把它拉上去而已……’不等我说完，他就说：今天我们不必了，假如你不介意的话。
你以为我们喜欢街上每个人都看见我们在做什么吗？
“我想，我至少应作出一些象征性的努力，对这两个强盗表示抗议，于是，当我们走近存放夜间存款的柜台时，我以不大自信的声音说：‘我打不开这东西，那要用特殊的钥匙来开，那把钥匙在出纳身上，他要到九点钟才来。’”“较粗壮的矮个儿没有说什么，只是从口袋里掏出枪，走过去站在大门旁，透过落叶窗，看外面街上的情况。高瘦的男子用力将枪顶在我的背部，‘别和我耍花招，’他说，‘我知道每天早上是谁在这里开这东西，是你！别给我磨蹭了，快点给我打开！’我惊慌失措，掏出钥匙，温顺得什么似的，打开了壁柜。你说，我能怎样？”
“假如是我的话，我也会这样做的。”我安慰他。
“那天是礼拜五的上午，现金不少，还有好多支票，都是商人在夜间存放的。当高个子看见那么多现金时，满意地叫起来，他命令我：‘全部取出来，放进这里面。’他将一个黑色的手提箱递给我。
“我照他的命令做，但我的动作尽可能的慢，而且尽量不露痕迹。我想也许我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当我将所有的钱和支票都放进手提箱时，时间仍然只有八点三十分。
“我开始怀疑，当他们离开时，会把我怎样处置？对此，我根本不抱乐观态度。我见到了他们的面孔，我可以向警方描绘他们的长相，我可以指认他们，而且我也和他们一起坐过本田车，我知道车牌号码。
“高个子说：‘朋友，躺到地上，仰躺。’我照办，就躺在大厅中央的大理石地板上，我觉得有一种完全受人摆弄的感觉，小个子就站在百叶窗前，可以一面用枪看着我，一面注意街上的情况。
“高个子看看手表，就在那时候，电话铃响了。那是门旁副经理的电话，在空洞的房间里，那铃声就如同警笛。我惊骇得差点跳了起来。高个子用枪对着我，命令道：‘你！去接！’“他的温文有礼全没了。‘接那电话，尽量自然，小子！不然的话，你不会活着接另一个电话。去！’“电话响了三次，我从地板上爬起来，走过去，拿起话筒，高个子紧跟在后。矮个子没有说话，但是枪也指向我。‘听筒移开耳朵一点，’高个子警告说：‘让我也听得见。’我清清喉咙，对着话筒说：‘喂？’声音大而清晰，对方传来细细的询问声：‘中央商业银行吗？’我听筒拿得远远的，好叫高个子也听得见。
“他的枪顶进我的背部。我对话筒说：‘是的，先生。’“你们今天下午几点关门？’声音问，我看见身边的匪徒扬起两道眉毛。
‘告诉他！’他低声说。“我对着话筒说：‘我们三点半关门。’“谢谢你。’然后我们都听见对方挂断电话的咔嚓声。
“我放下电话，我的额头在冒汗，我觉得好似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我看看矮个子的枪，正对着我的腹部，而且仅相距五英尺左右。
我的双腿发抖，高个子舒了一口气。
‘好，唐特，’他对他的伙伴说，‘回到门旁去。’然回对我说：小子，回你原先的地方。’他向我挥挥枪，我只得再次躺下。
‘时间充足得很，怀特，’他对他同伴说，‘看住这小子，我去翻一翻出纳的抽屉。’“然后，他就不见了，我可以听见拉开抽屉的声音，然后是诅骂声，因为他发现抽屉里没有钞票。
“我可以看见新办公桌上的大壁钟，钟的分针正一点一点地移动，每一丁点的移动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百年。高个子搜不到任何东西，再回来时，分针似乎移动了四格。我本可以告诉他，我们一向把现金存放在地窖里。
“他走回大厅，左手拎提箱，右手握枪。他示意唐特朝银行后门走，也就是我们进来的地方。这么说，他们不打算等候到地窖开启的时间。他们正要离去，我可以听自己的心跳声，似乎大理石地板是一种会传声的木板。
“唐特离开门边，枪指着我，问道：‘他怎么办？’“把他给做了，就像我早先告诉你的。”
他转向我，嘴角含笑地看着我，两眼皱起，“张逊先生，我可以告诉你，那时候我差点儿被吓死了，我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杀掉我，还是击昏我，或是什么。‘把他做了’可以有很多种意思。然后我看见唐特将手枪倒转，俯下身来，将枪柄击在我的头部，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说：“银行业比我想像的更具危险性。”“的确，”他说，“后来我发现，匪徒在半里外准备了另外一部汽车，那辆本田车还是偷来的。他们来自江苏，镇上没有人认识他们，所以他们认为无需杀死我，而只想击昏我，趁我昏迷的空档逃走。”
“然后呢？”我问，这是一位充满好奇心的听众该问的。
“当他们从后门逃走时，警察好像瓮中捉鳖一样，将他们逮住了。”他说，“司机早已被逮住，警方早已把银行团团围祝”我们可以听见飞机的马达声变了，因为飞机正准备降落。“警察？”我惊讶地问，“他们怎么来的？”
“刘普找来的。”他说。我迷惑不解地看着他：“谁是刘普？”
“我中学的同学，”他说，“他当时是银行的秘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怎么想到报警的。”“当他打电话到银行时，问我几点钟关门，我告诉他一点三十分，但他知道实际上是一点整。这等于是信号，要他报警。”
当我看见机场跑道向我们迎面而来时，我伸手去取帽子和外套。
“你意思是说那部电话里装了窃听器什么的？”我问：“你和刘普事先就有安排？”
“当然，”他微笑着，对我的惊讶似乎颇为得意，“我喜欢有备无患，刘普和我事先商量好的。”
“等等，”我反驳道，“即使如此，刘普怎么晓得这天早上要给你打电话？他每天给你打电话吗？”
“哦，没有！刘普是个光棍。还没有家。”他说，好像那样就将一切解释清楚了。“他每天早上上班前，总是要到银行所在的那条街上拐角的好客来咖啡店用早点，因此每天早上八点二十分，他会从银行门前经过。当他从门前经过时，假如发现落叶窗仍然放下，他就会打电话到银行，问银行几点关门。假如我回答不是一点，那就表示要报警；假如我之外的人接电话，也要报警；假如没有人回答，也要报警。你知道，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是很简单，”我说，“假如你生病了，在某个上午没有按时上班，因此没有拉起落叶窗，那么该怎么办？”
“假如我生病不能上班，那么在他出发用早点之前，我妻子就会打电话告诉他，落叶窗没有人拉上。”“如果反过来呢？假如刘普在抢劫那天生病了。
“那是一种不大可能的巧合，”他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