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滩风急浪花飞，
手把渔竿得鱼归。
打得鱼来街前卖，
扁舟沽酒渔歌吹。
福建以海洋经济为特色。渔业生产的单一性使福建与内地的商品交换十分普遍。这种不同区域之间交换的广泛性，为福建商人的崛起准备了条件。明后期，浙东与福建之间的商品交换十分繁忙。明代文人王世懋描绘当时的闽浙贸易形式是：“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去者，尤不可计。”很显然，福建的所有商品都是以江南为总汇，然后输向北方。分水关在福建崇安县附近，浦城县为浙江衢州府与福建建宁府之间的通道，是江南趋福建的必经之地。王世懋说的福建商品正是取道上述通道经浙东到江南的康熙二十三四年先后开设粤闽江浙四海关后，闽浙间的海上运输迅速发展起来。沿海航运分为南洋和北洋两条航线。由上海向南行驶南洋航线的大多是鸟船，称南船。文献记载，南船“常运糖、靛、板、果、白糖、胡椒、药材、海蜇、杉方、尺板”等货。乾隆四十年前后浙江巡抚三宝奏报，闽广商船“所载进口货物不过糖、靛、果品、杂货，出口转置亦唯绸缎、布匹、药材等物”，从江南携带棉花“赴粤货卖者，亦不过酌带十之一二”。可知沿海道北上的南船，向江南输出木材、糖、烟、薯粉、靛青、纸张、胡椒、苏木、药材、笋干及各种鲜果、海货、洋货等，向闽广地区运回丝绸、粮食、棉花、棉布、酒及各种工艺品等。福建、广东商人以上海、乍浦为终点，或以上海为中转，大规模从事华南与江南、华北、东北的商品流通。总之，在当时的闽浙商道上，有不少商人往来，他们将福建的货物运到江南，也将江南的货物运到福建。这些商人，不仅有福建商人，也有江南的徽州商人，并且不断有其他各地商人加入这条贸易线路，他们的共同努力，使两地间的贸易兴盛起来。
明代以来闽浙两地之间的物资交流十分频繁，而且面广量大。以纺织品为例，过去闽人冬夏不过一件苎布衣裳，而到了晚明，闽人在夏天穿丝绸与苎布，冬天穿棉布，并用丝绵及棉絮做夹袄，这都造成丝绸与棉布、棉花消费的增加。福建本土生产的生丝不如江南的质量好，而多雨的气候不适宜广泛种植棉花，因此，闽人对丝绸、棉类商品的消费，导致了江南丝绸与棉布的输入。当时的福建输出各种海外商品及土产，进口江南的丝绸与棉布。明代福建向海外输出大量的丝绸，其中江南绸缎获取的利润尤大。在利润的刺激下，漳州、泉州等城市都仿织江南丝绸，如漳州：
“漳纱，旧为海内所推，今俱学吴中机杼织成者，工巧足，复相当，且更耐久。绮罗，漳制亦学步吴中，第不如纱为精。”泉州丝织业的原料都来自江南：
绢，用湖州头蚕丝为上，柘蚕次之，有素织、花织、云织、金线织，出郡城；
纱，亦用湖丝，好者有素纱、花纱、金线纱，出郡城；
丝布，用湖丝，今织者少，出郡城；
罗，一为硬罗，一为软罗，但不如苏杭佳，亦有织天鹅绒者，不如漳州佳。
据载，明代福建出产多种丝织品，不过，其原料大都出于江浙与四川两地。福建丝织业的原料主要来自湖州。福建丝织品的进口量很大，福建每年从江南输入的丝绸可达数百万两银子。当然，其中多数商品又被闽人售至海外国家，换回美洲及日本的白银。福建有一定的棉布生产能力，但所需原料棉花全部来自江南，江南由华北等地输入棉花的同时，又向福建输出优质棉花，这种棉花出自太仓。吴伟业说，在太仓州，“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有《竹枝词》描写太仓向福建的棉花交易是：
福州青袜鸟言贾，
腰下千金过百滩。
看花人到花满屋，
船板平铺装载足。
明代前期，闽人大多以苎布（即麻布）为衣，自产自用。随着明代后期社会风气的转变，福建棉布消费开始多了起来。在这一背景下，福建大量输入江南的棉布。如龙岩县：“其至自江浙者，布帛居多，杂物次之，器又次之”。明代福建诸府，福州、福宁、汀州等府都要从江浙和华北输入棉花和棉布，安海商人“从河南、太仓、温、台等州有棉之处，岁买数千包，方足一年之出入。至冬月人闲，则入安溪、永春、德化贩卖”。棉布的推广，使福建棉纺织业急剧发展。泉州沿海地区逐渐成为主要棉布产地，“棉布为类极多，晋江之南乡及南安、同安多有之。长四丈二尺为一匹，时布五百缕，上布七八百缕，细密坚致，如青花布、斜纹布，直经斜纬，织文方斗”。织成的商品每每输出海外，“安海商人年买数千匹，往高州、海南及交趾、吕宋等异国货利”。
闽南棉布加工业的发展造成棉花大量输入福建。据史料记载，福建东南沿海与江南的棉花贸易极盛。褚华的《木棉谱》云：“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甚至形成福建棉商不至，苏松棉区农民生活无着的局面，苏州棉农因棉花卖不掉而“门里妻孥相向啼”。康熙五年闽中棉商又挟重资到太仓，“举州叹为祥瑞”。自此以后因为太仓鹤王市所产棉花特佳，“闽广人贩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每岁航海来市，毋虑数十万金”。
褚华说当时的交易情
明代的丝绸图案形是：“闽粤人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焉。”棉花输向闽广地区，始终是当地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直到清后期，盛况依旧。据说仅1845-1846年间，就有价值134911美元的上海棉花被福州帆船装运回境。
在闽浙之间的棉纺织品交易中，江南一带的商人很多。如“游天生，徽州府人。风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余两，往建宁府买铁。”无徽不成市，徽州人是江南最有名的商人，不论什么城市，几乎都少不了徽州商人。他们也参与对福建的棉布等货品的交易。如“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货已卖讫”。他们之中不乏大商人，“张沛，徽州休宁人，大贾也。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余担。歙县刘兴，乃孤苦茕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余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余两，亦到此店买棉花。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为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焉。棉花各买毕，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房舍与沛内外”。
其他各地商人也每每经营江浙与福建之间的商品贸易。如“罗四维，南京凤阳府临淮县人。同仆程三郎，带银一百余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贩卖，复往崇安买笋”。这位商人往来于福建与松江之间，在福建出售江南的梭布，而在江南出售福建的笋干。再如“陆梦麟，江西进贤人。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余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硼砂一担对换，余者以银付之。次日，叫店家写舵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
福建山多地少，是国内著名的缺粮区。因此，福建需要从邻省输入粮食。
浙江的温州在明代是产粮区，又与福建毗邻，自古与福建之间的海上交通十分方便，因此，福建的粮食主要靠“苏湖熟，天下足”的江浙接济。万历三十六年，福州大饥，巡抚徐学聚组织商人去江南运米，福州人说：“江、淮、苏、松之米浮海入闽，自徐公始也，民受其赐大矣”。除了福州之外，万历年间的泉州。“稻、米、菽、麦……由来皆仰资吴、浙”。何乔远的《闽书》亦云：“仰粟于外，上吴越而下东广”。这都说明泉州也从江浙购入大量的粮食。清代福建仍然严重缺米，江南粮食主要流向福建。康熙末年，江苏巡抚张伯行的告示称，苏州奸牙等冒为浙客、徽商，货买粮食，“或四五六十，或一二百石不等，用小艇运送上海、乍浦二处，装入大船，扬帆出海，盈千累万，殆无虚曰”，以致影响苏州市场上的米价。这些偷运出洋的米，就是销往浙东、福建的。
江浙输往福建的商品消费量巨大。闽人为了购买这些商品，支付了大量的白银。于是，从海外流入福建港口的白银便通过这一渠道流向江浙，繁荣了江南，也繁荣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