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人稠山谷脊，
虽欲就耕无地辟。
州南有海浩无穷，
每岁造舟通异域。
福建濒江沿海，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著名的造船中心和沿海贸易繁荣场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造船技术已趋于成熟，有“越人善于造舟”之说。居住在东南沿海的百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三国时期，吴国在建安（今福州）建立了官方造船工场，并逐渐形成了以福州为中心的官方造船基地。唐代，福州、泉州所造海船已有相当规模。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福建的造船业鼎盛。在宋代，福州、泉州、漳州和兴化都是全国重要的造船基地。据《宋会要辑稿》载，太宗至道（995-997）末年官造船只就有3237艘，天禧（1017-1021）末年有2916艘。元代建造的战船更是以千百计。至于民间造船，其规模还在官造船之上。福州沿海九个县，就有海船373艘。乾符时（874-879）晋江有一个叫林灵的大海商，就建造了百艘大舟。泉州有很多的民营造船厂，谢履《泉南歌》中记载：“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便是当时泉州造船业发达的写照。
元代，福建沿海贸易进一步发展，南宋灭亡时，元初泉州统辖的船舶达15000艘，福建官吏献出海舶达7000余艘。由于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需要，宋元时期福建造的海船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向大型化发展。
据吴自牧《梦粱录》载：“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缵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这就是说，宋代民间大型商船一般为5000料，载重量为10000-12000石（约500-600吨）除了货物尚可载500-600人；中型商船一般为1000-2000料，载重量一般为200吨左右，可载人200-300人：小型商船，如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等，也能载100余人。元代，大型商船一般可载1000人，比宋代5000料船还要大。
明清时期，由于“海禁”的限制，规定船舶梁头不得超过1.8丈，桅杆只限两支，还不许制造航速快的船舶。因此，在这时期福建的造船业虽在曲折过程中仍有所发展，但已不像宋元时期那样发达了。
福建海船的形状是“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丫乌船’”。宋代古船，首尖如楔，底削如刃，尾部呈方形，船身深而阔。正如宋代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描述的“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这种造型有两大优点：首尖底瘦，水流阻力小，航行速度快。头尖尾方，船身深阔，上部保持着很宽大的面积，而船的吃水又深。这样，长宽比例较小，而宽度吃水比例较大，因此，船既能装载较多的货物，又确保行进中的稳定性。在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即是此种类型。相较于广东、两浙海船，福建海船更适合于深海远洋航行，故有“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因此，宋代“旧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两浙顾募客舟”，甚至“金人所造战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谓之倪蛮子等三人指教打造”。
宋代航海技术最大的进步则要数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在此之前，航海“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不利于全天候航海，更不能进行深海远洋航行。指南针的运用弥补了这一不足。有记载指南针对航海的作用是“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指南针成为全天候的导航仪器，“舟船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指南针的运用是航海技术上的一次革命性变化，使得海商能够充分利用既有的航海知识，拓展海外贸易，更使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福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
我国沿海有极规律的季风，冬季吹东北风，夏季则吹西南风。指南针的运用就为已掌握季风规律的海商，提供了精确的方向指示器，能够观风向变化，调整帆篷方向以顺风势航行。去高丽、日本即乘夏季西南季风，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所说：“舟行皆乘夏后南风”，“去日以南风，归日以西风”，回航则乘东北信风；去东南亚一带则是冬汛北风发船，夏汛南风回舶。
李东华先生认为：泉州（福建）位于我国海岸线之转折处，遂可兼营两地之贸易，冬季一方面有华商、番商往南海贸易，一方面有赴东北亚贸易者返来；夏季一方面有南海商客入港，一方面又有赴东北亚者出海，一年中几无淡季可言。这在宋代祈风石刻和文献记载中有关泉州一年祈风两次，而广州仅言于五月祈“回舶风”即可得到印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泉州港既经营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又可发展同南洋的往来，而广州专营南洋，明州专营高丽、日本。因此，发展海外贸易，福建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加上当时所具备的航海技术，福建海商在拓展海外贸易中相较其他区域，无疑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