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女还不到两岁，见没人搭理自己，便带着点愤怒似的屈辱，更是憋足了劲地哭。贺红雨缩在炕角里瑟瑟地看着这个一岁半的孩子，她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气哭？像是满身装的都是怨气，绝不是她一个人在哭，一定是有另外一个人在她身体里和她一起在哭，在向她示威，在索债。贺红雨看着躺在炕上的三个人，在他们中间却似乎还躺着第四个隐形的人。她看不见她，却感觉到她就在那里，还是那个姿势躺着，两条腿蜷着，两只手向上举着，伸到耳朵上方。她在子宫里那样呆惯了，死的时候也是那样死的。
她回来找她了。可是，那是她的错吗？如果她活下来……她怎么能活下来，她来就是来错了。贺红雨恐惧地盯着二女女，她还在很邪气地哭，好像哭得满是力气。她看了看睡在炕头的段星瑞，想把他叫起来，可是叫起他来怎么说，难道告诉他三女儿是她溺死的？不能，绝不能。
那是杀人。是她杀了她。
从这个晚上之后，贺红雨就一直对二女女喜欢不起来，甚至有点害怕。其实从二女女生下来的那天起，她就没有喜欢过她。因为她总觉得这第二个闺女来错了，现在她只不过是给自己找到一个借口罢了。她总是觉得这么小的一个人儿在背后偷偷地静静地看着她，在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她老是觉得她的目光正粘在自己背上，她回头找她，却也不见得她就在看她。但是她只要再转过身去，就会觉得二女女的目光又落在她身上了。更重要的是，她觉得不是二女女在看她，而是那个死婴在借用二女女的眼睛。她就像是在自己的心里画出了一个鬼，一旦画出来了，这鬼就住在了她的心里，再也出不去了，就是任她怎么赶她，她都在那里了。
因为毕竟是自己亲生的，她也觉得自己应该对二女女好点，可是不行，她一看到她就想起了那个尿盆里的死婴的眼睛，她就本能地排斥她，不想她离自己太近。再加上二女女性格内向，不像女女那样性格活泼能歌善舞，所以贺红雨在平时明显地会偏心女女。二女女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从女女身上褪下来的，女女穿旧了洗白了才能到二女女身上。但二女女长得比女女还要快，不过一年，个子却比女女都要高一些了。所以女女不能穿的裤子再穿到二女女身上，两只裤脚都吊着，露着两只白光光的脚踝。小孩子虽小，但冷一点热一点都能感觉得到，一点眼色也都能感觉得到。所以时间长了这二女女就更不爱说话了，终日像个闷葫芦似的。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她会偷偷地先看看贺红雨的眼色，但小孩子家做的事情，自以为是偷偷的，却被大人一眼就看在眼里了。这让贺红雨更觉得心寒，这么小的孩子就像个外人一样和她生分了，还终日在偷看她，像个贼一样。
冬天又到了，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冻，萧瑟荒凉，枣树柿子树落光了树叶，树枝铁画银钩地印在屋顶上空的天际下，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西北风呜咽着从县城的大街小巷里穿过去，穿过去，把光秃秃的街上扫得更加荒凉。只有在正午的时候，卖豆腐的穿着棉衣挑着担子吆喝着过去了，一条街才活过来一点。冬天的人们没有地可种，大家的盼头就是等着过年。天气到最冷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小年了，过完小年，年就一天比一天快了。转眼过了年，初二走亲戚，破五不出门，初六商家开市，初七居民探亲，初八祭祀星神，初十不动老鼠娶亲。十三开始元宵节，十五是元日，要迎神。用柏叶、石炭邦到长竿上，立在屋上，供神的屋前用红纸条加十字在石炭上，两块石炭之间夹束香，点燃，叫做“嫩香”，表示敬迎一切吉神。人们踩高跷、跑旱船、推花车、舞龙灯、垒塔塔火、打秋千、游九曲。直到二十满仓节结束。基本上就到开春了。
可是这个1948年的冬天却与以往所有的冬天都不同。就是在这个冬天，轰轰烈烈的土改在这个小县城里开始了。像一股巨大的洪水涌进了这个偏僻的县城，转眼就把整个县城淹没了。一些崭新的陌生的称呼似乎是在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的，就像河水分流一样，县城里所有的人家一夜之间都被贴上了一种叫成分的标签，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还有雇农。贺红雨的父亲贺秀川自然被划成了地主成分，县里几户有钱人家都被划成了地主。当大队干部在大会上一次又一次地讲地主们要“三献”（献出金子，献出银子，献出现金）时，被划成贫下中农的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了，这是要把有钱人家的钱都拿出来分给他们这些没钱的人家。居然有这样的好事会发生？真是世道变了啊。可是那些有钱人家怎么会愿意把家产都乖乖交出来给被人分呢？大队干部说，不交？不交就斗他们。
于是整个县城里有了一种空前所未有的热潮，那就是全县的贫下中农一起批斗那几个地主。一个人若是生下来就贫困，一直就这样贫困下去大约也不会多想什么，大约只会觉得人和人生来就是不一样的嘛，自己出生在穷人家就得做穷人。只有认命了才能继续活下去，不然挣扎来挣扎去什么都改变不了，穷还是照样穷，还落个心里不平衡。这是人最本能的也是最无奈的妥协，其实是对生存的妥协。但是一旦有一天这种妥协松动了，有机可乘了，它就会质变成一种仇恨心理。土改所点起来的就是这样一种人们心理上的质变。仇恨心理一旦被点起来了，所产生的能量是极其巨大的，仇恨、嫉妒等这些人类最本能的心理很容易就会变成定时炸弹，炸毁一切。
现在，县城里仅有的几个有钱人就变成了这场仇恨的靶子，成了绝大多数穷人的众矢之的。前一天在街上遇到了还客气说话的人，在一夜之间就因为成分变成了仇人。人们像幡然醒悟过来一样，凭什么他们就有钱，而我们就应该做穷人？土改运动因了这种巨大的响应力，在几天之内就被推向了高潮，声势空前。西街上离贺红雨家不远有户张家也被划成了地主。张有生的祖上也是晋商，他从小就随着“三头鸟掌柜”的父亲在北京天津做生意，所谓三头鸟就是说兼营着布庄、粮店、钱庄等不同行业的大掌柜。张有生的父亲死后就由张有生接管生意。和贺家一样，张家也是一直到抗日战争打起来了才匆匆从北京回了山西，再不回来就被困在北京城了。张有生回了安定县，又在县里开起了麻油店、布店，做惯生意的人是不愿意歇下来的。他家的宅子比贺家的还大，自然是要被划成地主成分的。但张有生是个极其小气的人，平日里在自己家都是省吃俭用，一个子儿都不舍得乱花的。他脾气又奇倔，平日里就很不好打交道，好在人很公道，不是自己该得的钱一分不要，是自己的钱也一分不给别人。他开店做生意只讲诚信二字，从不占人便宜，秤上更是没有一分一毫的马虎，一两就是一两，一钱都不给人少。就是靠着这种诚信和节俭张家才有了安定县里数一数二的家产。现在他们包围了张家宅子，像攻打一座碉堡一样逼出了张有生。
大队干部们带着贫农们上他家要他“三献”时，张有生没有交出一分钱，一口咬定家里没钱了，他说钱都散出去了，自己家里没了。眼巴巴等着分钱的贫农们哪里肯信，这是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在这种突然降临的机会面前，人所有的贪欲都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了，没有分到钱的人们哪里肯善罢甘休。大队干部一挥手，他们便涌进去搜他家里外，把张家宅子里里外外翻了个遍，该撬的都撬开，该砸的都砸开，连院子里也差点掘地三尺，居然真的没找出一文钱。看来张有生是早有准备了，多年的生意人都是把钱看得比命还重的，平日里时时防备着的就是怕被人抢钱盗钱，早就想出了很多绝密的藏钱之处，一般人是想也想不到那里去的。而且只要他活着一口气，就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藏钱的地方，除非他快要死了才肯告诉儿子，不到万不得已是连儿子都不告的。所以即使是家里人也不知道藏到什么隐蔽之处了。
人们搜不出钱财，更加气愤，岂能善罢甘休。借着人势，他们就把张有生捆到了大队里，吊起来审问了一天一夜也问不出一个字。嘴太硬了，最主要的是张有生除了太爱财还在心里窝着一口气，因为他觉得那家产都是他家几代人一分钱一分钱挣下的血汗钱，从没有坑过别人害过别人，怎么突然就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分给别人呢？还有没有天理？
到了第三天还是问不出一个字，大队干部便指挥人把张有生的一只脚用绳子拴住，抓着绳子另一端的人骑在马上，狠命抽马，一路狂奔了十几里地，每跑一段就回头问张有生，说不说。张有生被拖在地上却只喊一句话，没了，没了就是没了。骑马的人都想，爱钱爱到这种地步也真算是条汉子了。既然不说就再快马加鞭，又拖出去几里，然后回头又问，又拖。这样一直拖到瓷窑河的河滩上，又在满是卵石的河滩上跑了一路才停下来。回过头想要再问时，才发现，张有生的半张脸已经被磨掉了，那半张脸上的眼珠子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只剩了一个血肉模糊的黑洞。
张有生就这样被拖死在马后面了，他至死都不肯说出把钱财藏到了什么地方。大队干部就又指挥人把他全家老少都关起来，一个个审问。一家老小居然都不知道张有生把钱藏到哪去了，打得哭爹喊娘都没有用。大队干部暗自佩服，心机如此缜密，真是滴水不露啊。抠，真是抠到家了。
段星瑞要什么没什么，自然是被划成贫农了，倒不必担心会被抄家，他自己不去抄别人家就不错了。贺红雨担心的不是他，而是父亲家里，特别是听说张有生死了之后，她突然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她觉得应该回去看看父亲。从出嫁后她就再没回过娘家，只怕一进自己的家门就要被父亲和老姨太太疑心是来沾光来了。既嫁了个穷人，又添了两张嘴，那是活都活不了的，上门还没张嘴就被当成是讨债来了。贺红雨又一直记恨着父亲不给她一分钱的陪嫁，对她也够绝情，自打她偷偷把自己嫁给一个穷人，他基本上就当没有她这个闺女了。他们就此失去联系。所以她一直也就没有回家的心思。一心等着生个儿子再抱着回去伸到老姨太太脸上羞辱她一番，顺便也给父亲看看。现在，儿子倒没生出来，却开始土改了。可是这出嫁三年多都没登过父亲家的门，又怎么回去呢？要是说担心父亲回来看看，怕那老姨太太还不信，就怕她要钱，真是吓也要吓死了。
可是张有生一死，她是真的有些害怕了，那张有生因为和父亲是故交，所以她自幼就认识，秉性脾气和父亲有几分相似，都是认死理不知变通之人，世道变的时候他们不变，不变就是自取死路。就是因为知道贺秀川的脾气，她才有了恐惧感。张有生死了，那下一个批斗的就该是贺秀川了。无论有什么深仇大恨，他终究是她的亲生父亲，骨子里的亲是怎么都割不断的。她甚至想着是不是该先去劝劝父亲，斗他的时候他就把钱全交了，落个一家平安也就够了。钱财怎么也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平安是福。可是贺秀川那脾气会听她的话吗？她会不会一进门就被他赶出来都未可知。所以贺红雨这两天里真是坐卧不宁，第三天的时候她听到风声了，果然，抄家抄到贺家去了，贺秀川被带到大队里去了。
贺红雨把两个女儿扔下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去了西街，走到自家门口时却见大门紧闭，院子里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好像已经提前废弃了一样。想想自己三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再踏进这个院子半步，那终归是自己的父亲，怎么能不来看他一眼呢？她又是后悔又是担心父亲，便鼓起勇气拍了拍门，想问问他们父亲的情况。可是敲了半天门居然没有人来开门，好像院子里真的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那人都到哪里去了，还是他们怕了，听到敲门声也装作听不见的样子。她站在门外等了一会儿，门后面始终都没有脚步声，没有人来开门，她的脚开始冻得发麻，脸上也被冻得刺痛。两个女儿还扔在家里，她只好又向自己家里走去。
她心里只能侥幸地想，贺秀川总不至于像张有生一样顽固吧，多少会看开点吧。心惊胆战地过了一夜，一早晨爬起来她就惶惶不安地坐在家中拿不定主意，不知该不该去大队里打探一下情况。犹豫了一阵子决定还是出门，穿好衣服，笼着两只手刚出门，就见街上有人朝她围了过来，女女她妈，正想着你是不是听说了，快去大队看看吧。贺红雨的脑袋里嗡的一声，一下就变大了，只看见说话的人嘴动，却再听不见任何声音了。她连一步路都走不了了。贺秀川昨夜就死了。县城里本来就这东西南北四条街，像筋脉一样彼此连着，一条筋脉动一动，整个县城都要跟着动。贺秀川也是因为不肯交出财产被绑到了大队里，贺秀川也是出了名的倔脾气。他说，我家的东西都是我辛辛苦苦攒下的，一没偷二没抢，为什么要给众人分了？那好吃懒做的张三李四凭什么也要分我的家产，又不是我儿子。
大队干部面对这样顽固不化的地主，采用的办法是“牵牛”，就是用一根铁丝从贺秀川的鼻子里穿过去，由众人牵着游街，前面有人牵牛一样牵着他，后面还有人赶着他，走慢一步鞭子就落上去了，一直折腾到晚上才被带到了大队，接着审问。贺秀川想起了张有生的下场，情知自己的下场比张有生也好不了多少。这样再被审问一夜问不出个所以然，到天亮了还不知道会想出什么别的办法对付他。如今身陷囹圄，他自知难逃此劫了，心里反倒静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