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西屯垦”是由阎锡山出面倡导并且直接领导，根据其宣称的“裁减军队，从事生产”的精神，在绥远省政府、晋绥军队、绥远垦务局的参与协作下，于1932年至1937年在绥远西部地区进行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屯垦。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既与绥西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关，又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
一、“绥西屯垦”的自然基础
阎锡山之所以选择在绥西进行屯垦，与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绥西后套是全国著名的“塞上谷仓”，地处绥远边陲，北靠狼山，南临黄河，西至阿拉善蒙古东境，东起乌拉山，地势平坦，为广大冲积层所成，土地肥沃，渠道纵横，俗有“黄河百害，独富一套”之称。
由于绥西地区有着如此丰厚的自然条件，因此该地区成为历代屯垦的理想区域，开发历史悠久。绥西的开发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秦汉两代对绥远军事、农垦并重，自关内移民垦殖，借以实边，其范围东自雁门，代郡起，西至朔方郡止，其中就包括五临河套一带，东汉末叶，绥西地区垦殖逐渐废弛。经三国两晋的荒废，北魏又重新开垦，建都和林、盛乐、代都各郡，当时绥远成为畿内之地，设州置镇，又从事垦殖。后魏拔陵倡乱，垦务又废。迨至唐代，绥远设振武军，复置州郡，于是辟农田，兴水利，实行大规模屯垦。唐末五代，垦殖又弛。宋代绥远，版图已非。辽、金、元三朝，因乱未暇开发。明代300余年，虽有驻兵屯垦计划，但边疆多事，开发不久，又弛。清康熙年间，清廷为征讨准噶尔部开始在绥远着手屯垦，自此至宣统三年（1911）200多年的时间内，清代对绥远屯垦的开发时兴时废。
二、“绥西屯垦”的政治背景
屯垦一般都是出于一时的需要而开办的，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屯垦也就往往随之衰落或撤销。纵观历朝历代的屯垦，可以看出屯垦的盛衰与政治和军事的盛衰变化有直接关系。
（一）蒋介石的削藩裁军政策
1928年6月12日，国民政府发出对内施政方针通电，声称北伐完成后，将立即施行厉行法制、澄清吏治、肃清匪盗、减免苛税、裁减兵额的“五要政”。7月2日，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报告称：国民革命军现有84个军272个师，220万人以上，全年需军费80000万元，而财政岁入仅45000万元，相差甚巨。军委会希望将军队缩编为80个师120万人，军费减至财政收入的60%。7月5日，蒋介石致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
北伐成功后，各集团军总司令拥兵自重，各据地盘。蒋介石为扩充势力，削弱各个地方军阀兵权，策划了这次会议，1929年1月1日召开了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会议通过《国民党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1929年8月1日召开了第二次编遣会议。蒋介石在开幕词中称裁兵是“今日各将领唯一必要的出路”，是“保持革命历史与功绩的最大光荣”，“裁兵为今日唯一首要之任务”。该会通过了《国军编遣各部队裁留标准》、《国军编遣委员会点验实施规章》、《陆军编制原则》、《点验组织条例》等。编遣会议名为裁兵，实质上却刀拔弩张，在生死利害的冲突面前，国民党各军事集团间分化组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
蒋介石的编遣会议并未达到实质性的进展，因此采取了所谓的“削藩”之策。但是如何妥善地解决被裁军队的衣食住行问题就成为当时国民党各派关注的焦点，各派的观点都认为解决之道是屯垦。《绥远垦务计划》认为国民党军队屡经编遣，对于国家而言，没有办法安插这些裁兵；对裁兵而言，没有产业或技能以维生。绥远荒地很多，若在绥远进行兵垦，既可以减少人民负担，又可以增加国家收入；既可以寓兵于农，捍卫边防，又可以减少各处盗匪的发生。针对当时国民党军队应裁人数达百万之众的情况，《蒙藏新志》提出最好的解决裁军问题的办法是“殖民政策”。《开发西北实业计划》指出应将所裁撤的士兵“开往西北，从事开辟荒原”，这样既可以保护地方，又兼收开发之实效。《兵屯热察绥》认为，寓兵于农，实施屯垦不仅可以开辟耕地，充裕国库，而且可以节省国家财政，巩固边防。《绥远省地方自治讲义》不仅谈到了国民政府实施编遣的原因，而且还提出了如果把遣散的兵士移至绥远，从事垦荒，那么既可使绥远的荒地得以开垦，又可以解决被遣散军队的衣食问题。
在时人舆论的普遍呼吁下，考虑到编遣军队后将出现的诸多问题，蒋介石最终决定打着“总理之遗教”的招牌，借助“减少军队开支，从事经济建设”的名义，实施“兵工垦殖”政策。
（二）阎锡山的“造产救国”主张
1928年12月20日，应国民党中央党部邀请，阎锡山在中央无线电台发表了和蒋介石口径一致的题为《裁兵为建设之先务》的广播讲话，标榜自己立场公允，一时声誉鹊起。
阎锡山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建立起各级统治机构，并多次扩编晋军，使其势力发展迅猛，一度由山西发展到冀、察、绥三省和北平、天津二市，拥兵达20多万。在扩张过程中，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趋激化，于是他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大小几十位军阀，从1930年4月起同蒋介石进行了一场30年代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由于反蒋各派心怀异志，再加上关键时刻保持“中立”的张学良拥戴蒋介石，挥师入关，致使中原大战以阎、冯失败而告终。在此情况下，阎锡山于1930年11月29日被迫出走，假道天津，逃往大连，做起了寓公。但他并未因此善罢甘休，而是韬光养晦，总结教训和经验，遥控山西，以图东山再起。随着形势的发展，经过多方面的疏通，并为笼络人心，蒋介石于1932年1月提出“捐弃前嫌，团结御侮”的口号，同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委派阎锡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在下野蛰居一年有余之后，东山再起，控制了晋绥军政大权。
阎锡山复职后，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整顿军队。整顿军队的首要任务是裁减晋绥军，解决穷兵黩武造成的军员过剩问题。《绥区屯垦第一年工作报告书》中提到：“阎主任此次就职后首先缩编军队，盖以裁兵可省国帑，培民力。造产可致财富，裕国用，利民生，塞漏卮裁兵造产是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捷径，而举办兵垦亦即裁兵造产之全部实行。”其二，阎锡山为消除蒋介石对他的猜忌，表示不再与蒋介石抗衡，积极响应其削藩、垦殖政策，埋头建设，不问国事，缩编、组织军队进行“绥西屯垦”。其三，阎锡山感到日军侵略势力已威胁到山西，而且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他产生了危机感。在他看来，面对如此情况，若不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势必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从当时阎锡山的处境来看，“绥西屯垦”既有抗日的意味，也有防共意味，运用军垦开辟资源，加强地方割据，为其立足边陲而图长远的谋划作准备。
鉴于此，阎锡山“就职之初即决意造产救国，并遵总理垦荒遗教，实行屯垦，为海内倡”。《绥区屯垦第二年工作报告书》称“绥西屯垦”意义重大。经济层面，屯垦可以使军人由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政治层面，屯垦可以促进财政、教育、水利、交通等事业的发展；军事层面，屯垦可以充实边防、巩固国土、肃清匪患、安定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