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隐约约中觉得我们已处在一种生活的交界处，也已感到主观生活与客观生活的连接是一种趋势与必然。我期望，由于有这些新的迹象，我们对于神经系统的研究能有一个巨大的进展。
这一研究不是空穴来风，其中一项研究来自于奥尔茨，是被埋入嗅脑中隔区电极里，证明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快乐中枢”。当白鼠弓起身子做出一种姿势，似乎想通过这些埋入的电极刺激它自己的脑时，它会一再重复这种自我刺激，只要电极仍然埋置在这一特定的快乐中枢。很明显，痛苦区或不愉快已显现出来，但当动物得到此机会时，一般会采取拒绝的方式。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刺激对动物来说显得很“宝贵”（或合乎需要，或有强化作用，或有奖赏作用，或任何我们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情境的词），因此它宁愿放弃任何其他已知的外部快乐，包括食物、性等等。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类似的人类论据能推论人的情况，说明人也有一些主观意义上的快乐体验能以这种方式产生。这一类研究刚刚处在开始阶段，但已经在这一类不同的中枢之间做出某些区分，如睡眠中枢，食物厌足中枢，性刺激中枢，性厌腻中枢等等。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让这一实验与卡米亚的实验相结合，那结果定会很喜人，卡米亚实验利用了脑电图和操作条件进行，当α波频率在被试者自己的脑电图中达到一定点时，便给予被试一个可见的反馈。用这种方法让人类被试能把一个外部的事件或信号和一种主观感受的事态相关联，便有可能使卡米亚的被试建立对他们自己的脑电图的随意控制。那就是说，他证明一个人有可能使他自己的α波频率达到某一理想的水平。
卡米亚有一发展广阔的重要发现，那就是在能被测试的条件下，一定水平的α波能引起一种沉思的、舒适的状态。某些跟进的研究以学会东方禅坐和沉思的人为被试，证明他们能自发地放射出那种“宁静”的脑电图，和卡米亚能让他的被测做到的一样。这就是说，已有可能教会人怎样去感受幸福和宁静。这些研究的革命意义是多方面的和极其明显的，不仅对人的改善，而且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都非常重要。这里有很多研究计划足以使未来的大批科学家为之奔忙。被认为是不能解决的心身关系问题，终于已显得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了。
对于一门规范生物学的问题而言，这样的论据是关键性的。现在显然已有可能说，健康的有机体已有表露清楚、明了的信号的能力，这无疑宣告这个有机体的喜恶，以及认为合乎事态的标准是什么，称这些为“价值”是太远的跳跃吗？能说这是生物学上内在的价值，或似本能的价值吗？假如我们做出这样的描述、陈述：让实验室白鼠在按压两种自我刺激按钮之间选择时，几乎100%的时间都按压快乐中枢按钮，而不选择任何其他能引起刺激或引起自我刺激的按钮，难道这和“这个白鼠宁愿选择快乐中枢的自我刺激”有任何重要的区别吗？
我承认，“价值”一词在这里可用也可不用，或许不用这个词也能说明上面的问题，这也是有可能的。或许作为一个科学策略问题，或至少是作为在科学家和一般公众之间的沟通策略问题，为避免论点的混淆而不说“价值”可能是更圆滑的手腕。我想，这确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值得留心的是，我们十分认真的看待心理学和生物学中这些有关选择、偏爱、强化、奖赏等等问题研究的新发展。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类研究工作和理论探讨固有的特征就是面对一定程度循环论证的困境，这一点在人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但我猜测在其他动物那里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这种循环论证隐含在这样的说法中：“良好的样品或健康的动物选择或偏爱某事物。”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虐待狂者、反常者、受虐狂者、同性恋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人、自杀者做出的选择和“健康人”的不同呢？值得怀疑的是，把这种困境与肾上腺切除的动物能在实验室中做出赞许的动作相提并论是否正确，我的意见是，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解决之道，而只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并处理而不是回避或忽视的问题。在人类被试那里，很容易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技术选出“健康人”，然后指出得到如此分数的人（让我们说在罗夏测验中，或在智力测验中），也就是那些在自选（食物）实验中成为善择的人。但这里的选择标准完全不同于行为标准。我们正在利用各种方法证明其前景，证明反常、或谋杀、或虐待狂、或物恋的所谓“快乐”和在奥尔茨或卡米亚的实验中所表明的“快乐”不是同一意义上的快乐。当然，这是我们供助我们主观的精神病学技术得知的。
任何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都能懂得，潜伏在神经症“快乐”或反常状态下的实际上是大量的烦恼、痛苦和畏惧。在主观领域自身中，那些对健康和不健康的快乐都体验过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承认他们喜欢前者而摈弃后者。柯林·威尔逊清晰地证明，性罪犯只有微弱的性反应，而不是强烈的性反应。克尔肯达尔也证明，相爱的性活动比不相爱的性活动在主观上优越。
由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对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有一定的证明意义，因此有研究的必要。它可以用来证明对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激进后果和涵义。我们当然可以恰当地说，这些论据是支持有机体自我调节、自我管理、自我选择的。有机体更倾向于选择健康、成长、生物学上的成功，它已不是我们一个世纪前所设想的那样了。这一般地说是反专制的、反控制的。这让我回忆以前并仔细思考道家学派的观点，更信赖孩子在当代生态学和习性学中能更快生长和实现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更强调自发性和自律性而不是预测和外部控制。用下面这段文字来解释预测和控制的论题：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能认真的把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我们自己想让人预测或成为可预测的吗？成为被控制的和可控制的吗？我不愿走得太远，说到这里必然涉及古老的和传统哲学形式的自由意志问题。但我想说，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吵闹着要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确实具有某种性质和我们主观上的自由感而不是受外界控制有关等等。无论如何，我能肯定地说，我们描述为健康的人并不喜欢被控制，他们宁愿感到自由并成为自由的。
这一整套思考能引起的后果也是较普遍的，那就是它对科学家形象的影响。不仅在他自己的眼中，而且在一般人的眼中都将改变。已经有一些论据表明，举例说，高中女生设想科学家是怪人和恶魔，她们害怕科学家。例如，她们不认为他们是可供选择的终身伴侣。我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这样观点既是“疯狂的科学”电影的产物，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内容。
传统的科学概念是由这样的人制定的，他控制着、掌管着一切，他对人、对动物、对某些问题发号施令，进行工作，他是他审视的对象的主人。这一画面在观察“医师的形象”时尤其清楚。在半意识或无意识水平上观察，他一般被视为一位主人，一个控制者，一个持刀者，和改革打交道的人等等。他显得是老板，是权威，是专家，是一个管事者，告诉人应该做什么。我认为，心理学家有可能栽在这个“形象”上，心理学家就被大学生认为是操纵者、说谎者和控制者的代表。
如果我们付与有机体智慧又将如何呢？如果它可以很明显地得到更大的自主、更大的信任，能自我管理、自我选择，那么我们作为科学家，且不说作为医师、教师，或甚至父母，就必须反映我们的形象转换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形象。道家形象，这是一个我能想到的最简括的词，它代表着人本主义科学家形象的多种因素。“道家的”意味着提问而不是告诉，它意味着不打扰、不控制，它强调非干预的观察而不是控制的操纵，它是承受的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和强制的。这似乎在表明，如果想知道鸭子的事，就要向鸭子询问，而不是要教导鸭子，同样对于人类儿童也要遵守此原则。在规定“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时，似乎最好是找出一些办法能使他们告诉我们，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
幸运的是，这样的优秀的心理医师已不再可望而不可及，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不把自己的意愿强求于患者，而是帮助患者——不明确的，无意识的，半意识的——发现患者自己内部的东西。心理医师帮助他发现他自己想要的或渴求的是什么，发现什么对于他这位患者是有益的，而不是对于医师是有好处的。这是旧意义上的控制、宣传、塑造、教导的对立面。它显而易见把我所说的设想和意义作为基础，但像这样的设想是很难实现的，比如说大部分人要选择健康而不想患病；相信主观幸福状态是一个颇为良好的向导，使人能达到“对于他本人是最佳的境界”。
这种态度意味着宁愿选择自由而不是控制，对有机体的信赖而不是怀疑。它设想，人人都想成为人性丰满的，而不是想成为有病的，痛苦的，或想死亡。在我们作为心理医师发现死亡愿望、受虐狂、自我挫败行为、自寻痛苦确实存在时，我们已学会把这种状态设想为“疾病”，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以前对一种较健康的事态有过体验，那他就会舍弃使自己遭罪的那一套而去选择它。
有些非常类似的情况也适合具有道家意味的教师、父母、朋友、爱侣的新模式，最后也适合更有道家程度的科学家。我们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不打扰、不要求、不希望、不改善的观察者，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达到这一特殊类型的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