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理论都会随着人的哲学（相性、目标、潜能、满足）的变化而变化。产生变化的不仅有政治的、经济的、道德和价值的、人际关系的以及历史本身的理论，而且还有教育的、心理治疗和个人成长的理论。
在人的能力、潜能和目标的概念方面有一种变革，一种新的观点，是人的可能性和他的命运的浮现。而浮现的含意是多方面的，它不仅适用于我们的教育概念，而且也适用于科学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概念，甚至也适用于我们关于非人类世界的概念。
我认为，可以把这一人性观描绘为一种完整的、单一的、广泛的心理学体系，尽管其中的许多方面都是作为对抗现在通行的、两大内容最广泛的心理学的局限性（从人性的哲学看）的反作用出现的，这两种心理学就是行为主义（或联想主义）和传统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不过，想给这个新心理学正式命名却还不很容易，并且为时尚早。在以前，我曾把它叫做“整体动力”心理学，以此来表达我关于它的主要根据的确信。一些人已经随着哥尔德斯坦把它称为“机体”心理学。萨蒂奇和其他人则称它为自我心理学或人本主义心理学。不过我认为，可以将其适当地折衷和综合而归属于“心理学”之内。
我想我所能奉献的，就是通过主要是发表出自我自己的工作的意见，而不是作为一个由众多思想家组成的学派的一名“正式”代表发表意见，即使我和他们有很多一致的观点。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在这里介绍“第三种势力”观点的一些主要命题。我应当预先说明，有许多观点是走在资料前面的，有些命题以个人确信为基础，多于以公众证实的事实为基础。然而，它们大体上是可以确证是否真实的。
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内部天性，它是个人本质的、似本能的、独特的、天生的，而且带有明显的遗传性，它们有一种强烈的顽固性。
在这里谈遗传的、体质的和早期获得的个体自我的根基是有意义的，尽管这种自我的生理决定性只是一部分，而且描述起来如此复杂。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个体自我的根基，都是“原始材料”，而不是最终产品，它将接受他本人，其他对他有意义的人，以及他的环境等等的反应作用。
这种本质的内部天性中包含的有：似本能的基本需要、智能、天资、解剖的资质、生理或气质的平衡、出生前的或出生时的损伤，以及新生儿的创伤等。这种内部的核心，以自然倾向、兴趣或内部倾向表现它自己。不管是防御的和获取的机制、“生活的样式”、还是其他性格上的特性，一切在一生最初几年中形成的东西，都应当包括在这一问题中。这些原始的材料，当同外部世界接触、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时候，就非常迅速地开始成长为自我。
这种内部天性有生活历史，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因为它们不是最终实现物，而是一些潜能。它们大都是（但非全部是）由于自身外部的决定因素（文化、家庭、环境、学习等等）的作用而实现、成型或窒息的。在一生的早期，这些无目标的冲动和倾向，就通过疏通作用和对象（“情操”）联系起来，但也通过任意学会的联想形成这样的联结。
虽然这种内部核心是似本能的，有生理基础，但它们又表现出某种意义上的软弱无力。它们很容易被战胜、抑制和操控，甚至可能永久地被消灭。人不再具有动物意义上的、强有力的、清晰的内部呼声的本能，这些内部呼声明确地告诉他们，于何时、何地、怎样以及同谁一起去干什么。我们留下的一切全都是本能的残余。另外，它们是软弱、微薄和纤细的，很容易被学习、文化的期望、被畏惧、被反对等等所湮没。分辨它们是困难的和复杂的。真正的自我，知道或真正需要的或不需要的，什么东西是适合的，什么东西是不适合的等等。在这些冲动声音的强度上，表现出巨大的个别差异。
在这些的内部天性中，有的是人类共有的特性（种族范围），而有的是个体独有的特性（个性范围）。爱的需要成为每一个人的特性是天生的（虽然在一定环境之中，后来它可能消失）。然而，音乐天赋给予很少的人，并且这些人在风格上彼此又有显著不同，例如，莫扎特和德彪西。
从“科学”的真正意义上去客观地研究这种内部天性，并揭示其本来面目，再配合内部观察和心理治疗，二者相辅相成。一个展开的人本主义的科学体系，必须包括这些依据经验的技术。
这种深蕴的内部天性的许多方面，或者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被主动压抑了，因为它们是可怕的、不被认可的、自我疏忽的，或者是“已被忘记了”（忽视了、不用了、未语言化的或抑制的），正如沙赫特所描述的那样。因此，许多深蕴的内部天性是无意识的，正如沙赫特所描述的那样。因此，许多深蕴的内部天性是无意识的。这不仅对冲动（驱力、本能、需要）来说可能是确实的。而且对于智能、情绪、判断、态度、分辨力、知觉等等，也可能是确实的。主动地压抑，要求努力和花费精力。有许多主动保持无意识的特殊方法，诸如否认、投射、反作用造作等等。然而，压抑不能扼杀那些被压抑的东西。这些被压抑的特性，仍然作为思想、行动的主动决定因素继续存在。
在人生的早期，似乎主动地压抑和被动地压抑大多都是作为对于父母和文化的一种反抗。
根据一些临床事实，压抑在幼儿或青少年身上更多地表现为心灵内，文化上的原因，即出自某种恐惧，如怕被他自身的冲动湮没，怕自己完全崩溃、“瓦解”、破裂等等。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即儿童可以自发形成对他自身冲动的畏惧态度和拒绝态度，并且以后可能为保卫他自己而以各种方式反对这些冲动。如果这是确实的，那么，社会的要求就不是唯一的压制力量。可能也有心灵内的压抑和控制力量，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固有的、对立的精力投入”。
由于认知往往更易引起意识，并因此而导致改动，所以我们最好把无意识的驱力和需要同认知的无意识方式区分开来。初始过程的认知（弗洛伊德），或原始思维（荣格），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教育、舞蹈教育或其他非语言的教育方法，大都可以重新恢复。
在一生的早期，这种内部天性很容易消失，但到了成年时期，它虽然“软弱”却很少消失。尽管它们是被压抑的，但是依然无意识地潜伏着。如智力的声音（这是内部天性的因素），它虽然声音很低，但总是被听到，尽管是以被歪曲了的形式，即它有它自己的动力学时必须运用努力，由此可能会有厌倦感。这种力量是“健康意志”的、成长动力的、自我实现压力的，以及追求同一性的一个主要方面。正是它，使得心理治疗、教育和自我改进，在原则上成为可能。
但是，只有一部分通过发现，揭露和承认这个内部核心或自我是原本存在的，随着年龄增长而成熟起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自我创造。对于个体来说，一生是一个继续不断的选择系列，其中，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已形成的个人存在（包括他自己的目标，他的性格，他的责任感，他的自我力量或“意志力”等）。我们不能再认为人是“完全被决定的”，在这个短语里包含“仅仅由外在于人的力量决定”的意思。个人，在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范围内，是他自己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投射”，并且自己创造自己。
疾病是由一个人的本质内核受到阻挠、否定或压抑而引起的，不过它的表现有时明显、有时微妙曲折，有时突然，而有时又迟缓。这些心理疾病比精神病学联合会所列出的要多得多。例如，性格的混乱和失调，被看成比传统神经病甚至精神病对于世界命运有更大的重要性。从这个新观点看，新类型的病是最危险的。例如，削弱了的人或发育受阻的人，即丧失了规定人类的或个人的那些自我特性的人，个人的潜力发展不充分，无价值等等。
成长、自我实现或完美人性的欠缺，就是所说的人格一般性疾病。而且疾病的主要根源（并非唯一的根源）看作是受挫（即基本需要的受挫，存在价值的受挫，特异潜力的受挫，自我表达的受挫，以及人以他自己的风格和步调成长的倾向的受挫），特别是在生命早期的受挫。也就是说，基本需要的受挫，并不是疾病或人性削弱的唯一根源。
我认为，最初的这种内部天性肯定不是“恶”的，而是被称之为“善”的，或至少被称为中性的。表达这个内部天性最精确的方式是这样的说法，即它“先于善和恶”。对此，如果我们所说的是婴儿和儿童的内部天性的话，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我们说的这个“婴儿”能顺利长成人的话，那么这种表述就要复杂得多了。如果这个个体是从存在心理学的观点、而不是从缺失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的话，这些将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心理治疗、客观的科学、主观的科学、教育和艺术这些揭露和揭示人性真象的所有科学技术证实了以上的结论。例如，在长期揭露治疗的过程中，减轻了怨恨、畏惧和贪婪，增进了热爱、勇气、创造性、仁慈和利他主义，这就使我们得出结论：后者比前者是“更深的”、更天然的、更本质的人性；也就是说，我们叫做“恶”的那些行为，通过揭示治疗减轻了或者消除了，而我们叫做“善”的那些行为，通过揭示研究得到促进和加强了。
我们必须区分开弗洛伊德的超我与良知和固有的内疚。前者在原则上是把别人即父亲、母亲、教师等的赞许和非难拿到自我中来，而不是来自这个人自身。这时的内疚（良知）是由于对他人非难的再认识。
一个人背着自己的内部天性或自我，脱离自我实现道路的结果就是固有的内疚，它证明了本质上自我非难的合理性。因此，固有的内疚不是文化相对的，像弗洛伊德的内疚那样。固有的内疚是“确实的”、“应得的”、“正确的和适当的”或“恰当的”内疚，因为它是同这个人内部现实深处的某种东西不一致，而不是同他偶然的、任意的、纯粹相对的心胸狭隘不一致。就这方面说，看来固有的内疚，有应得的时候，对于个人发展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它不是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去逃避的症状，而是一种有助于真实自我和潜在性现实化成长的内部指引。
我并没有认真考察，“恶”行为是否应归结于无端的敌意，残酷的破坏性，“无耻的”侵犯。敌意的性质如果达到类似本能的程度，那么人类将会有一种前途。如果敌意只是一种反应（对坏待遇的反应），那么人类就有完全不同的未来。我的看法是，大量的证据表明，盲目的破坏性敌意是反应性的，因为揭露治疗削弱了它，并把它的特性变成“健康的”自我肯定、坚强、有选择的敌意、自我防卫、正当义愤等等。在任何情况下，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全都发现了勇敢和愤怒的能力，当外部情境“要求”这种能力时，他们就能够让它自然地表现出来。
在儿童身上这种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很容易看到健康儿童身上，也会发现正当愤怒，自我保护和自我肯定的，即反应性攻击。以后，儿童大概就学会了怎么控制他的愤怒，怎样表现和何时表现他的愤怒。
无论是在儿童身上，还是在受压抑和“不被重视”的孩子式的成人中，都可能由于无知和儿童式的曲解和信条造成文化所谓的“恶的”行为。例如，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敌对，可归因于儿童希望独占父母的爱。仅仅由于他的成熟，基本上他就能够认识到，他母亲对于兄弟姐妹的爱，是同母亲爱自己能够和谐共存的。因此，不友爱的行为可能出自对于爱的孩子气的看法，而这种看法自身是无可厚非的。
从更普遍的、广泛人种的观点来看，实际上那种被文化教养中称为恶的需要，是不应该被认为是恶的。如果人得到承认并受到热爱的话，那么许多狭隘的、种族主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只举一个例子，把性行为看作在本质上是恶的，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纯粹是胡说八道。
通常被看作是对于善良、真理、美好、健康、智慧的憎恨、敌意、嫉妒（“逆价值”）的，大多（尽管不是全部）是由丧失自尊的威胁决定的，正如说谎的人被诚实的人、丑陋的女孩被美丽的女孩、懦夫被英雄所敌视那样。每一个优越的人都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自己的短处。
但是，命运的合理与公正的终极存在问题显然比这要深刻得多。有病的人可能嫉妒健康的人，虽然他比健康的人没有更多的功过。
邪恶行为在大多数心理学家眼中，都被看成是反应性的而非本能性的。这种看法包含有这样的意思，虽然“恶的”行为人性之中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是从来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但是，当人格成熟和社会改善时，仍然可以期望减轻。
仍有好多人认为，“无意识”复归和初始过程的认知肯定是病态的、危险的或恶的。心理治疗的经验慢慢地使我看到了其他方面。我们的深处也可能是好的、美妙的或称心如意的。而且这一点，从调查研究热爱、创造性、娱乐、幽默、艺术等根源的普遍发现中已变得清晰了。它们的根基深深地扎在内部的、深刻的自我中，即扎根在无意识之中。我们必须“复归”于内部的深刻自我之中，才能重新获得并享受和运用它们。
人的这个本质核心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他人与自我的承认、热爱和尊重、就很可能造成心理上的不健康，或者人的这个本质核心得到尊重，不然就不可能有心理的健康（但反过来说，人的这个本质核心得到尊重就会出现心理健康，也不一定对，因为其他前提条件也必须得到满足）。
还未达到年龄上成熟的心理健康，被称为健康的成长。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如自我完成、情绪成熟、个体化、生产性、自我实现、真实性、完美人性等等。
健康成长在概念上不是独立的，因为现在通常把它定义为“指向自我实现的成长”等等。一些心理学家，径直以一个穿串的发展目标、目的或倾向的概念为依据，认为所有尚未完成的成长现象，只是沿着通向自我实现的一些步子迈进。
自我实现具有各式各样的定式，但一致同意的坚实核心还是能看到的。所有的定义都承认或者都含有：承认并表述了内部核心或自我的实现，即那些天赋能力、潜能、“完善的机能”、人类和个人实质有效性的现实化；它们全都表现为极少出现不健康、精神病、人类和个人基本能力的缩减或丧失。
出于这种考虑，就不要去压抑这个内部天性，而最好是引出并促进它，至少也要承认它。纯粹的自发性，由自我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不受控制的、信任他人的、非预谋的表现所组成，即由受意识干扰最少的心理力量所组成。控制、意志、谨慎、自我批评、测试、深思熟虑，是自发表现的阀门，这个的阀门是由精神世界之外的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强制造成的，其次是由心灵自身的畏惧强制造成的。在不太精确的程度上来说，大量来自心灵的畏惧对心灵的控制，是神经病的或精神病的，在本质上或理论上是不必要的（健康的心灵是不可怕或不可憎的，因此，没有必要对它存戒心，像历史遗留的情况那样。当然，不健康的心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种控制往往能被健康的心理、深刻的心理治疗、或比较深刻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认可所削弱。然而，也有一种对心灵的控制不是出于畏惧，而是由于有必要保持心灵的整合的、有结构的和统一的状态（固有的对缺失的精力投入）。并且还有一些很可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控制，这种控制在实现能力和探索更高的表达方式的时候是必要的，例如，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运动员，其精湛的技艺来自艰苦的劳动。但是，当这些控制变成自我的时候，就最后被超越而变成自发的方面。我建议把这种合意的和必要的控制，称为“阿波罗式的控制”，因为它们并不使人对满足的合理性产生疑问，反而是要通过对满足的组织、美化、定步速、设计和加味来增进愉快，例如，在性、吃、喝等活动中的情况那样。这种控制与那种压制的控制，形成鲜明对照。
这种自发性和控制的变化之间的平衡，相对应着心灵的健康状态和环境和健康状态之间的平衡。长久的纯粹自发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按照它自己的、非心灵的规律运行的世界上。在梦、幻想、爱、想象、性行为中，在创造性、艺术工作、智力使用和自由联想等等的第一阶段中，很可能是纯粹自发性。但纯粹控制也不是永远可能的，因为那样心灵就不存在了。因此，教育必须对准两个目标，控制的培养与自发性和表现性的培养。
在我们的文化中，在历史的这个时期，有必要调正天平支持自发性，有必要调整我们的能力，成为表现的、被动的、非意志的、信赖意志和控制以外的过程，不预先考虑，有创造力的等等。但是，必须认清这一点，一直有并仍然将有另一些文化和地域，在那里，天平很可能是偏向另一边的。
如果给予健康儿童在他正常发展中选择的自由，完全可以相信，他会选择有益于他的成长的事。他这样做，是由于这样体验和感觉良好，能提供愉快或快乐。在这里包含这样的意思，即他比任何别的人都更好地“了解”什么事情对他是有益的。一个宽容的社会制度，并不意味着成人能径直地满足他的需要，而是使他有可能满足他的需要，有可能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即不干涉他。为了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充分地信任他们和充分地信赖成长的自然过程是必要的，即不要干扰太多，不迫使他们成长或强迫他们进入预定的设计，不是以专制的方式，而是以道家的方式让他们自然成长和给予适当帮助。
虽然这个主张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被曲解得特别离奇。道家的不干预儿童和尊重儿童，对于大多数这样的人经常是很困难的，他们倾向于把这一点解释成绝对的容忍，纵容、溺爱，过分的保护，担心一切危险，禁止冒险，给他东西，为他安排愉快的活动。尊重儿童自己内部信号的爱和没有尊重的爱是完全不同的。
达到健康和自我实现主要通过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基本需要的受挫，这些结论与“承认”自我、命运、个人呼唤是并列的。这个结论与认为压制的社会制度、怀疑、控制、管辖是必要的，以及认为在人的深处有基本的、本能的邪恶，形成鲜明对比。子宫内的生命是完全满足和无挫折的。禁欲主义、自我克制、有意抵制机体的需要，往往会造成一种削弱的、发育不全的或残缺的有机体，达到自我实现的人，只是为数极少的、特别坚强的个体。
把基本需要的满足经常理解为意味着物、东西、财产、金钱、衣服、汽车等等，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理解。但是，这些东西本身并不能满足那些在身体需要满足以后出现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是：保护、安全感，相属关系，如在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集团、一个班组之中的友谊、感情和爱，敬重、赞许、尊严、自尊，适合于一个人天赋和智能的最完美发展的、自我实现的自由。
这些基本需要似乎是相当简单的，而且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已有少数人能够看出它们的意义。由于最低等和最紧迫的需要是物质的，例如食物、庇护所、衣服等等，所以他们就倾向于把这一点扩充为主要是实利主义的心理动机，而忘记了还有更高级的、非物质的那些需要，也是“基本的”需要。
但我们不能忽略同样的危险性来源于完全的没有挫折、痛苦或危险。一个人必须获得挫折耐受力才能成为坚强的人，必须学会把物质现实理解为对于人的愿望在本质上是中立的，必须懂得热爱他人像热爱自己一样，享受他人需要满足的乐趣像享受自己需要得到满足一样（不是只把别人当作手段）。有安全、爱和尊重需要的满足作基础的儿童，可以从适度的挫折中得到锻炼，并且由此变得更加坚强。如果要求他们的负担超过他们所能忍受的程度，从而使他们被压倒，那么，我们就把这叫做创伤性的，并且认为它们是危险的而不是有益的。
我们了解物质世界、动物和其他人的本性是通过它们或他们对我们的顽强阻挠，从而也就学会了区分希望和现实（哪些事物有希望成为现实，哪些事物以完全无视我们希望的方式在继续进行），因此才有可能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并在必要时去适应生活。
而我们了解和扩展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局限，则是通过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和苦难，并面对失败。在伟大的斗争中可以有巨大的享受，这个享受能够取代畏惧。此外，这也是抵达健康的自重的最好途径，自重不仅建立在别人的赞许上，而且也建立在实际的成就和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现实主义的自信上。
溺爱就是说儿童没有靠自己的努力，而是由父母来代替取得他们需要的满足。溺爱倾向于把儿童婴儿化，阻碍他的力量、意志、自我坚持的发展。在溺爱的一种形式中，可以教会儿童利用别人而不是尊重别人。在溺爱的另一种形式中，包含着对儿童自己的力量和选择缺乏信任和尊重，这在本质上是恩赐和蔑视，而这可能促使儿童形成自卑的感觉。
为了有可能达到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有必要认识到，智能和器官系统极力要活动、表现自己和得到使用与锻炼；也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使用是愉快的，而不用则容易导致痛苦。强壮的人喜欢运用他们的肌肉，而且确实也运用了它们，以便“感觉良好”并得到自我和谐的、成功的和自由活动的感觉（自发性），这些是健康成长和心理健康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智力、对于子宫、眼睛、爱的能力来说，也同样如此。
能力一直在呼喊，而且只有它们被很好地运用时，才会停止呼喊。这就是说，智能也是需要。使用我们的智能，这不仅是乐趣，而且对成长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使用的技能、智能和器官，可能成为疾病的中心，不然就衰退或消失，从而使整个机体遭受削弱。
心理学家是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的：就他的目的看有两种世界、两类现实，自然的世界和心灵的世界，强大的事实世界和意愿、希望、畏惧和情绪的世界，那个按照非心灵法则运行的世界和那个按照心灵规则运行的世界。除特殊情况以外，这种区分不是很明确的，毫无疑问，幻想、梦和自由联想是合乎法则的，然而这完全不同于合乎逻辑的法则。这个假设并不否定两种世界是有联系的，甚至也不否定二者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尽管心理学家一直倾向于承认这一假设为不能解决的哲学问题，但他们中的多数或绝大多数还是以它作为行动的依据。任何治疗学家必须这样设想，否则他就进行不下去。这是心理学家回避哲学困难和活动的典型，“仿佛”某种假设就是确实的了，即使它还未能得到证实。例如，“责任心”、“意志力”等的通用假设就是这样。健康的问题之一就是要有同时在这两个世界之中生活的能力。
从动机的观点看，不成熟可以作为按照缺失需要的层次来满足缺失需要的过程来同成熟相对比。成熟或自我实现，从这个观点来看，意味着超越了缺失需要。于是，这种成熟状态就可以描述为超动机的或非动机的（如果缺失被看作是唯一动机的话）。也可以把成熟描述为自我实现的、存在的、表现的而不是获得的。这种存在的而不是希望的状态，被认为是自我的性质、成为“纯真的”、成为一个人、成为完美人性的同义语。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的形成过程，与一个人的存在显然有区别。
通过认知能力或怀感能力的方式，也能把成熟与不成熟区分开来。不成熟认知和成熟认知，已由维纳和皮亚杰极好地描述过了。现在我们可以在缺失认知和存在认知之间增加另一区别。缺失认知可以定义为是从基本需要或缺失需要，以及它们的满足和受挫观点组织起来的那种认知。也就是说，缺失认知可以称之为利已认知，在这种认知中，世界被编进我们自己需要的满足组和受挫组，世界的其他特点被忽视或被掩盖了。
对象的认知，按着对象真实的自我和它自身的存在，不涉及它需要满足或挫折的性质，即基本上没有涉及对象对于观察者的价值，或它在他身上的作用，这样的对象认知，可以叫做存在认知（或超越自我的、或非利己的、或客观的认知）。和成熟并行的事物并非说就是完善的（儿童也能以忘我的方式进行认知），但是，一般来说，随着日益成熟的个性或个人同一性的稳固（或一个人自己内部本性的认可），存在认知变得更容易和更经常了，这多半是确实的（即使缺失认知对于一切人、包括成熟的人来说，是生活在世界上所必需的主要工具，上述观点也是确实的）。
知觉如果想达到更真实的程度，就必须在觉察对象真实的、内在的或固有的完整性质的意义上达到无欲望和无畏惧的程度。因此，客观的目标和任何现实的真实的描述，都受到心理健康的促进或抑制。神经病、精神病和成长的受阻，从这个观点来看，全都同样是搅乱了知觉、学习、记忆、注意和思维的认知上的毛病。
更好地了解高级和低级的爱是认知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可以在缺失认知和存在认知、缺失动机和存在动机大致相同的基础上，将缺失的爱同存在的爱区别开来。同别人没有完美良好关系的人，尤其是儿童，就可能是没有存在的爱。存在的爱和它蕴含的道教信任态度一起，对于教育是特别需要的。对于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来说，这也是真实的，即我们可能按照自然界的实际情况对待它，我们不妨以这样的态度看待自然界，好像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我们的目的。
必须指出，内心世界和人际关系有显著区别。我们一直在大量论述自我，而没有涉及人们之间以及或大或小的团体内部的关系。我论述过的那个一般人类的归属性需要，包括对于社会生活、相互依赖、亲属、伙伴关系和兄弟情谊的需要。在辛那侬、依萨伦型（两种以促进心理健康和改善人际关系为宗旨的群众性学术组织）教育、嗜酒者互戒协会、训练组和交朋友小组，以及许多更小的经由兄弟情谊的自助组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最基本的方面，我们是社会的动物。当然，最终，坚强的人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超越团体。然而，必须认清，这种力量也是依靠他的团体才在他身上发展起来的。
自我实现虽然在原则上讲是容易的，但实际上发生的几率却很小。对于这一点，在各种水平的论述中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理由，包括我们熟知的一切精神病理学的因子在内。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主要的文化上的原因，即确信人的内部本性是邪恶的或危险的，认为它是一个难于达到成熟自我的生物学上的决定因素，也就是确信人类不再具有能明确告诉他们干什么，以及何时、何地和怎样行动那样的强烈本能。
在以下两种看法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但极其重要的区别：一种看法认为，精神病是对于自我实现成长的阻碍、回避或畏惧；另一种是按照医学方式看精神病，认为它好像肿瘤、毒物或细菌从外部的侵袭。对于我们的理论目标来说，人的削弱（人的潜能和智能的丧失）是比“疾病”更为有效的概念。
除了报偿和愉快，成长也会经常伴随着许多内在的痛苦。每前进一步，都是踏进陌生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领域。成长也意味着放弃某种熟悉的、良好的和令人满意的东西。它经常意味着支离破碎，甚至有点轮回之前死亡的意思，带来的后果是怀旧、畏惧、孤独和哀痛。成长也经常意味着放弃比较单纯、容易和轻松的生活，代之以更需要的、更负责的但更困难的生活。前进的成长是不顾这些损失的，因此它需要个人的勇气、意志、抉择和力量，也需要来自环境的保护、同意和鼓励，尤其对儿童来说是如此。
所以成长或缺乏有必要看作两种力量之间的辩证组合，即促进成长和阻碍成长（倒退、畏惧、成长的痛苦、无知等）。成长和缺乏成长都有不利和有利两个方面。未来在前面牵引，但是过去同样在后面拖拉。不仅有勇气，而且也有畏惧。完全理想的健康成长的道路，在原则上是增加有利于向前成长的一切条件，以及缩减不利于向前成长的一切条件。
体内平衡的倾向，“需要还原的”倾向，以及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都不是成长倾向，而通常是有机体的防御的、减少痛苦的姿态。但是，这些倾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永远不是病理学的。这些倾向通常比成长倾向占有优势。
有一个自然主义的价值体系暗含在这一切之中，这种副产品表现为依据经验描述人类和个体最深刻的倾向。通过科学或自我观察研究人，可以发现他正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对他来说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以及什么会使他觉得善良和什么将使他感到羞愧，为什么选择善行对他来说通常是困难的，以及邪恶的诱惑又是什么等等。注意，“应该”这个词没有使用的必要。同样，关于人的知识对人来说只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意义。
神经病是内部核心被否定的表现，而并非内部核心的一部分，是在畏惧的掩盖下对内部核心的一种防御、一种逃避。神经病通常是以隐蔽、伪装或自我挫折方式寻求基本需要满足的努力为一方，和对这些需要、满足及有动机行为的畏惧为另一方之间的折衷产物。神经病的需要、情绪、态度、行动的表现，完全不是内部核心和真实自我的表现。如果施虐者、剥削者或性反常者说：“为什么我不该表现我自己呢？”例如杀人，或者说：“为什么我不应该实现我自己呢？”对他的回答就是，这样的表现是错误的而不是表现似本能的倾向或内部核心。
对个人而言，任何一种神经病化的需要、情绪或行动都是智能的丧失。他不用阴谋诡计的或不符合规范的方式，就不能做或不敢做某事。另外，通常他已经丧失了他的主观幸福，他的意志，他的自我控制感，他的愉快能力，他的自我尊重等等。他的人性已经被削弱了。
我们已经知道，精神病的原因是没有价值体系的状态。人为了生活和理解，需要价值结构、人生哲学、宗教或宗教代替物，与需要阳光、钙或爱在意义上大致类似。这些我叫做“理解的认知需要”。那些由于没有价值而引起的价值病，可以分别地称为缺乐症、无目的症（颓废）、冷漠、不道德、绝望、玩世不恭等，这些价值病也可能变成肉体上的疾病。在价值的间歇期中，所有由外部提供的价值体系已证明是无效了（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等），例如，没有能为之献身的任何东西。所需要的但没有得到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不懈地寻求它，而且他已经变成一个危险人物，随时会扑向任何期望得到的东西，不论好的或坏的。对这种疾病显然需要一种疗法。我们需要一种有效的、有益的人类价值体系，这种体系是我们可以信仰的，并能够为它而献身（愿意为它去死），这是由于它是真理，而不是因为我们被告之对它要“信仰和有诚意”。在理论上讲，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世界观有实际可行性。
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成人价值观念的不确定造成了儿童和青少年中的许多的障碍。作为一种后果，许多年轻人不是靠成人的价值观念生活，而是靠青少年的价值观念生活。这种价值观念当然是不成熟的、愚昧的，而且大量是被青少年混乱的需要决定的。这些青少年价值一个极好的投射（具体化）是牛仔、“西部”电影迷，或青少年犯罪团伙。
所有的二歧思维方式在自我实现的水平上被公认为是不成熟的，由此，许多的二歧式宣布解体，原来的对立统一成整体。自我实现的人，有很强的倾向要把自我和非自我整合为更高的、超指标的统一体。工作倾向于同游戏一样；职业和业余爱好成了同样的事物。当任务是愉快的，而愉快又是任务完成的时候，那么它们就不再是分离和对立的。最高级的成熟显示出包含着孩子般的纯真品质，而且我们发现，健康儿童又具备一些成熟的、自我实现的品质。内部和外部、自我和所有其他事物之间的分离，变得模糊和隐退了，而且在人格发展的最高水平上，它们被看成是能够相互渗透的。所以说，二歧式是精神病态的起因和结果，是人格发展和心理活动较低水平的特点。
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自我实现者往往倾向于将弗洛伊德的二分法和三分法综合起来，即意识的、前意识和无意识的，或伊特、自我和超我。弗洛伊德式的“本能”和防御机制不彼此对立了。冲动更多地被表现出来，而较少受到控制，而控制又不那么刻板、固定不变、引起焦虑了。超我变得较少苟刻和惩罚，而且较少同自我对立。初级和二级认知过程成为同等有效和宝贵的（取代了诬蔑初级过程为病态的观点）。的确，在达到“高峰体验”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壁垒往往会一起倒塌。
这与早期弗洛伊德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弗洛伊德的早期主张中，这些形形色色的力量明显地二歧化：彼此排斥，有对抗性利害关系，即作为对抗性力量而不是作为互补或合作的力量，一个比另一个好。
还有一种健康的无意识和合乎需要的回归的意思包含在这一观点中。而且我们也包含有综合理性和非理性的意思，我们推断，非理性在其恰当的位置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健康的、合乎需要的，甚至是必需的。
健康人能在另一方面更具整合性。在他们那里，意动、认知、情感和运动彼此较少分离，更多的是互相协作，即为了同一目的没有冲突地协同工作。理性思维的精细推论，善于得出与盲目欲望相同的那样的结论，人想得到的和喜爱的那些东西，恰好是对他有益的那些东西。他的自发反应好像是事先经过慎重考虑似的，显得那么正确、恰当、高效。他的感觉和运动反应，是那么彼此密切关联。他的感觉通道更是相互联结（观相术的知觉）。此外，我们都知道唯心主义的困难和危险，在这里，能力被想象为排列成二歧式的森严等级，在分离的顶端有理性，而不是在整合中有理性。
从健康的无意识和健康的非理性向更深处延伸，就会使我们对纯抽象思维、言语思维和分析思维的局限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完善地描绘世界，那么为前语言的、不能言喻的、含有隐喻的、初级的过程，具体的经验，直觉的和审美的认知形式，安排适当的位置是必要的，甚至在科学上这也是真理。现在我们知道：创造性有它的非理性根基。
对于描述现实总体来说，语言是不够的，而且必定永远是不充分的，任何抽象的概念都会舍弃更多的现实，即我们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它通常是高度抽象的、言语的和严格确定的），经常使我们看不到没有被抽象包含的那一部分现实，这就是说，知识使我们更能看到某些东西，但是又使我们更容易忽略其他东西。抽象的知识，像它的有益那样，也有它的危险。
在抽象、言语和教条主义的科学和教育中，找不到原始的、具体的、艺术的经验和位置，尤其是没有把自我内部主观的东西放在充分恰当的位置上。例如，机体心理学家们肯定会同意，在理解和创作艺术中，在舞蹈中，在（希腊式）运动和现象学的观察中，更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是符合需要的。
方案、略图、蓝图、纲要、草图以及某种尽最大可能简化的抽象画法，是抽象、分析思维的顶点。我们对世界的丰富性则可能作为罚金失掉了，除非我们学会了尊重存在的认识、带有爱和关心的知觉、流动的专注力，学会了尊重所有那些使经验丰富而不是使它枯竭的东西，世界的丰富性才不致失掉。“科学”不应当扩展到包括两类认识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
健康人汲取无意识和前意识的能力，运用和尊重初级过程而不逃避它们的能力，承认冲动而不总是控制它们的能力，能够毫无畏惧的自愿复归的能力，这些都是培养创造性的主要条件之一。从而，我们就能够理解心理健康同创造性以某种普遍形式联系得如此紧密的原因（除了特殊的天赋以外），以致使某些人几乎将它们通用。
健康与理性和非理性力量（意识与无意识、初级过程与二级过程）这两者之间的整合联结，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心理健康的人更有享乐、热爱、笑、逗乐、幽默和遐想的能力。而且一般在普通情况下，他们容许、尊重和享受高峰体验。而上述这一切，使得我们对于学习，特别是对于那种尽信书式的学习是否有助于儿童向健康前进，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人类生活以及心理学和教育的一个中心部分是美的理解和创造以及美的高峰体验。这是确实的，因为所有高峰体验，都是个人内部的分裂、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世界内部的分裂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分裂的整合化。既然健康的一个方面是整合，那么高峰体验也就是向健康的前进，也就是健康本身，即瞬间的健康。而且这些体验是对生活的确认，它们使生活富有价值，这些肯定是对“为什么我们不全都自杀”这个问题回答的重要部分，另外还包括高峰体验自身便是有价值的等等。
自我实现并不意味着超越人类的所有问题。冲突、忧虑、挫折、悲痛、创伤和内疚，在健康人身上几乎都能被发现。一般地说，日益增进成熟的运动，是从神经病的假问题到真实的、不可避免的、实在的问题的运动，这些问题是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即使是最理想的生活，问题也不可避免。尽管他并不是神经病患者，但他也可能被现实的、合乎需要的、必然的内疚而不是神经病的内疚（这种内疚不是合乎需要的和必然的）所折磨，即被一种内在良心（不是弗洛伊德的超我）所折磨。即使他已经不会再形成问题，这里也仍然保留着存在问题。我们应当忧虑的时候而不忧虑，这可能是疾病的预兆。有时，自命不凡的人不得不受些惊吓才能恢复明智。
自我实现不是全然一般性的。自我实现是经由女性或者男性完成的，这对一般人性来说是优先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首先是健康地实现了女性的妇女，或健康地实现了男性的男子，然后才可能自我实现一般人性。
也有一点证据证明，不同的体质类型，以稍微有点不同的方式实现他们自己（因为从实际来说，他们有不同的内在自我）。
努力摆脱儿童在他弱小时为了适应强大的、无所不能的、神一般的成人而使用的技巧，是完美人性健康成长的另一关键方面。他必须用坚强而独立的技巧，并且自己也成为父母，从而来取代这些儿童式的技巧，特别是抛弃独占父母的爱的愿望。要学会爱其他人，他必须学会满足自己的而不是父母的需要和希望，他也必须学会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父母来满足这些需要，必须放弃出于畏惧和为了获得父母的爱而形成的伪善，必须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去做好事。他必须发现他自己的良心，并且放弃作为唯一道德指南而被他内化了的父母的良心。他们必须成为负责的而不是依赖的，必须有享受这种责任的能力。所有这些依靠软弱适应强大的技巧，对于儿童来说都是必需的，但在成人身上被认为则是不成熟的和发育不全。他必须用勇气取代畏惧。
由此看来，社会或文化一方面可能促进成长和自我实现，而另一方面也可能阻碍抑制成长。成长和人性的根源从本质上看是在人体之内，而不是由社会创造和发明的，社会只能促进或者妨碍人性的发展，正如园丁能够帮助或者阻止蔷薇生长一样，但是他不能强迫它变成一棵橡树。纵然我们知道，文化对于人性自身，例如语言、抽象思维、爱的能力的实现，是绝对必不可少的，这仍然是真理；然而这些根源，是作为潜在性、在人的种质中先于文化而存在的。
比较社会学由于超越和包括文化相对论而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较好的”文化能满足所有基本人类需要并容许自我实现。“较贫乏的”文化则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对于教育同样是真理。促进自我实现成长的教育，是“好的”教育。
在我们将文化理解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时，“顺应”的概念成为“好的”和“坏的”文化的一个问题。我们必然要问：“什么类型的文化或亚文化能‘妥善地调节人’去恰当的适应呢？”很清楚，顺应与心理健康不是必然的同义语。
自我实现（在自主意义上）的完成，使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意识和自私更有可能了。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它使人更容易成为人类的一员，即他把自己作为一个部分并入比自己更大的整体之中。充分自主是最完美的人化状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也是一样，即一个人只有经过成功化的经验（儿童似的相依性、热爱、关怀别人等）才能获得自主。谈论人化的水平（越来越成熟）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区别“低级人化”（畏惧、弱点和倒退）和“高级人化”（英勇、完美、自信、自主），“低的涅”和“高的涅”，趋向没落的统一和趋向上升的统一。
由下述事实引出一个重大的存在主义问题，即自我实现者（高峰体验者）有时会游离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生活，也就是生活在外部客观世界中，生活于内部心灵世界之中（这个世界由心灵规律支配，而不是由外部现实规律支配），即生活于体验、情绪、需要、畏惧、希望、爱、诗意、美、幻想的世界中。这与生活在非心灵的现实中并适应这种现实是不一样的，这个非心灵的现实，是按照他不理解的规律前进的，而且这个现实对他的本性来说不是必需的，尽管他依靠它生活。他毕竟还能生活在其他类型的世界上，如科学幻想小说所创建的世界。
不畏惧这种内部心灵世界的人，能享受它达到这样的程度，使这个心灵世界，在与更为艰难劳累的、承担外部责任的“现实”世界、奋斗和竞争的、正确和错误的、真理和谬误的世界的对比中，能达到类似天堂的状态。这是真实的，即使比较健康的人也能比较容易和愉快地适应“现实的”世界，而且历经了较好的“现实的考验”，但却始终没有把它与他们的内部心灵世界混淆起来。
很显然，一旦使内部现实和外部现实混淆起来，或任何一个现实和体验产生障碍，都会造成严重的病态。健康人能够把它们二者都综合在他的生活之中，因而没有抛弃任何一个现实，并能够主动前进和后退。如果我们不能摆脱世界的束缚，那整个世界就会变成贫民窟，那么，似乎矛盾而实际并不矛盾的事实是，那些患病的、病态的和“最低的”东西能变成人性中最健康、“最高”方面的一部分。陷入“疯狂”不过是由于无法确信自己是否心智健全的人受了惊吓的原故。教育应当帮助这种人同时生活在上述两个世界中。
心理学中行动的作用可由上述主张导致不同的理解。有目的、有动机的竞争和奋斗，有目的的行动，是心灵世界和非心灵世界产生对话的一个方面或副产物。
人必须去适应外部世界，因为缺失需要的满足是来自外部世界而非内部世界。例如，考察现实、认识外部世界的性质，学会区别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了解人和社会的性质，学会延迟满足，学会把将成为危险的东西掩盖起来，认识这个世界哪些部分是令人满意的，以及哪些部分对于需要的满足是危险的和无用的，学会受赞许的和被允许的获得满足的正当途径和满足的技巧。
世界本身充满了趣味、美丽和吸引力。探索它、操纵它、同它竞赛、仔细考虑它、欣赏它，全都是被激发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行动（认识的、运动的和审美的）。
但在初始阶段，有的行动却与外部世界联系很少甚至毫无关系。纯粹有机体的本性、状态、力量是存在的表现，而不是努力的表现。而且注视和享受内部生活本身，不仅自身是一种“行动”，而且是在外部世界中的行动的对立面，即它导致肌肉活动的平静和停息。等待的能力是能够推迟行动的一个特例。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传统会在人身上发挥作用。我们应当从成长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中，认识到未来也以理想、希望、任务、课题、计划、目标、未实现的潜力、使命、命运等形式，体现在现实的人身上。对于人来说，一个没有未来存在的状态，是一种凝固的、绝望的、空虚的状态，对他来说，时间很可能是无限“延伸的”，当大多数活动的组织者努力失败时，会使人陷于无结构和非整合的状态。
如果现实地生活而不要奢求，因为该来的终究要来，那么这时形成过程就暂时停止了，而它的期票就以最终形式兑现为酬金，即高峰体验了。在这个高峰体验中，时间消失了，而希望则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