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现朱镕基的伯乐
个人简介：
马洪，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
1920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牺盟会，1937年参加了同蒲铁路总工会的筹建并被推荐为同蒲铁路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马洪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后改名中央研究院）学习和工作。1941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学术秘书。在延安期间还担任过《共产党人》杂志的编辑。1985年以后，担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主任；1993年以后，任名誉主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学者。他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中；他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他主张稳健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他在剖析中国经济结构弊端、建立合理经济结构的理论与对策研究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技术革命与对策、经济发展战略、企业管理等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人才培养问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问题等。他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前瞻性探索，对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了研究，对改革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他们这一辈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洪不仅是一位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更是一位经济决策参与者，兼具学者与官员两种角色。而对于马洪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东北则成为了他这样一种调色板式经济生涯的真正开始地。
1948年6月，马洪调往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东北的工业经济占全国的90%，这对马洪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管理起点。马洪研究了苏联的经济理论，又结合当时东北经济的实际情况，研究出一套全国经济改革的可操作性模式。当马洪把调研成果向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部长、财经委副主任的张闻天汇报时，张闻天十分兴奋，又要求马洪撰写了《东北经济的构成和方针》。在这篇报告中，马洪首次把东北经济划分为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秋林经济。
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几乎完全采纳了马洪的观点。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全部采用了马洪的建议，只是将不太好理解的秋林经济改为其本意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写入了这五种经济成分。一直到半个世纪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还涉及与这五种经济成分有关的类似概念。
而就在此期间，马洪与后来曾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朱镕基自1951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到马洪手下工作。当时马洪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23岁的朱镕基则被任命为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后来朱镕基在政治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历经坎坷。1977年底，马洪参与中国社科院的组建工作。次年，马洪担任副院长，并着手组建工业经济研究所。1978年4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马洪出任第一任所长。工业经济研究所初创之时，人才奇缺。马洪认为朱镕基很正直，意志很坚强，于是就把他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当时朱镕基被任命为研究室负责人，相当于处级干部。
1978年，对朱镕基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1978年9月，中央决定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宣布为朱镕基等一批当年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党籍的会上，我当时在场，他很镇静，很严肃，不苟言笑。马洪回忆说。可以想象，当时的朱镕基应该是百感交集：从1958年到1978年，从30岁的小伙子到50岁知天命，右派两个字像一块巨石压了整整20年。
马洪评价，在工业经济研究所期间，朱镕基工作成绩出色，发表过一些文章。1978年，当时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华国锋主政中国时期，高层在经济计划设计上，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朱镕基对此即表示异议。朱镕基在工业经济研究所一共工作了约一年。可以肯定，这一年的经历，对他经济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极大。
也正是马洪对朱镕基的关心和帮助，才使得这一人才得到了发展的舞台。很多年后，当马洪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对自己手下出良才颇感自豪。
第二节 为市场经济正名
1961年7月，马洪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文革后，邓小平曾对薄一波回忆，毛主席直到临终时，还把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摆在枕头边。马洪对20世纪80年代关于改革方面的理论作出了奠基性的理论贡献。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曾向记者表示。
文革后，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的力主之下，马洪被调到社科院，创建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过深入分析后，马洪力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这一观点随后反映到当年（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全会公报充分肯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和主张，指出应当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1984年9月，马洪又上书中央，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马洪不仅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更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1988年3月，他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过去许多同志曾经把商品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许多同志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却并不愿意承认它还是一种市场经济。
1991年前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讨论再次兴起。在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马洪的文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公开出版，该书系统地反映了他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一些重要思路。1993年10月，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的指示，马洪主持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
2001年，81岁的马洪还提出了发展新经济谨防泡沫的观点。他认为，新经济的提法本身需要进一步讨论。尽管马洪并不否定新经济所具有的优势使其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力量，但他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泡沫经济首当其冲，这场金融危机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旧有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关的其他结构已经过时，必须对此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但这个改造的过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2007年10月28日逝世时，马洪这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革命留下了经济著作等身的辉煌，也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沿革碑上刻下了开拓者的伟绩。
启示：
世界会向那些有目标和远见的人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