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废都》：现实主义的文化批判
在当代中国文学界贾平凹以多产而最受关注，其作品因误解而最受争议。笔者以贾平凹最有代表性的三部长篇小说《废都》、《秦腔》、《高兴》为例，从现实主义的文化批判，存在主义的文化对峙，黑色幽默的文化考问三个维度对贾平凹的文学生态系统进行梳理，对被人误读或争议得出自己的观点。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无达”正是一切经典作品才具备的文化生态。倘其“辞达”，则“而已矣”。以古人的文学评价标准观之，“达”是作品的文化生态枯萎的表征。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界最受瞩目的作家贾平凹的文学园地生机盎然，他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两个制高点左右逢源，都有广泛影响。但是，正如托尔斯泰不悦莎士比亚、三苏不取司马迁一样，即便在职业文学评论家那里，贾平凹同时也是当代中国作家中最受误解最被曲解和最遭非议的人。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文学生态园中，贾平凹这一亩三分地因此而最具生机、最受瞩目。
在西方文学生态园中，那些以私有形态写作而标榜的作家认为，写作就如同挤掉疔疮中的脓那样，为的是放下包袱，打开心结，解放自己。至于作品面世后的遭际，“私有形态”作家一律采取“管他呢！”的态度。写不写是作家的事，活不活是作品的事。关于作家的社会责任，“私有形态”作家认为，是并不存在的伪命题。作家之写作，正如农民为了自己活着而耕地，工人为了自己活着而做工一样，作家并不是救世主，并没有比农民工更多的先验的社会承当。人人生而平等，个个责任相当。那种把作家当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许或预期的人，会把“社会责任”当成作家的宿命，使作家的文字之车从一驶出就行进在预设的路轨上。主题先行会使一切写作不是扒开燃烧的胸膛，解放自己，而是撒开结实的网络，笼罩他人。如此写作很可能有善的作品，抑或有真的作品，但鲜有美的作品。因此，在“私有形态”作家眼中，“公有形态”作家之写作由于缺乏美的诉求，所以成不了大家。在文学生态园中，是一朵又一朵的塑料花。在文学生态园中这样最具个性又最能展示自我而写作的私有形态作家，确乎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师。因为最特殊的事物往往能包含最普遍的存在，最具个性的作家往往是最受欢迎的作家。
在中国文学生态园中，很少有人敢以私有形态写作相标榜。即使作家很“私有”地也很潇洒地在文学生态园中走了一回，玩了一把，如张爱玲、如沈从文、如胡兰成、如周作人、如钱钟书，他们的作品，一经问世，便被贴上“私生子”一标贴，往往立即招致“公有制”作家——准确地说是道德说教家或意识形态主义者的口诛笔伐。伟大的作家往往因此而封笔。伟大的作品，常常因此而夭折。私有形态写作成为中国作家的雷区。
贾平凹先生对自己的文学生态园之营建，是最能体现“私有形态”写作特征的作家。他与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这些前辈相比较，虽然不断听见青蛙叫，他仍然能睡自己的觉，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虽千万人，吾往矣。贾平凹相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个人的，就越是人类的。在独具个性的写作形态中才能反映普世价值与终极关怀。
贾平凹是儒道互补的思想型作家。他很“中国”而非很“世界”、很传统而非很现代。他是生活在现代的古人，是城市中的乡下人。偌大的西安，是他的瓦尔登湖。“大隐隐于市”乃先生之真实写照。他远离人世纷争，远离迎来送往，在静座村中耕耘他自己的文学生态园。这就是私有形态之写作；然而他的作品——他的文学生态园中的作物，却姹紫嫣红，生机勃勃。正如晚明时代仍然活在《金瓶梅》中，康乾时代仍然活在《红楼梦》中完全一样：一个时代将永远活在贾平凹的文学生态园中。
孔夫子主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以天下为己任；不以恶衣恶食为耻；孟子则以大丈夫的浩然之气为士贴上标签，屈原长叹息，杜甫常忧患、张横渠为天地立心，顾炎武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张伯苓言中国不亡，有我在。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中国传统士大夫不都是躲进静虚村中成一统的、一心只营建自己文学生态园的园丁，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主义者，纵观贾平凹文学园中的生态环境，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贾先生似乎是一个文坛的佐罗，一个文学的堂吉珂德。他所做的，则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傻子，探虎口索已吞之食，障巨川而挽已逝之波。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一个传统，正如一个人要死了一般，而贾先生却想要把它救活，明知不可为却尽力为之。他至少要为这个人留下遗像。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立此存照。让它永远活在自己的作品世界中，这正是贾先生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这样看来，他又是怎么可以说完全是私有形态之写作呢？笔者认为，从写作形式看，他是西方的私有形态写作，是很出世的；但从作品内容承载看，他却是十分入世的，有中国传统士人情怀，有社会责任。
中国化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露晨曦于马嘎尔尼使华，发朝于虎门销烟，高潮于五四运动，收绾于改革开放。王国维是被传统文化浸润骨髓，化作生命，文化与人水乳不分的人，面对文化的死亡，他自己就选择了死亡。而贾先生却选择了活着。他是农民，他要为一个以农立国的民族及其生活方式留下坟头！所以当我们攻击贾先生私有形态写作时，且莫忘记：杜子美、范仲淹、顾炎武、王国维这些人是私有形态写作吗？文化神州系一身。我即是国，国即是我。最私人形态的写作就是最公共形态的写作。——这就是文学的中国特色，是张爱玲、沈从文以来现代文学虽非主流，却未曾绝响的传统。
1993年，《废都》出版，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1992年那个春天的故事，不仅仅把经济从计划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且把文学从政治教条中催生出来。相对自由的写作环境，使蛰伏几十年的中国作家没有必要再因“兰陵笑笑生”是谁而使后世绞尽脑汁。那种图解政治的《李自成》及《金光大道》的模式，那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一定是阶级斗争，而典型事件中心人物必是高大全的写作手法终于被突破。《废都》倒过来读是“都废！”不是荒废而是颓废；不是残废而是全废。如果说是荒废的话，荒废的是人作为人的心田；心田上生长的不是真、善、美，而是假、丑、恶，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被利用，被使用，被物用。如果说是残废的话，残废的是人之为人的心灵。心灵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长的根本。莎士比亚讴歌人，不是讴歌吃喝拉撒睡，而是人的智慧，善良，特别是人的超越。然而在《废都》中的人，是追名逐利，沽名钓誉。如果仅仅定格于名利场上，那尚有一丝人之性存焉，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打开《废都》之门的钥匙正在这里：生活在废都中的人，名和利却是手段，食和色才是目的。大家知道，张爱玲是贵族后裔，以善写没落的门阀世族式微而称誉。贾平凹出身农民，以善写传统的生活方式之衰落而立世。其实二人是地道的文学知音，有着完全一致的价值诉求。那就是无保留的非淑世主义，是文学价值的悲观主义。对“现代”裹挟“传统”表现出强烈的愤懑、怀疑、悲观、批判乃至否定。在他的笔下，人类历史正如一个人的生命，并非随着时间之推移而与时俱进，也许它会有一时的进步，但进步好比人的青春期，衰老却是必然的，死亡却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的文明，只不过是高楼大厦的林立，交通运输的发达，信息交流的便捷，这一切，都是以人性的沉沦，人格的丧失，人伦的堕落为代价。照这样发展下去，现代人就是混凝土的密林中游荡着身上没长羽毛的两足动物。张爱玲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说出了斯本格勒《西方的没落》才有的思想。几千年的文明进程，功夫全白费了，除食色二字外，人不再拥有什么。人生就是一袭华美的绣袍，里面爬满了虱子。绣袍就是物质太丰富，但精神文明却迅速衰微。人成了虱子，贾平凹先生谓之“走虫”。几千年，几万年前，生活唯食色二字。苏轼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曰“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诚哉斯言，以变观不变，何尝变也。尼采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有“超人”，不能跟着感觉走，由着性子来。否则，人就是如此，尼采发现了问题，但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需要强力意志，然而一个人的强力意志之于无数人的沉沦堕落相比，如同一颗太阳要照亮无边无际的黑暗宇宙，到底是谁吞噬呢？到底是谁改变谁呢？找不到答案，尼采就发疯，太阳被黑暗吞噬。人类的没落是一颗黑色太阳，它要黑掉一切，包括它自己的，这就是人类的宿命。马克思认为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可托尔斯泰却认为人对客观世界无能为力，人只能改变自己。萨特认为：一切预设，理想，目的超然和改变对人来说，全是多此一举，尽是白费工夫。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就是本质，一切给人规划的蓝图远景，都是“规划”本身而已。如此跟着自己影子走路，卡夫卡说，世界是荒诞的城堡，人就是不知道我是谁的那只甲虫；钱钟书先生认为生活就是围城，人就是在人·鬼·兽之间或在人生边上进退不得的尴尬；弗洛伊德说文明是性欲的升华，文化是性欲的变化实现。哈姆雷特说人是在生与死之间的徘徊，而这一切的一切，在贾平凹先生的笔下，恰恰是一座废都，废都中生活着一群废人，人没人性，只有色性。人类社会只有“现在”，现在是对过去的背叛，未来又是对现在的背叛。在这一步又一步地背叛中，人实现了自己向非人向兽的异化过程。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跟着贾先生的笔触，浏览一下他的废都文学生态园吧：
庄之蝶，1号男主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算作士，在现代社会美其名曰知识分子。士号称素王。既当君子，又做大丈夫。上致君，下泽民，不以恶衣恶食为耻，能以孔颜乐处是求，听见功名利禄就跑去洗耳朵，扔掉富贵荣华前去钓鱼，能克己制欲、能坐怀不乱，自由、自主、自在、逍遥。那么知识分子呢？在萨义德笔下，就是敢于在一切事情上运用理性，是社会的良心；敢于对一切——包括自己的生活方式说“不”，心中没有权威与禁区，只有知识——帮助他人走向自由并使自己走向自由的火炬。知识是唯一的追求或唯一的财富。哈耶克认为，没有知识，就没有自由，失去了知识，就走上了被奴役之路。那咱们的庄之蝶是不是这样的人呢？这才是《废都》所要告诉人们的。是废都文学生态园中形而上的果子。知识分子不追求知识，都追求些什么？为什么知识分子不追求知识而追求只有动物追求的东西呢？
庄之蝶是一只人蝶双栖的人蝶或蝶人。庄子是主张齐物的，任何有限，都如分子，在无限这个分母之上，都是零，所以彭祖与赤婴齐寿，高山与深渊齐平。那么庄之蝶呢？人与蝶齐物，生与死也没有差异。知识与愚昧等同。蝶活着干什么？交尾化生，然后就去死。蝶活着就只有这一件事。全部生命的意义也就雌雄交尾这一件事，这件事完成了，就立即去死。蝴蝶是这样，哪个动物又不是这样呢？庄之蝶与蝴蝶唯一不同的事情是他要名，不断地浪博虚名；生活的内容、生活的目的就是主动追名，以名钓人，然后再行床笫之乐。按照刘再复先生的性格二重组合理论，人字是由代表神灵的一撇和代表魔鬼的一捺写成的。当神灵的力量掩遮了魔鬼力量时，这个身上没有长羽毛的两足动物就叫“人”，反之，就成为“入”，即“反人”。在尼采那里，人应该是超越的，而不是沉沦的，超越的力量来自强力意志，超越的工具便是知识和智慧，超越的先行者或者引导者便是知识分子。可是，咱们的庄之蝶，这个作家，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非但没有超越，反而沉沦。他有很大的名气，他的名气正如蝴蝶的彩翼与花斑好像花儿的颜色与芬芳，吸引着蜂儿、蝶儿一般，于是四面八方的女人都投奔他的帐下。唐宛儿（不是唐代的那个年仅14岁即能代武后掌文诰的才女上官婉儿——而是糖碗儿，女人是男人的“糖碗”）对造庐来访的庄之蝶忙不迭地说：“庄老师，我怎么感激你哩，你这么大名气的人，别人要见也见不上的，我们倒受你太多恩惠。”（第52页）庄之蝶是来猎艳的，寻找下酒菜的，而唐宛儿一句“我怎么感激你哩”，这不是柴对火报恩么？不是鱼儿对钓翁示好么？所以，唐宛儿第一个成为（怎么可能是第一个？）庄之蝶“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之后，心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高潮体验——不，人生幸福！简直有“自我实现”的味道：“你真行！”“你玩女人玩得真好！”如果柴的自我实现是被燃烧，布丁的自我实现是被吃的话，唐宛儿算是自我实现了！这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动物为什么才活着。再请看她是怎么说的：“和周敏在一起，当然有着与第一个男人没有的快活，但周敏毕竟是小县城的角儿，哪里又比得了西京城里的大名人，尤其是庄之蝶……繁多的花样和手段，她知道了什么是城乡差别，什么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了！”呵，原来城乡差别就是城里的男人比乡下的男人玩起女人来有“繁多的花样和手段！”这与老舍先生笔下的角儿把拿着一个外国烟具吸另一个外国鸦片说成几个大帝国伺候他一个人，这个福还小吗一样的深刻，乡下农民准确地说就是地道的、原汁原味的中国人，“过日子”三字就是他们的宗教，这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点，是打开中国历史之结的阿里巴巴咒语。具体到夫妻生活，那就是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后”，甭说床笫之间有快乐，就是刀山火海也得奋不顾身。中华以孝治国，夫妻之乐，原来是给先人行孝；中华移孝做忠，夫妻之乐，又是给皇帝尽忠。过去的农民知识分子（即传统的士大夫）上床之前，先要祷吿：“为后也，不为色也！”
李塨老先生把夫妻生活叫“敦伦”，对自己老妻失去生育能力之后的“敦伦”充满耻辱感，明知妻子不能生育，却要去云雨一番，岂不是为了色？为了乐？岂不是纵欲？“存天理，灭人欲”。老人家对未灭人欲充满耻辱，这就是过去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自己死后不做馁鬼，为了先人坟前香烟缭绕，为了皇帝有不匮臣民，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男女生活的实质，所以古人把夫妻生活叫天作之合，天地相合。然而，黄庭坚十分异类地说，面对身后万世名与樽中一杯酒，自己更看重一杯酒，边沁主义认为，人的本性应该是看重自己一根针胜过他人一头牛。你看，庄之蝶与唐宛儿之间不就是这样的吗？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益，男与女之间除了性交，还有什么呢？什么传宗接代，什么忠孝敦伦，全见鬼去吧。只有一个：变着花样尽情享受对方，创造性地享受快乐，灵若超越，是身后万世名；肉若沉沦，是樽中一杯酒。在庄之蝶与唐宛儿之间只剩下此一杯酒更重要的一床滚了。读书至此，请掩卷深思：城里人比乡下人更文明呢还是更沉沦？现代化究竟现代了什么？知识分子究竟超越了什么？农民尚且把夫妻之事与先人，与后人，与鬼是否受饿，与国家是否得人联系起来，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联系起来，现时代的、高度文明的大都市中的高等知识分子都是怎么的呢？是进化呢还是退化呢？是新城呢还是废都？是更加人性些呢还是相反？贾先生似乎怕人误解了他——似乎预见到肯定要被人误解或被人有意误解，于是情不自愿地当然也是十分克制地把主题自己揭破了。恩格斯在致马·哈克奈斯的信中明确指出：“作者的见解越隐藏，对艺术作品来说越好。”“倾向性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先生是怎样点破作品主题的呢？在书中，他不止一次地写道：人在“退化”，退化到不如动物，不如草，不如草耐活，不如羚羊跑得快，只有“西京半坡人，这是人的老祖先，才是真正的人。”“如果把人放在辽阔的草原上，放在崇山峻岭，那人就不如一只兔子，甚至一只七星瓢虫！”贾先生的视角是对老庄哲学的绝妙注释，也是对卢梭以降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中国式诠释。卢梭总认为：文明使人堕落。现实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么？兴起于西方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其口号是“更高！更强！更快！”难道不正是对现代文明造成人性的异化、弱化的追寻与呼唤么？可惜的是贾先生把这种价值诉求“说”了出来而不是由读者从故事中“悟”出来。贾先生之所以直接点破主题，不是他不谙文学创作之道，而是他太熟悉中国文学的“评论”背景，或者太熟悉中国文学的生存土壤，文化生态。媚俗主义甚嚣尘上，为了不授人以柄，为防止评论家们上纲上线，而自己直接点破我写的是人性在物质文明中退化，是严肃的哲学命题，与政治无涉！但有着文学卫道士的评论家还是没有放过他。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贾先生提醒读者，对这本书务必要“慢慢地读”。为什么做这种提醒呢？“慢慢地读”的用意语是“细细地想”。人是思想的芦苇，从思想中实现由“器”向“道”的升华、飞跃、超越。先生的作品，是文学，不是哲学，写的是“形而下”的“器”，然而“君子不器”、“君子谋道不谋食”似乎也该不谋性，然而，问题正出在这里，先生要读者从阅读过程中，从自己的思想中得出这样一个命题：为什么书中：人物—士人—知识分子都“器化”了呢？甚至连动物都不如呢？连牛都想过冲进城，与所有女人做爱，把人种改良，让人强起来，也文明起来呢？因为人—士人—知识分子都沉沦到只有食与色了，比牛差远了。引发读者的这种思考，正是贾先生文学的价值所在。哲学是反思之学，文学何尝不是呢？
对《金瓶梅》的反思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可以得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马克思与恩格斯十分强调的方法论）的印证：西门庆（谐音“媳们庆”或“媳们亲”）把开药铺的利润全部“投资”在吃酒与玩女人两件事上，除此两件事之外，西门先生真可谓无所事事，男人成了女人的玩物，女人成了男人的玩物，在把彼此当玩物（器）的过程中，整个人类向野兽沉沦，人性与兽性混同，诚哉，人之异一禽兽者也。道，何在呢？唯器是存。但在马克斯·韦伯的笔下，清教徒的伦理即道又是什么呢？是节制，节欲、节省。把自己的消费尽最大可能地压抑控制，把自己的创造尽最大可能地发挥扩张，生活中清贫俭朴，生产中积极若干，这是神对人的教谕，这样的生存才是理性的生存，是神性在人身上的实现。这种人才叫清教徒，清教徒把人身上的神性不断弘扬，兽性不断克制。“形而上者谓之道”，清教徒的生存状态就是向“形而上”、向“道”的升华；“形而下者谓之器”，清教徒的毫不留情的拒绝向“形而下”、向“器”的沉沦。个人之创造与其消费之间的差额就是社会的富裕之源，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资本”，这才是两方社会繁荣“原始积累”，最高的创造与最低的消费，克制节欲，是西方文明的密码。破译了这个密码，才会理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才会知道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与公益事业的财政基础，才会知道西方社会“历史是文明的阶梯”这句话的内涵。对照西门庆那样肆无忌惮的纵欲行乐，当然会明白中国社会为什么“有历史没进步”的原因。以西门庆为代表的中国财主，没钱时做强盗，上梁山，有钱时吃酒玩女人纵欲。有钱与没钱同样坏。根本原因是人没有清教伦理，不向道升华，而沉沦。有历史，没进步。庄之蝶是西门庆第二或“西门二世”。人一旦有了钱，就全部挥霍在酒色二字上，何来社会繁荣的原始积累？人向野兽沉沦而不向神灵升华，纵欲而不节欲是根本分野之处。托尔斯泰那么富有，却主动地放弃一切财富，去过“饥寒交迫”的生活，以至于在82岁高龄冻饿而死于他乡。圣雄甘地，37岁就停止了夫妻生活，过着赤足光胫的生活，这就是西方知识分子的生活，是清教徒的伦理。行文至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贾平凹先生的文学价值与人文诉求。《废都》提醒人们，为什么一个大汉雄风的源地，盛唐气象的源头，一切“都废”了呢？人为什么成了走虫呢？人为什么要靠牛的强奸而得以改良呢？禅说，狗仔也有佛性而道在屎橛。贾先生显然对人绝望了，他把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一头公牛身上。公牛身上有佛性，有道。而人身上已荡然无存了。一个“都废”之词是“废都”的寄寓。
有人说，《废都》是现代版的《金瓶梅》，如果我们对照马克斯·韦伯和亚当·斯密来读，这话就说对了，而且对极了。《废都》和《金瓶梅》一前一后，为马克斯·韦伯和亚当·斯密提供了最好的注脚：由于没有清教伦理，由于纵欲而不是制欲，中国始终没有发展资本与现代文明的“原始积累”，中国始终缺少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公共财政或公益事业的“启动资金”，人不是向神升华，人总是向兽沉沦。“有历史，没进步”这是赫尔岺的话；“财富使我堕落”这是卢梭的话；“除了食色二字，几千年的努力都白费了”这是张爱玲的话。贾先生的著作以图解的形式，回应了这些观点，难道不是这样么？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诚哉斯言。我要说，文学就是史学。百年后，人们把《废都》当做20世纪末叶之中国的信史来读。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就是这么说的。钱钟书先生认为史不足信。他主张艺术比历史更真实。中国人对待《红楼梦》显然高于清史稿，因为《红楼梦》的真性高于清史稿，虽然它是虚构的。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世人都云痴，谁解其中味。”不懂得清教伦理，就只能对《金瓶梅》做“形而下”的“荒唐”的理解，永远难解其中“形而上”的辛酸寄寓。如果不懂得赫尔岑、卢梭、张爱玲，不了解刘再复的人性组合理论，又怎么读得懂贾平凹先生呢？怎么能进入废都的内在城堡呢？能深入到废字后的深入思考呢？至少是十几年的文学的学习都白费了。哲学是人性的价值追问，文学是人性的形象表现，离开哲学思维，文学就成了文字符号或泄淫替代品，充其量只是一种通胀的文学纸钞而已。小说就是纺故事，有人物、有形象、有动作。否则还是文学么。
二、《秦腔》：存在主义的文化对峙
贾平凹先生不是一个淑世主义者，绝对不是。但是，贾先生笔下的文学生态，却呈现出罕见的悲剧情调与末世情结，是一个枯槁凋萎的霜秋荒原。走进这个文学生态原，看过了满目疮痍的废都、废事、废人，走出土门，在任何一个凄凉的白夜，你听见的不再是半坡人在五六千年传到今天的陶埙，而是由陶埙衍生而出的秦腔。古人尝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说的是表达自己的情感又去感动别人，其效果弦乐不如管乐，管乐不如声乐。声乃心音，不平则鸣。吹埙已不足言情，呐喊才是最后的吼声。这最后的吼声不是对半坡陶埙的千载回应，而是自己唱给自己的挽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却远古传来，从不向未来传去。有人唱，无人听。曾见春华早，不见秋实落。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何见似曾相识燕归来。悲世主义不对现实做乐观的预测，所以不全盘肯定；也不对现实采取悲观的预期，所以又全面的否定。悲世主义认为，现实是可以改良的，只有努力，就有收获，即使不能收获粮食，也能收获禾草，即使不能收获禾草，也能收获汗水。但在贾平凹先生笔下，从《秦腔》文学生态苑中，我们所看到的是鸟飞天无踪，船过水无痕。人对自己的命运，人类对社会的状态，是那样的无可奈何，那样的心想事不成。人被抛在这个世界，被裹挟在这个世界，被当做人质扣留在这个世界。好像炊烟在风中，树叶在水中，风向与水流就是炊烟和树叶的命运。炊烟接受也罢，树叶拒绝也罢，都无关风与水的走向。你的存在就是你的命运。在你存在之前，你没有命运。人不能设想自己的命运，更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历史的必然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如狼性就决定着羊的命运，羊性就决定着草的命运。在狼和羊作为大前程而存在的情况下，羊和草是不能设计和掌控自己命运的。正如春天到来了，草想不开花，由不得自己；秋天到来了，树叶枯萎也由不得自己。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枯也罢，草荣也罢，决定的力量由野火与春风左右。在社会生活中的人，难道不是这样么？贾平凹先生用《秦腔》对此给出了十分肯定的回答。大仲马说：“等待和希望，是人类的全部智慧。”可是，在《秦腔》的生态园中，人们等待中看到的只有失望。人类的全部智慧就是做无谓的为了等待而等待，在等待中收获失望、乃至绝望。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甫至山顶，巨石又滚回山下，周而复始，永不暂歇。这正应了黑格尔的名言：“一切都是过程。”人生就是做重复劳动的循环过程。落石所出过程就是结果。可是，在《秦腔》世界中，西西弗斯手中的石头突然不见了，推石头的过程也不得不中断。西西弗斯既不能看见把石头推上山的希望，也不能收获推石头的过程。西西弗斯在《秦腔》中，正是没有石头可推的情况下，等待着失望之神的判决。萨特总喜欢说，存在就是一切，存在决定本质。人的本质在于自由的选择，在于自主命运。《秦腔》中的人，个个是这样自由自主的做着选择，然而收获的却是失望！西西弗斯有石头就有希望，没石头了又何来希望？《秦腔》之伟大处，超绝处就在于，冥冥之中有一个巨大的力量选择着人，就像羊选择草，狼却选择羊，《秦腔》中的主人公都选择自己的事业，但自己的命运却被别人选择。好像船上的乘客可选择舱位，却选择不了航向，人在选择又被选择。
先从《秦腔》命名说起。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话，秦岭就是中华民族的父亲山，我们常说的“祖国山河”从本义或狭义讲，山就是秦岭，河就是黄河。所以秦腔从广义说，就是中华之声，就是民族之音。从象征层面讲，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是带有区别标志的独一无二的只属于“中国”的民族生活方式或生存状态。下面我们参照《秦腔》文本，看看贾先生是怎样表现传统文化或生活模式被世界化所裹挟而走向不归之路的，书中的主人公是怎样弄丢了手中的西西弗斯石头的。主人公在选择又是怎样被选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主人公都是螳螂，而黄雀何在呢？回答是：世界化、城市化、农村贫困化，传统与生存的农业文明没落化。
秦腔，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一个地方剧种，当然也是中国300多个剧种中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剧种，被称为中国戏剧之祖与活化石。从一定意义上讲，包括京剧在内的全世界所有剧种都是秦腔的变式或良种。秦腔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讲，是真正的国剧。从《诗经》中的“国风”，特别是《秦风》算起，少说也有3500年历史了，算得上世界戏剧之祖，堪当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贾先生选择秦腔作为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之象征，显然不是偶然的。秦腔在书中的命运，就是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化过程中的缩影。你接受也罢，抗拒也罢，西西弗斯推着的石头，突然不见了，陈星唱的流行音乐，锐不可当，白雪唱的秦腔消亡，势不可当，这就是存在，存在决定命运。秦腔作为吃国家财政的剧团，享受皇粮对待。可是，纵然是皇帝的女儿，没人娶，你也嫁不出去。秦腔没人看，这才是其软肋，是其致命脉伤。好像在预示人们，中国之声没人听！县剧团可怜到连驻地、连窝巢也出租的地步。出租给人家，或唱流行歌曲，或卖殡葬用品！流行歌曲象征着“世界化”、“城市化”、“娱乐化”，抑或是“现代化”，亦未为可知。而殡葬用品又象征什么呢？则是不言自明的！把生路把地盘让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剧团连自己的地盘都典当出去了，非安居又何以乐业？唱不了大戏，唱不了整场，那就闯江湖，走地摊，打游击战，毕竟生存才是硬道理。可是，游击战也不好打，外出演出，台下看戏的竟然还没有台上演戏的人多！简直是黑色幽默。戏被冲散，被冷场。戏散后才发现，台上台下一片儿狼藉中只有一个睡着的孩子是真实的观众。对于看秦腔，打麻将似乎才是真正的挡不住的诱惑，所以台上唱秦腔，台下打麻将。什么才是中国的“国粹”呢？这让人从麻将联想到小脚鸦片，八股文，秦腔的命运从哪里看好呢？
庙会上演戏演砸了，那就演散场，唱折子戏，于是去为死人之家暖场子，向死人讨口福。农村人叫“暖丧”。意思明白不过了，秦腔成了“鬼听的戏”、“死人的戏”。是只能唱给死人或只有死人才愿听的戏！秦腔地位之所以岌岌可危，式微板荡，是因为秦腔赖以存在的农业文明彻底坍塌。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中华自古农立国，可是在清风镇上，人们愿意去城里打工或拾垃圾，也远远比务农种粮好得多！农村被边缘化，农业被现代化列车抛弃、撂荒。农民成了吃市民唾沫的，成了吃市民生活下脚料的人，秦腔如何生存呢？秦字十分形象，春字头，秋字边，取春种秋收、春华秋实之意。所以《说文解字》解释为“宜农之地”。所以说，秦腔适宜于在农民、农村，农业世界存身厝体。可是这“三农”统统坍塌了，秦腔如何生存？这种以小搏大，以小见大的写法，让人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国际化，什么又是城市化！我们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不仅仅是中国遇到的问题或挑战，很大程度上是世界上所有尚未“现代化”的民族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既要现代化，又想保持自我，是多么的艰难。放弃自我，情不由衷；不放弃自我，又不可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昭然立见。
秦腔难以为继，农村地位式微，农民的地位则十分逼仄尴尬，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后人想凭吊，连个坟头也找不到。那个最有代表性的当代愚公夏天义一辈子就一件事“不是收地就是分地”。最后山洪暴发，辛辛苦苦一辈子，连生命都搭了进去，完完全全融入了土地。他全部的希望就是那支“麦王”。麦王又被一只鸡叼走了，农民的生命其实就是一只鸡的轻轻一啄！夏天义是农民，农民离不开土地，所以他没啥吃以后就吃土！然而自己最后还是叫土给吃了，这就叫“后继无人”、“入土为安”。农业文明，出路何在？看看跟夏天义战天斗地的是些什么人就得出结论：引生，是疯子；哑巴，没声音；狗子，不用说了。是只跟着人的狗！这种反讽与象征之写法，在世界文学画廊也不多见。
夏，正如秦，也是中国的别称。夏家兄弟，按五常命名，偏偏老大“天仁”早死，“天信”没得出生。掐头去尾，没有“人”！下一辈子，金玉满堂瞎。以“瞎”字结尾，象征着什么呢？人算不如天算，信矣。
夏风与白雪，是夏天的风跟冬天的雪，如何成婚成家而后继有人呢？夏风进城了，连为父奔丧都做不到。现代化之与传统的不可调和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硬是娶了白雪，可是他们的孩子没屁眼，这叫有来路，没去路，断了后路！那个引生，是《红楼梦》中的焦大，虽然疯癫，却说真话，实话，其实他是书中最清醒的人，可怜引生，他姓张，张就是把弓拉长，然而拉长的弓却是引而不发。他去了自己的男根，男根是什么呢？是“祖宗”的祖字的本字。这里的象征意义就昭然若揭了。农村男孩子之命名，饶有趣味：引生、串生、多生、连生，可是，没了男根，拿什么去生？前无祖宗，后无子嗣，留给他的专利只有一个：意淫！引生对白雪的意淫与夏天智对秦腔的迷恋构成镜像：引生迷恋白雪，有其心没其本，心有余力而力不足。夏天智费尽心机搜罗秦腔艺术，可是没人埋他的账，只落得自我陶醉，自我欣赏和自恋自慰，同样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夏天智之与秦腔艺术，与引生之于白雪，一模一样，这似乎告诉一切钟情于传统文化，一切憎恶现代生活的人们：别那样一厢情愿了，存在就是命运。文化孤岛是不存在的。试图保持文化孤岛或自绝于世搞现代化进程的人只是自慰和意淫而已。
纪德认为，人是为幸福而活着，如果不是为幸福，又是为什么呢？在《秦腔》一书中，谁都是为幸福，就是那两狗的交媾一样，尽管这两只狗的地位有天壤之别。但为了幸福，农村的土狗硬是攀上了乡政府的赛虎。而赛虎呢？同样为幸福而不嫌弃土狗，让我们掩卷想一想，农村人之走向城市，难道不是这样么？谁又能禁止呢？哪怕进城是捡垃圾！世界著名逻辑学家王浩先生说：人要通过光荣或尊严来达到幸福，可是光荣或尊严在哪里呢？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幸福与光荣，幸福与尊严是一对悖论：熊掌和鱼不可得而兼，在中国，为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就不得不放弃传统，牺牲农民，创伤农业，分割农村，秦腔与卡拉OK吼不到一起呀。人为幸福得舍弃尊荣，国家为了富强，有时得签订城下之盟，而社会为转型，则要牺牲传统。
《秦腔》是一曲挽歌，是一部“废乡”，与《废都》适成对照。《废都》写了废弃传统之后，没了根，没了魂，没了人性的人成了废人与走虫的众生相。《秦腔》从废乡的角度回答了传统是怎样被废的。城市为什么会成为废都的！抛弃传统的过程未必能与现代化的降临同步。我们一把火烧了祖屋老房，未必立即就住上高楼华厦，似乎还得在露天里忍冻耐晒，这就是《废都》与《秦腔》要告诉我们的基本事实；存在决定命运，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人之命运是被决定而不是自决定，人能决定自己的行为，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人还将存在，中国之声却日益式微。
《秦腔》中的主人公，面对秦腔的消亡显得无可奈何，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模式的改变，生存状态的改变，有积极的随流者（夏风一代），有盲目的实践者（陈星一伙），有坚定的反对者（夏天智兄弟），有被迫的跟从者（武林一家），有抱着揶揄心态而做清醒的旁观者（引生们），还有烂船上拆钉子而不愿放弃特权者（村、镇、干部们）……芸芸众生，各有选择，这种选择是“我”作出的，是“我”的自由决定，没有受到任何外在的控制，在这一点上“我”的自由意识是“我”最高的主宰，“我”的“自我体验”，是我的幸福之源。书中的主人公，个个都有一个“我的活法选择者”“我选择，我快乐。”“我决定，我高兴。”“我做的事情，我做主。在我做主中，我体验快乐。”特别是引生，其思想最自由，当他自阉时，是他最快乐的高峰体验。不自阉，他能享受人伦之欢，床笫之乐，他可以得到生理的高峰快感。但是，引生是人，不是赛虎，赛虎是养在政府大院的良种犬、比老百姓生命贵得多，可是它为了一时的生理快乐，竟然放下“架子”，忘了“身份”，而与乡下来的土狗交配，之所以如此，因为赛虎不是人，引生虽然是疯子，引生仍然是人，娶不来白雪，就绝不和其他女人做爱。为了防止“越轨”，就去其势，把“可能”堵死，所以意淫成了引生的专利，也成了引生体验人的快乐的源泉，人能意淫却不能交配，狗能交配却没有意淫，这就是人与兽的区别。不经意之间，引生把自己引向了柏拉图世界，成了一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还有夏天义至死也要战天斗地，就像西西弗斯知道了石头推上山还要滚下来，却仍在推。但夏天智比西西弗斯聪明，有人性，西西弗斯推石头是奉上帝之命，被迫去干，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而夏天智却是虽千万人止，往，吾往也。大家都不叫他做，他偏偏要做，知其不可而为之，他获得快乐。为快乐，他宁愿选择死亡。大有壮士别易水的决绝。夏天智之于秦腔，与其兄之于土地，难道不也一样么？这种“我思想，我自由”、“我选择，我幸福”，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图解，但是成仁却说，这每个人的选择，几乎都是他们的“个人选择”，对整个社会几乎毫无关联，正如买卖股票，每个人作出了自以为最理性、最正确、没有受任何人强制的向上的选择，然而大盘却在下跌，大势却在急落。正如大江东流去，每朵浪花虽然都在向后翻，怎么能阻遏大江东流之走势呢？也许是每朵浪花都向后翻，大江才能东流去。秦腔在衰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迅速改变，传统文化急剧消亡，这是大江东去。夏家几辈人，从各自的层面，从各自的角度，都进行着顽强的“挽救”工作，可正是这种“挽救”，在加速着死亡。这就是存在，是人的宿命。
三、《高兴》：黑色幽默的文化考问
长期以来，不独西方人，就是中国本土，总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基因缺少幽默，特别是弱势一方以讽刺、揶揄、嘲弄强势群体为主调的黑色幽默。中国人之敬畏权力，犹如西方人之敬畏上帝，所以，中国文学总是以“歌德”主义为主流，图解政策为常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中国文学的天条或高压线。正因为如此，中国出不了《堂吉珂德》、《钦差大臣》、《好兵帅克》、《第22条军规》、《百万英镑》、《竞选州长》之类的幽默讽刺名世的艺术之作，《阿Q正传》、《狂人日记》是优秀的讽刺、幽默作品，然而作者的窗外，总有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他，沈醉回忆录准确地记录了这一点。惨遭活埋的王实味，只因为办了一期名为《野百合花》的墙报。由此观之，文艺作品要讽刺政治而不图解政治，要批判现实而不歌颂现实，要自由创作而不坚持“第一”标准，要表现“阴暗面”而不体现“三突出”，要写小市民、小农民、小知识分子而不体现“高大全”……不从肉体上活埋，也要从思想上活埋！不夺你的饭碗，但要折断你的笔杆子，路翎先生、沈从文先生不就是这样被从思想上活埋的人么。
现在我们回到传主贾平凹先生的作品上来，来到他的文学生态苑，看他是怎样的“高兴”着吧。
当年《废都》出版后，获得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但中国文学评论界不是保持罕见的沉默，而是一片喊打，自以为是的评论家说：《废都》是公文化写作，是“可怕的灾难”，是“令人遗憾的悲剧性事件和严重病象”，《废都》是一部“缺乏道德严肃性和文化责任感的小说”。这个评论家甚至指名道姓把某次中学生性侵犯指控为《废都》煽惑，笔者对《废都》的哲学意蕴与文学的价值诉求，比照马克斯·韦伯及亚当·斯密的理论作出了评判：清教徒的节欲使西方社会走向繁荣与文明，西门庆的纵欲使中国永远走不出中世纪，陷入有历史、没进步的怪圈中不可自拔。庄之蝶就是现代版的披上了文化人的西门庆么。从这个意义讲，说《废都》是现代版的《金瓶梅》何尝不可？《废都》的价值不在于它“形而下”的“器写”，而在于它启发读者“形而上”的“道求”，为什么文化人不追求文化而只追求女人呢？人为什么成了“走虫”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追问触动了某些文学评论家敏感的神经，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但西方人给贾先生评奖，恰恰看中的是这一点。
稍后《秦腔》出版了，立即获得“《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这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文学盛事。毕竟“秦腔”不是夷腔，不是洋韵，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声音，它确乎有《红楼梦》之“经国”诉求与“不朽”价值。授予“华文奖”而不再授予“洋人奖”，总可以堵住别有用心的文学裁判先生的拿老娘的裤衩媚俗外国人之口。谁也不可能说这次评奖是“一次具有反讽性质的‘误读’，一次具有喜剧色彩的奖励”了，这是红楼梦世界的华人评华文小说呀！可是，先锋评论家不干了，他说《秦腔》反映出作家有“性景恋”倾向，有“恋污癖”陋习，如此等等，这就不是文学评论，是骂街，是转移阵地。从鸡蛋中没挑出骨头就转而攻击母鸡下蛋不负责，好比把毕加索当成亚威农少女，把徐悲鸿当成奔马，把曹雪芹当成贾宝玉，把鲁迅当成狂人或阿Q。当然，对这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出现，读者早已司空见惯，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易，革命家看见排满，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总之，仁者看见仁，智者看见智。“真是一部《二十四史》，叫人从何说起！”是谁曾见眼前的“一堆垃圾”？
现在《高兴》出版了。我们说，时代不同了，臧否不一样，至今虽然未见文学评论界的一片喊好，也未见一声喊打，总之，没有前三部小说那样引起“轰动效应”，向来以严苛、前锋，有个性，专跟贾平凹“过不去”的评论家竟然失语。小说本身是一朵静悄悄的玫瑰羞答答地开，它像它的作者一样，总避开聚光灯与众人视野，自个儿躲在墙角自个儿高兴。然而树欲静风不止，商品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影视界敏锐地捕捉到了《高兴》的市场价值，他们比职业的文学评论家更身手敏捷，几乎在第一时间就作出拍摄影视片决定。贾平凹毕竟是泥人不改土性。他是农民，是农民作家。他的作品是写给农民看的。“下里巴人”之作就是给草根阶层读的。如果他的作品叫阳春白雪先生看了而喜欢，岂不气歪了“下里巴人”的鼻子？
中华自古以农立国。中华传统文明是农业文明。孔孟是农民思想家。就是秦皇汉武之类的风流人物，也是农民政治家，绝对的大地主而已。今天的每个中国人，不管是谁，往上推三代，家家是农民。“农”是中国的根。如今，这一切的一切，全变了，全变着，一切与“农”字沾边的东西全“城”化了！城市是现代文明，不，是西方文明的标志，是现代化的载体。严格地讲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城市的，只有城堡，在现代化冲击下，这些辉煌千秋的城堡，一个一个成了一座一座的“废都”，诚哉，“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个有如蛹化蝶，不，有如男变女的痛苦手术中，金狗浮躁了，庄之蝶沉沦了，夏天智绝后了，其他人的呢！都变成“刘高兴”！这就是答案。
《高兴》作为一部小说，保持着与《浮躁》、《废都》、《秦腔》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风格、情调，存在主义寄寓，它迥异于后三部代表作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反讽主义写作手法！是中国式的黑色幽默！不着一字，褒贬尽显。久违数千年的《春秋》笔法重新降临于中国文学的生态园中。
《高兴》是中国当代文苑中堪与《第22条军规》比拟的黑色幽默之杰作，那个轰炸机驾驶员尤索林，当他遵守第22条军规时，恰恰违犯了它；当他违犯第22条军规时，恰恰又遵守它。在《高兴》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的悖论。也许我们每个读者都会在生活中遇见比小说世界更典型而丰富的困境；违背道德是最有道德的人，遵守道德是违背道德的人。
高兴，写的全是痛苦。把泪水当酒水喝，饮冰暖和心窝，把枷锁当成护身的甲胄。高兴与他的同仁，能把出卖器官当做享受生命。能磨镜做砖，能蒸沙成饭。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受苦已受得对苦没有味道的刘高兴们，一旦脱离了痛苦，生活中就缺少了高兴，如果说黑暗是瞎子唯一的光源的话，那么痛苦就是刘高兴们唯一的高兴源泉。当年他们出生时，一点都没害怕，如今他们面对死亡，就显得十分坦然。城市人对于刘高兴们，还如一个虐待狂之对受虐狂，是那样的施虐，那样受虐，又都是那样的胶着，那样的亲热，各自带给对方那么多的高兴。像屎壳郎盼望人们多拉粪一样，刘高兴们盼望城市多造垃圾。刘高兴就是城市这只巨兽，选择制造垃圾怪兽的屎壳郎。
如果把农村式微衰落与城市的发达崛起比做蛹化蝶的话，《高兴》告诉我们，是谁承受了蝉蜕的痛苦；如果还可以比做男变女的话，《高兴》告诉我们，是谁接受了手术的痛苦。一言以蔽之：是谁为中国社会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城市化或现代化埋单！而这些埋单的人却被排斥在城市化现代化之外。这让人想起了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是羊脂球出卖肉体供侵略者士兵淫乐才换得满车人的生命与尊荣，可是这满车人却以与羊脂球出卖肉体为耻辱而唾弃她，羊脂球是职业妓女，在“关键时刻”，她十分自然地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保全大家生命与尊严。即使不在“关键时期”，她也是以此而生活着的，她对出卖肉体已习以为常。把一次与千百次等同；但对这同车逃难——走向幸福的其他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他们最离不开羊脂球时内里却同样的唾弃她；他们最看不起她的时候却最离不开她。贾平凹与莫泊桑心灵犀通之处就在这里：城里人制造垃圾，但却看不起消化垃圾的人，然而他们却一刻也离不开消化垃圾的人，对于刘高兴这些消化垃圾的人来说，所盼望的是城里制造更快、更多、更好更优质的垃圾，当人家最看不起自己时，正是人家离不开自己的时候。人家看不起对刘高兴们来说，也是真正获得自我实现的时候是体验高兴的峰值时刻，刘高兴难道不是羊脂球？城市文明人恰与侵略者士兵相当。羊脂球会对德国士兵的“侮辱”说，让暴风雨劈得猛烈些吧，我羊脂球就是吃这碗饭的！你们德国兵越满意，我对自己同胞的贡献也越大，我自己也越快乐。刘高兴们总是盼望，城里人多造些好垃圾，我们就是捡垃圾的，你们垃圾造得越多越好，说明你们的日子好，我们吃垃圾饭的人活得越滋润。可是，城里人啊，你为什么看不起你所离不开的人呢？
澳大利亚素来被称为是“骑在牛羊背上的国家”，这话固然不错，其实并不准确。严格地讲，澳大利亚是“屎壳郎驮着的国家”。牛羊背上是表面现象，屎壳郎才是躲在幕后的真正英雄，是为澳洲现代化埋单的主人。
澳洲本无严格意义上的畜牧业。土著人几万年来与自然融为一体，和谐相处。欧洲殖民者到来后，见这里水肥土美，植被茂盛，就大力发展畜牧业，畜牧业迅速扩张，国家随之富裕。可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牛羊多了，粪便也随之增加，大量的牛羊粪不多久便将澳洲草原覆盖。整个澳洲大陆臭气熏天，碧绿的大草原随之消失。牛羊粪把青草遮苫得严严实实，草再也长不上来。牛羊由于没草吃而大量死亡，牛羊背上的国家难以为继。“吃草—拉粪—死草”成了澳洲畜牧业的死结。怎么办？聪明的澳洲人想到臭名昭著的屎壳郎！他们从亚洲腹地请去了屎壳郞，这些以吃屎化粪为唯一生活内容的职业工作者，果然身手不凡，不负重托，充足的牛羊粪，是它们的粮食。它们如鱼得水，很快便建立起除粪群体，把覆盖澳洲草原的牛羊粪化解一空，变成有机养料，而这些有机养料成为青草生长的粮食。青草迅速生长，牛羊迅速肥壮，大量的吃草，大量的排粪，屎壳郎紧张而有序地吃粪化粪，变粪为肥，变废为宝。如此一来，澳洲大陆又是一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繁荣国度。解开这个死结的唯一因素是躲在草下化解牛羊粪的屎壳郎。澳洲人民没有忘恩负义，据说他们还在什么地方专门为来自异国他乡的屎壳郎立了功德碑呢！澳洲的牛羊没有忘记屎壳郎，是屎壳郎们把牛羊的粪便变成牛羊的粮食，把恶性循环变成良性循环，打开了澳洲发展的死结。据说澳洲牛羊行走时，从不踩屎壳郎。
城市也是制造垃圾的怪兽，文明也是创造破烂的过程。如果说，没有屎壳郎，澳洲大陆就是一个死（屎）陆的话，那么，没有刘高兴他们，任何一个现代城市，都将是死城臭市，是垃圾山，是破烂场。一切城市都将被垃圾淹没而不复存在，文明会被文明自己消灭。刘高兴他们破解了消灭文明的难题，他们把被称为破烂的垃圾化解，变成城市继续发展的原材料。城市于他们的存在，更干净，更体面，更文明。他们把城市的排泄物变成了城市的发展的原材料。他们功不可没，澳洲牛羊尚且不踩化粪为肥的屎壳郎，现代城市人却看不起支撑这个城市存在的捡垃圾的人们，一切为城市制造垃圾的文明人啊！你真的就文明么？如果你像《高兴》中所写的那些高贵的垃圾制造者那样看不起，甚至欺负消化你的垃圾而供养你生存的破烂人，你的品节恐怕在澳洲牛羊之下矣，与那群靠羊脂球而救命却又看不起羊脂球的法国“文明人”有什么两样呢？
羊脂球不拒绝德国兵的蹂躏，也许她会获得比平时接客获得更高的快乐体验。因为这次接待“国宾”，会在满足自身生存需要之外，还有帮助同胞生存的分外收入，她何以不高兴呢？屎壳郎总是盼望牛羊多拉优质粪便，这也可以理解，除了帮助牛羊生存外，还帮助了人类。刘高兴他们呢？当他们捡到更多的垃圾，拾到更多破烂的时候，也是他们被人侮辱和损害的时候，然而这时候也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除了自我实现外还可以帮助孟夷纯！帮助公安局！有助于城市更安全！刘高兴怎么能不盼望城市多产垃圾呢？他甚至天天盼望孟夷纯多接嫖客，多挣钱，因为这样才可以为公安局抓逃犯提供经费呀！刘高兴的推理是对的。自己多拣一份垃圾，孟夷纯多接一个嫖客，这个社会就多一份干净，多一份安全。正如垃圾之多，城市越繁荣；嫖客越多，城市越文明！越是看不起刘高兴，越是离不开刘高兴；越是被人下贱，自己越高兴！《高兴》一书的主旨，就在阐述了这样的中国式的“第22条军规”：增加一份丑恶，就增长一份文明，反过来，增长一份文明，就增加一份丑恶。文明就是制造丑恶的过程。消化丑恶的恰恰是那些遭文明人看不起的“丑恶的”人，制造丑恶的正是那些号称文明的人。
道德是道德的敌人，文明是文明的坟墓。《高兴》一书所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的哲理。是谁破解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垃圾难题？是谁为现代化而埋单？可是这些人被斥为“破烂”，他们却与现代化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