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
在新世纪的底层写作潮流中，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再一次成了文坛的焦点。继《秦腔》之后，贾平凹又发表了堪称其姊妹篇的长篇小说《高兴》。《秦腔》关注的是当下中国的“三农”问题，书写了90年代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中国农村的破败景象和精神迷惘，《高兴》则讲述的是农民工进城的故事，二者底层叙事的连续必显而易见。与《秦腔》营造的沉重悲凉的格调不同，贾平凹在《高兴》里转而着意提炼一种乐观幽默的人生态度，试图以此直面底层人生的苦难。显然，作者是想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表达他对当下中国农民生存境遇的另一种积极的理解。然而，这种理解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底层意识之间存在着距离，由此带来了底层叙述中乐观的旋律与沉重的底色之间的声音裂隙。
一、让底层说话
贾平凹在《高兴》中呈现一个非常陌生化的底层世界。在近年来流行的底层叙述中，以城市中的拾破烂者为主人公的小说可谓绝无仅有。这体现了作者对底层生活的别具慧眼的发现。小说拾破烂者的底层世界是光怪陆离且等级森严的。在这里，拾破烂者已然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大都是从农村进城来谋生的农民，他们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形成了各自的地盘和五等人事。“大拿”和“破烂王”属于拾垃圾者中的统治者，那些成天拉着架子车或蹬着三轮车走街串户的拾破烂者则是被他们层层奴役的底层贱民。这样一个由等级制构建的城市边缘社会群落常常被人们所忽视，而贾平凹却用笔记录下了这个底层世界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这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底层关怀。在我们这个商业化浪潮席卷一切的时代里，贾平凹没有追逐重写历史的风潮，去复活那些早已死去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他也没有把自己的笔对准那些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时代英雄，而是别出心裁地再现了一个被世人所忽视和漠视的由拾破烂者构成的底层世界。这里有刘高兴、五富、黄八、杏胡夫妇那样的拾破烂者，也有韩大宝那样的寄生性的破烂王，还有孟夷纯那样沦落为妓的打工妹，以及石热闹的现代城市乞丐，如此等等，构成了一个别样的现代城市地图。他们平凡而琐碎的底层生活在作者的笔下缓缓流淌，他们周而复始的机械人生和沉滞状态在作者的客观白描中给读者带来了新鲜和陌生的感受，甚至是带来了一种令人“震惊”的阅读体验。
本雅明在谈论波德莱尔时着重强调了作品中的震惊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贾平凹笔下的21世纪初的西安与波德莱尔笔下19世纪中叶的巴黎还真有些形似。同样是古老的都城，同样是旋转在现代化的商业资本轨道里，同样地把艺术的目光投向了城市中的阴暗角落和边缘人群，但不同的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波希米亚人、游手好闲者、拾垃圾者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城市里的流浪汉和无业游民，他们的存在如同城市中繁衍滋生的“恶之花”一样，象征了现代城市森林的丑陋和阴暗，而贾平凹笔下的拾破烂者是一群在新世纪转折时期的现代化都市里苦苦挣扎的底层民工，他们过着老鼠和蝼蚁般的生活，他们的存在就是当下中国社会日益贫富分化的一个极端的缩影。与波德莱尔的绝望的现代主义诉求不同，贾平凹通过对蠕动在城市底层的拾破烂者群体的艺术观照，所要表达的是他对当下中国底层社会的现实主义同情。主人公刘高兴是作者竭力塑造的一朵“恶中花”，如同作者所说，他是“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枝莲。”“恶中花”不是“恶之花”，“恶之花”是绝望，而“恶中花”则是绝望中缓缓升起的希望。拾破烂者的沉滞生活让人绝望，但他们对现实苦难地默默承受和艰难挣扎，又给人以希望。贾平凹是不同于波德莱尔的另一种“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在这个意义上，《高兴》带来的艺术震惊中，作者把当下中国城市中底层世界的复杂精神状态揭示了出来。
然而，一旦在叙述中再现出这样一个别具一格的底层世界，作者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叙述角度和叙述人称的问题。是采用全知视的第三人称叙述还是采用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叙述，他在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中自由地编织了许多故事情节，直接地穿插了诸多议论文字，尽情地享受着上帝般的叙述的快感。然而，据作者说，到第五稿也就是最后一稿的时候，他才猛然意识到了要更换叙述角度，要改变叙述人，要从全知的第三人称叙述变为第一人称的限制叙述，为此，他删掉了原稿中的许多情节和议论文字，一切从叙述人出发，从主人公刘高兴的视角着眼，通过一个拾破烂者的眼睛和心灵去再现和感知那个城市里的破烂者的底层世界和心灵去再现和感知那个城市里的拾破烂者的底层世界和底层人生。此时的作者开始隐退，至少是变隐蔽了，无论是叙述、描写还是议论，都变得更客观了。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此时的他“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也就是说，在《高兴》的写作中，贾平凹经历了最后时刻的从重“讲述”到重“显示”的叙述转变。当然，要实现这种叙述转变还可以有另一种叙述人的选择，说是由原先的全知型的第三人称非限性叙事，转变成同样是第三人称的限制叙述更加客观，似乎也更为真实，因为此时的作者可以采用冷漠的中性的非人格化叙述。然而，这样做所付出的艺术代价是，拾破烂者刘高兴作为底层直接说话的权利就被剥夺或者说丧失了。反过来说，选择了以刘高兴为第一人称叙述，也就是赋予了底层自己说话的权利。在谈到底层发声问题时当代著名亚裔女学者斯皮瓦克指出：“面对他们并不是要代表他们，而是要学会表现他们。”“代表”和“表现”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充当底层的代言人，而后者是让底层自己说话。由于选择了第一人称叙事，《高兴》不仅实现了让底层自己说话，而且实现了在叙述中“讲述”和“显示”的结合，文本中一切对底层生活的显示都是通过主人公刘高兴的讲述而实现的，即在讲述中显示，在底层的自述中实现对底层生活的再现。
与《秦腔》相较，《高兴》实现了底层叙述的自觉。《秦腔》也是选取的第一人称叙述，但小说中的“我”是一个疯子，作者通过一个具有超灵感应的人来观照当下中国农村的破败和农民的无奈，这是一种非限制性的第一人称叙事，因为疯子与其说是一个人，毋宁说是一个神，他其实具有上帝般的全知能叙述权利，能自由地进入于整个文体中的物理时空和心理时空。所以，《秦腔》中的声音是多元的交响乃至混响，第一人称叙述人（疯子）的声音并不是底层的声音，而《高兴》的叙述人刘高兴是限制性的第一人称，他的声音中虽然夹杂了作者（隐含作者）的声音，但毕竟还是发出了一种底层的声音。
二、底层叙述中的两种声音
尽管贾平凹在《高兴》的创作中选择了让底层说话，选择了以拾破烂者刘高兴为第一人称叙事，然而，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底层叙述的声音却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贯穿着两种不同的底层的声音。其一是刘高兴所代表的亲近城市、认同城市的声音，其二是五富、黄八等发出的仇视城市、拒绝城市的声音。前一种声音是被隐含作者所认可的叙述者的声音。前一种声音是被隐含作者所否定的普通人物的声音，后一种是被隐含作者所否定的普通人物的声音。准确地说，后一种声音是另一个被压抑的隐含作者的声音：一个是显在的隐含作者，他与叙述的声音相异。如果按照布斯的说法，小说中的隐含作者其实是作者的“第二个自我”，那么《高兴》中就隐含有作者的两个“第二个自我”了。毋宁说这两个“第二个自我”都是作者的不同的人格侧面，只不过一个是理性人格，一个是感性人格：一个是显性人格，一个是隐性人格罢了。他们的共同存在，带来了《高兴》中底层叙述的两种声音的同时出现。
这两种不同的底层叙述声音，归根结底与作者的两种身份有关。一直以来，贾平凹的身份有两种：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之间并不和谐，作为农民的贾平凹是传统的，对中国固有的农业文化和农耕文明抱有根深蒂固的同情，而作为知识分子的贾平凹是现代的，至少是力图认同现代化城市文明和现代文化的，这就带来了作者在文化立场上的矛盾和冲突。当作者站在现代价值立场上的时候，他是赞赏刘高兴的，由此，他必然否定五富和黄八们的声音，因为后者传达的是不同于刘高兴的另一种底层的声音，那是一种代表传统的农民文化的声音。根据前面提到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叙述人的调整，我们可以发现，《高兴》的原稿是以传统的农民文化的声音占据主导地位的，在原稿中刘高兴并不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他并不具备至高无上的叙述者的权威，而在修订稿中，贾平凹选择了让刘高兴充当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述者，这就等于赋予了刘高兴以裁决和判定其他人物的声音的话语权力。同样都是在城市中谋生的底层农民，由于作者选择了刘高兴充当他的叙述代言人，所以和其他拾破烂者相比，刘高兴就拥有了底层叙述的价值优先权。
此时的刘高兴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贾平凹的化身。或者说，此时的刘高兴就是一个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的农民。这个进城谋生的农民，虽然做的是拾破烂的低贱工作，虽然多次遭到城里人的歧视和拨弄，但这并没有改变他认同城市进而扎根城市的信念。相反，刘高兴为自己作为城市拾破烂者感到自豪，他不认为自己是“城市垃圾的派生物”，他觉得自己是净化城市环境的人，像空气一样，对城里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城里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重要性而已。刘高兴一出场就获得了某种先验的城市身份，按照作者的叙述安排，他在还没有来到城市之前就已经把肾卖给了城市，所以他注定要做一个城里人。身在贫民窟，但刘高兴比一般的拾破烂者更爱整洁，更讲卫生，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与妓女孟夷纯的爱情故事带有强烈的现代文明气息，虽然也不无矫情的成分。在拾破烂之余，刘高兴还以吹箫自娱自乐，在城里人面前不卑不亢，因此赢得了城里人的尊重。所以他瞧不起石热闹，石热闹靠乞讨为生，过着依附城里人的寄生生活。他曾经规劝过五富，希望五富不要报复城市、仇恨城市，而要理解城市。城市不像农民想象的那么好，也绝不像农民怨恨的那么糟。既然来到了城市就要认同城市，习惯城市，诅咒城市。能这样看待城市的刘高兴显然不是一般的拾破烂者，而是一个带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中的另类、底层中的精英。他与作者的知识精英的身份是一致的。
按照布斯的说法，刘高兴显然是那种“作为潜在（隐含）作者的戏剧化代言人的可靠叙述者”，而实际上，在《高兴》的文体中还隐藏着一个被压抑的叙述者，这就是传达五富和黄八以及杏胡夫妇等人的声音的那个叙述者，因为它传达的并不是作者的理性的声音，而被作者的理性所压抑的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是知识分子贾平凹的理性发言。这种声音不是知识分子贾平凹的理性发言，而是农民贾平凹的感性呐喊。贾平凹之所以能在广大的底层民众中别具慧眼地选择了“拾破烂者”阶层，从深层的心理角度看，这缘于作者在潜意识中对“拾破烂者”或“拾垃圾者”阶层的情感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如今在城市里以写作谋生的作家贾平凹，其实就是一个文坛中的拾破烂者或拾垃圾者，只不过他拾的是城市的精神垃圾，而不是物质垃圾；他从城市的精神垃圾中寻觅出现代人的精神碎片，以此疗救现代人的精神创伤。所以，对于城市的拾垃圾者或拾破烂者，贾平凹是充满了近乎本能的同情的，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我不是一九七二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我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了，也肯定来拾垃圾，那又会是怎么个形状呢？这样的情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在左右了我的笔。……可我无法摆脱一种与生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而且，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写越写不下去了，到底是将十万字毁之一炬。”这说明，作者在写《高兴》初稿的时候，其情感取向和价值立场是站在五富、黄八、杏胡夫妇等纯粹的底层农民这一边的，此时的叙述者及其纯粹的底层农民这一边的，此时的叙述者及其隐含作者就是作为农民的贾平凹，而不是被排挤和放逐到了文本的边缘。《高兴》中的底层叙述于是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所以，分析《高兴》的文本创造过程，可以发现作者的底层叙述中一种声音压倒另一种声音的过程。在原稿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中，拒绝城市、厌恶城市、批判城市的声音压到了一切，作者尽情地宣泄着自己内心被压抑的反现代性情绪，尽情地表现了自己的农民意识和底层同情，而在最后的修订稿中，作者选择了刘高兴这个城市化、精英化了的另类拾破烂者做自己的叙述代言人，让位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的认同城市的声音。尽管这两种声音归根结底都是作者的声音，它们分属于作者不同的文化人格侧面，但从《高兴》的定稿来看，这两种声音在文本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叙述人刘高兴的声音遮蔽并压抑了五富等人物的声音之间没有构成平等的对话，作者的思想倾向性还是很明朗的，而《秦腔》是多声部的复调小说，读者无法准确地判定作者的价值立场或叙述声音的倾向性，真正做到了巴赫金所说的“众多独立而互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所以，《秦腔》是辽阔而厚重的，其结构如同“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的层层叠叠的窑洞”，而《高兴》是轻灵而简洁的，如同“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绽开”。
在我看来，《高兴》的底层叙述中的两种声音，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泛化倾向。一方面，叙述人刘高兴的底层声音是一种“高兴”的声音，开朗、幽默、乐观，作者着意让这种声音在文本中居于主导位置，这是底层声音的喜剧化，另一方面，由五富、黄八、小孟等人传达的是一种悲伤的声音，低沉、忧郁、绝望，这是一种寄寓了作者深切同情的道德化声音，而且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临近小说结局的时候，这种道德化的声音最终还是压倒了此前一直占据主导的喜剧化的声音。当刘高兴最终决定背负五富的尸体离开城市、返回故乡的时候，此时的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刘高兴的绝望在最后的时刻终于得以控诉。由悲伤到高兴，再到绝望，作者完成了文本声音的自我颠覆。
据作者说，《高兴》的主人公兼叙述人刘高兴是有生活原型的，他进城前当农民叫刘书祯，进城拾破烂后改名刘高兴，他是一个乐观幽默的拾破烂者，正是他“得不到高兴而仍高兴着”的精神状态，点燃了作者重新改写《高兴》原稿的激情。原先的书名叫《城市生活》，按照原来的叙述，这部小说会是一部城市压榨农民工的控诉书。是原型刘高兴的高兴情绪和乐观精神感染了作者，也开启了作者新创作思路，如同“一直只冒黑烟的柴火忽地就起了焰了。这部小说就只写刘高兴，可以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拾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着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本质上，这里正流露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一种泛喜剧化的精神倾向。如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等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身在底层，过着贫困、卑微的屈辱的生活，但中国的民众向来乐天知命，能忍自安，习惯在沉重中找轻松，在苦难中觅快活，这是典型的“苦中作乐”，乐观写在脸上，而骨子里却是悲哀且麻木的。所以现实中的刘高兴执意要对作者说：“你是不是鲁迅我不管，但我就是闰土！”尽管作者否认刘高兴是闰土，但我还是要说，刘高兴是披着“高兴”外衣的闰土。虽然他表面上不像闰土那样的悲哀和麻木，甚至处处给人一种乐观的印象，但这何尝不是他内心孤苦悲哀的一种掩饰呢？乐观与悲观的距离有时近在咫尺。在某种程度上，《高兴》中泛喜剧化的声音其实妨碍了作者对主人公的文化心理的深度开掘。
实际上，《高兴》虽然书名叫“高兴”，但内里还是充满了悲哀。文本中的两种声音存在着两极分化的倾向。一方面是作者通过第一人称叙事，在理性上倾力强调主人公的喜剧化的声音，另一方面在情感深处，作者还是无法抹去他对挣扎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的道德化同情。正如作者所说，他之所以选择写这样的一部关于拾破烂者的小说，其实源于他内心的一种“感恩意识”，这是一个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作家对于底层民众的理解与同情。小说中关于拾破烂阶层中等级及被压迫的揭示，关于拾破烂者所受到城里人的种种歧视和打压，尤其是对拾破烂人底层日常生活的穷形尽相、逼真生动的描绘，无不深深地打下了作者的道德良知的烙印。不仅如此，尽管作者在第五稿中最终确立了以刘高兴本人的高兴为主人公进行第一人称叙述，但刘高兴的喜剧化声音并没有完全淹没小说中底层世界的痛苦声音，甚至连刘高兴的城市经历中不仅时刻存在着苦难的威胁，而且最终他的爱情和人生理想也在城市里破碎了。他热恋的妓女孟夷纯深陷牢狱，他微薄的收入无法救赎小孟的自由身，而城里老板韦达有经济实力却拒绝援助之手，被迫无奈的刘高兴只能带着五富一起去咸阳挖地沟，期望用沉重的体力劳动换来赎小孟的钱，但五富的死让刘高兴彻底绝望了。他对城市已然丧失了信心。尤其是得知韦达不是换肾而是换肝之后，刘高兴的那种近乎本能的城市归属感也动摇了。按照这样的心理逻辑，刘高兴在小说的结局是应该返乡，理由是刘高兴这样的新型农民工是不配留在城市，而黄八和杏胡夫妇等无法城市化的农民工是不配留在城市里的，这是作者理性的认识和想象，虽然有苦难的现实作想象的基础，但终究还是给人一种强作欢颜的印象。不仅五富、黄八、石热闹、杏胡夫妇无法融入城市，刘高兴其实也是无法真正被这个城市所接纳的，他选择继续在这座城市里活着，不过是飘荡在这座城市里的另一个鬼罢了。这在本质上与五富的死是没有多大的分别的。在这个意义上，主人公刘高兴在小说结尾时表现出的理性、淡定和乐天，不过是这部底层小说中喜剧化声音的最后的微弱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