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我们这段友谊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我是一个安静、非常善解人意、适应能力强、有点儿心不在焉的年轻人，所以我总是愿意屈服，也可以说我有着一种“音乐人格”。而阿道夫，感情极其强烈并且容易冲动。一些十分琐碎的事情，比如几句轻率的言语，都能导致他大发雷霆，使得事件的本身和他那种莫名的恼怒显得极不相称。但也可能是我在这方面对阿道夫有所误解吧。或许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针对同一件事情，我可能会认为它是无关紧要的，而他却会看得很重，甚至对其相当较真。是啊，这就是他的一个典型性格，任何事物都能激起他的兴趣——就没见过他不感兴趣的事儿——但也能使其烦恼。
尽管有这么多源自我们迥异性格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未出现过严重的危机。我们也没有像其他很多年轻人那样，时间一久，关系就变得冷淡，甚至不相往来。恰恰相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十分小心地回避着冲突。说来也奇怪，像他这么一个固执己见的人，竟然也能偶尔体贴地想到，他的某些言语可能会伤害我的自尊。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彼此之间磨合得越来越融洽。
很快，我便意识到了我们的友谊为何能够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是因为，我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而且我对自己扮演的这种被动角色并没有感到任何不满，因为这让我意识到，我的朋友是多么的需要我。
他，也是个孤独之人。阿道夫的父亲已去世两年。尽管他深爱着自己的母亲，但他母亲对于他思索的那些个问题确实也爱莫能助。我仍记得他曾经是如何就那些我完全不感兴趣的问题跟我侃侃而谈的，比如什么多瑙河大桥上的义务征税，或者是哪条街上举办的慈善基金募捐。
其实他要的只是一吐为快和一个愿意倾听他的人。当他对着我一个人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会比划出一些夸张的手势，经常弄得我一惊一乍的。他并没有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听众而感到苦恼。像阿道夫这种年轻人，他对自己看到和体会到的周遭事物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因而他必须要为自己蓄积在心中的那份汹涌澎湃的情感找到一个宣泄口。通过对这些事物进行长篇大论的评说，他自身的压力和紧张情绪便得到了释放。
通常，他发表这些演说的地方都选在户外，比如弗莱堡的大树下，或是多瑙河畔的丛林中，其势如火山爆发。仿佛当真有什么东西正在努力挣脱他的身体。像这般如痴如醉的模样，迄今为止，我只在剧院看到过——是一名演员对强烈情绪的表现和诠释。最初，当我见识到这种情感爆发的时候，我被震撼得瞠目结舌，甚至都忘了鼓掌。但我很快意识到，阿道夫并不是在演戏啊！的确，他没有演戏，也没有夸张，他的演讲中所流露出的都是真情实感，因为他的表情总是绝对的严肃。他是怎样做到流利地进行自我表达的？怎样做到生动地传递自己的内心感情的？而当他的情绪完全失控的时候，又是怎样做到出口成章的？这些事实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惊叹不已。首先打动我的并不是他演讲的内容，而是他说话的方式。对我而言，这是种值得称赞的新鲜感受。我从未想象过，一个人仅用语言就能制造出这样的一种效果。而他想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赞同，我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不是说，赞同他的观点对我而言有多么困难，而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仔细地思考过他提出的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仅仅将我们的友谊假设成那种局限的单边关系，那就错了。这未免也把阿道夫想得太低级，也把我看得太微不足道了吧。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能够达成互补。在阿道夫身上，任何事物都能引起一种强烈反应，迫使他不得不表明立场，他的情感爆发只是他对所有事物都热切关注的一个表现。而我，从另一方面来说，则显现出一种沉思的天性，每次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发表意见和评论的时候，我总是放弃辩驳，并且无条件地接受他的观点。除非我们谈的是音乐。
当然，我必须承认，阿道夫对我的索取是没有底限的，他几乎霸占了我所有的闲暇时光。由于他自己没有一个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所以我不得不随时待命。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对我有所要求，但也时刻准备着为我做任何事情。事实上，我并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的友谊没给我留下任何时间去结识新朋友，然而我也并不需要其他朋友，因为在我看来，阿道夫顶得上十几个普通朋友。只有一件事情才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关系走向决裂——假如我们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我可不是开玩笑。那时候我也不过17岁，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但在情感方面，命运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这个独一无二的方案——我在后面“斯蒂芬妮”那一章当中做了详细阐述——不仅没让我们反目，反而还深化了我们的友谊。
我知道他也一样，除了我以外便没有其他朋友。关于这一点，我回忆起一个非常琐碎的细节。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在兰德大街散步。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青年从拐角处走来，他看上去体态微胖却又显得相当时髦。他认出了阿道夫是他以前的同学，于是便停下脚步，满脸堆笑地招呼道：“你好啊，希特勒！”他亲密地拉住阿道夫的手臂，询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我当时以为阿道夫会给予他相应的友好回应，毕竟他向来都很重视得体而有礼教的行为举止。但我朋友却气得涨红了脸。根据我以往的经验，这种表情的变化肯定是个凶兆。“你在搞什么，冒失鬼。”他反应激烈地朝他同学甩出一句，同时迅速地把他推开。然后他拉着我的手臂，继续走我们的路，根本没把那个年轻人放在眼里，直到今天，我仿佛都还能看见他同学那张困惑而尴尬的红脸。“都是未来的公务员，”他怒不可遏地说道，“还有许多这样的人，以前跟我是同学。”过了好一阵子他的情绪才得以平复。
另一段经历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尊敬的小提琴老师海因里希·德绍尔去世了。阿道夫陪我一同参加了葬礼，但令我惊讶的是，他根本就不认识德绍尔教授。当我对他的行为表现出诧异的时候，他这样解释道：“我无法忍受你和其他年轻人在一起厮混以及同他们交谈。”
这还不算完，即便是我跟一个普通关系的人待在一起，都会让他感到不高兴。但最让他压不住火的事情是听到有人建议他去当公务员。无论何时，只要一听到“公务员”这几个字眼，即便和他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他都会感到无比的愤怒。我发现，他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在针对他去世已久的父亲，那个曾经很想让他成为一个公务员的人。这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叛逆性防御情节”。
我必须跟阿道夫一样，把公务员看得非常轻贱。像这类观点，或者说立场上的统一，是我们友谊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在了解到他对行政工作所抱有的强烈排斥情绪之后，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会更乐意把友情交给一个普通的家具装潢匠，而不是那些被溺爱的宠儿——他们从良好的家庭社会关系中得到庇护的保证，能够准确地预知未来的人生道路。而阿道夫的情况与之恰恰相反，他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还有一个事实似乎注定要让我成为阿道夫眼中的理想伙伴：我们彼此都认为，艺术是人间最美好的事物。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能用这么夸张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感情。但在实践中，我们都一直遵循这一原则，因为音乐早已成为了我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作坊工作只是为了谋生。对我朋友而言，艺术更是显得至关重要。他处事的极端方法，可怕的严肃情绪，还有永不停歇的活跃思维，都需要得到一种平衡，而只有艺术能够帮他做到这一点。
因此，我满足他对一个朋友的所有要求：首先，我跟他以前的同学没有共同点；其次，我与政府机关也没有任何牵连，我完全为艺术而活；另外，我还很懂音乐。我们精神上的相似点和我们性格上的不同点，都使得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到底人们是应该像阿道夫一样，不紧不慢地找寻人生出路，根据过渡时期的需要，随意地选择一个伙伴？还是应该相信友情的缘分，听候命运做出的安排？我把这个讨论留给大家自己去评判。我所能告诉大家的是，从我们初次在剧院相识，到后来他在维也纳陷入窘境，我都一直是那个与阿道夫·希特勒相伴相随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