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童年——国土沦陷，人亡家破
我祖籍是江苏省崇明县，即长江口的崇明岛（现属于上海市）。我父亲施纯丞，他5岁时因家乡遭水灾，全家随祖父逃到苏州。由于家庭贫困，父亲小学毕业后就不能再升学，但一直没有放弃学习， 16岁开始他边当小学老师，边上技术学校。1932年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字炳麟，1869—1936）先生为师，学习国学，成为大师最年轻的弟子之一。由于父亲勤奋刻苦，大师为父亲题词“纯丞读经勤苦、故以檗题其齋”，故父亲名纯丞，字檗齋，檗有苦黄连的意思。父亲在国学方面颇有造诣，毕生从事教育工作，长期担任高中教师，也兼任大学教师。他还擅长山水画和书法，1936年曾举办过画展，有两幅画还送到巴黎展出，至今我们还珍藏着他当年的绘画、书法作品和章太炎先生署名的题词，以及章太炎先生与众弟子的合影，张大千等人也在其中。
我的童年是在苏州度过的，我们兄弟4人，我排行老二，大哥施瑞衡，大弟施琏衡，二弟后来因送人抚养而改名为王勇明，我父母和我们兄弟4人一家6口，当初生活还甚为安定幸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在草桥小学读一年级，经常遭日寇飞机空袭，据记载仅11月13—15日3天内日军共投弹千余枚，东吴大学、苏州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红十字医院、苏纶纱厂均遭轰炸，死伤无数。不久苏州沦陷，日寇入城后，城墙内外、大街小巷一片血泊火海，护龙街（今人民路）上，横尸到处都是，据不完全统计，被日军杀害的平民、伤兵逾万人之多。日寇占领期间，欺压中国人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我亲眼见过日寇打老人耳光，仅因为老人经过日寇哨位没有鞠躬，小学的日本教师也经常打学生。父亲对日寇极其不满，不愿为日伪政府和日本人做事，只能在马路边摆旧货摊谋生，并在家里开了个补习馆，为附近的孩子补习功课。生活难以为继，经人介绍父亲只身到南京国立模范女中教书，后又到伪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任职。
母亲一生辛劳，父亲去南京后，母亲一人在苏州抚养我们兄弟4个，积劳成疾，加之家庭经济困难，1942年生三弟时得病，因无钱医治就去世了，时年39岁。母亲早逝后，全家生活陷入绝境，父亲无奈，只得将当时才生下的三弟送育婴堂，3岁的二弟送给了王家，大哥刚初中毕业就被送到一家店铺当学徒，父亲把我和弟弟接到南京，和父亲一起住在南京伪中央大学甲字楼的单身宿舍里。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我和弟弟挤在一张小床上，在伙房订两份饭3个人吃，经常饿肚子。日寇的侵略、国土的沦陷把我们曾经安定幸福的生活打破了。由于生活艰辛和过度劳累，父亲患上了肺病，每晚都咳得厉害，但仍然工作到深夜。这一连串的苦难，至今仍不堪回首。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给我们讲国家为什么受人欺负，主要是太落后，国家要富强就要靠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共同努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中学时代——反动统治，民不聊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大家满怀喜悦地迎接蒋介石回南京，我因在小学时跳了一级，由五年级直接上了初中，那时正在伪国立模范男子中学读初二，学校组织学生到明故宫机场迎接蒋介石，没想到一辆军车闯入我们的队伍，当场压死了我们班的两个同学。1947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二○”运动，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学生运动，彻底打破了我对国民党的幻想。哥哥施瑞衡是地下党员，也经常给我讲述国民党的腐败和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那期间物价飞涨，父亲在中学教书薪金微薄，发了薪金要赶快换成“袁大头”（即银元）或抢购大米，不然就要贬值，生活非常艰难。哥哥在小学教书，以补贴家用。
1949年南京解放，我们家有了很大的转机。哥哥到燕子矶小学当校长，父亲在市立三中教历史、语文等课，继母陈卫权（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小学任教。我在市立三中学习，1949年8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高中毕业考试，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数理化考题共8道，答对6道为100分，我答对了8道。考大学报志愿时，家里有3个意见：父母亲建议考南京大学文史类，既可继承父亲衣钵，又可留在南京；哥哥建议我考东北的大学到老解放区去；舅舅陈昌言在铁路工作，是桥梁专家（曾任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他劝我上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简称唐山交大）。3个学校我都报了名并都被录取了。最后我选择了唐山交大土木系，当时想法很简单，认为到铁路工作是铁饭碗，工资也较高。
紧张愉快的大学生活
1950年8月，我乘坐刚修复通车的津浦铁路经过30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唐山交大。1952年春节，毛泽东主席宴请茅以升等专家，茅先生请毛主席为学校题名，毛主席就题了“北方交通大学”（现北京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下设北京铁道学院（简称京院）和唐山铁道学院（简称唐院），茅以升先生当时为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52年暑假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方交通大学编制被撤销，京唐两院变为独立编制单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唐山交大在国内享有无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它是中国近代土木工程、矿冶工程教育的发祥地，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曾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师，如茅以升、竺可桢、张维、林同棪等。
唐山交大以“门槛高，基础厚，知识宽，治学严”著称。学校的教授们多用英文授课，用英文教材。尤其是讲授材料力学的罗忠忱教授，他是福建人，讲普通话不流畅，故只说英文，且讲得很快，每节课后均要出题考试，学习非常紧张，也非常吃力，每天晚上到教室自习，深夜才回宿舍休息。那时我还担任土木系一年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支部书记，社会活动很多，又值“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等政治运动期间，均要团支部组织同学参加，学习加社会工作忙得团团转，但我始终精神饱满，劲儿头十足。同时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觉悟也得到了很大提高。解放初期唐山生活很艰苦，主食以高粱米、玉米面为主，冬天很冷，我们曾住过的杨华斋，是日寇占领时的马厩改成的宿舍，6人一间上下铺，生煤炉也不暖和，经常感冒咳嗽，这种生活对生长在江南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个考验。但我经过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学习，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当时国立大学不收学费，且入学考试的前三名有奖学金，我是以第二名被录取的，因此有奖学金，足以支付我的生活和学习，因此在读大学期间没有花家里一分钱。
1952年进行教育改革和院系调整，哈尔滨铁道学院、重庆大学的铁道工程系被调整到唐院；我校的水利工程专业被调整到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就在那时调到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调整到天津大学，矿冶系调整到北京矿业学院，冶金系调整到北京钢铁学院，地质专业调整到北京地质学院等。我校土木系也分成桥梁隧道系和铁道建筑系。我当时受舅舅的影响，因为他是搞桥梁的，我就进入桥梁隧道系就读。教育改革、全面学习苏联后，整个教学体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通才教育变为单科专业教育，增加了专业实践内容，当时张万久教授给我们讲授桥梁基础工程，他特别重视工程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践。我对张教授讲的课很感兴趣，经常到他办公室向他请教，他经常跟我谈他在桥梁工程建设中累积的许多经验及在美国学习期间的情况，这些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我从苏联回国后，他还郑重对我说“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要与工程实际相结合”。他的话对我影响很深，所以，我一开始工作就带领隧56级地铁专业学生到北京地铁工程局联系实际进行现场教学，并做毕业设计，这与他的教导有关。
参加抗美援朝工程队，奔赴朝鲜战场
在大学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事件。那就是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我们正在进行毕业考试，学校突然接到铁道部紧急通知，要求我校立即组织抗美援朝工程队，到朝鲜执行紧急任务。回想当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理念已在全国深入人心，学校更不例外。顿时全校同学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工程队。经校领导慎重研究决定，只批准了我们51人参加，紧接着全校开了隆重的欢送会，学校党委赠送每人一件珍贵的纪念品，至今还记得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在封面上写着“施仲衡同志，抗美援朝纪念，争取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