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最悲恸的和最痛苦的，是年仅40岁的母亲。但她坚定、倔强，眼睛里有一股从前没有过的韧忍的冷冻冰光。她办理丧葬，哺育一大群嗷嗷待育的贫儿，其中包括她自己的五个孩子，其中只有最大的一个已经出嫁。事业上受挫，繁重的工作和贫困的生活，这一切都在她面前出现了。需要多大的勇气，她才能战胜这种凄苦的命运，来将一切重新安排妥当。也许正是困难给了她力量。她默默地、但毫不示弱地顶着，继续担任她的副院长的职务。现在，救贫理想和贫儿院的事业集中地放在她一个人的身上了。贫儿院可少不了她这个副院长。成立以来一直是她管理着贫儿院的生活起居。贫儿们的里外衣服都是她和大伯母俩人在两台缝纫机上缝制出来的……”
陶莲雅在贫儿教养院前后工作了23年，直到日本人的战火把贫儿教养院烧成瓦砾堆，才悲愤离去。之后，她长期住在上海二女儿徐曼倩的家里。
1944年7月，徐舜寿的母亲陶莲雅患肺结核病逝，终年62岁。
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大姐徐曼珠，曾用名徐玲宝、徐雪明。她思想比较进步，解放前后，就把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送到北方参加革命工作。50年代，她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工作，能写一手娟秀小楷，曾被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聘为院办公厅秘书。
二姐徐曼倩，原名徐珑宝，家人称她“好姐”。1930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在上海万国储蓄会当办事员。1939年，她嫁给地产商兼银行家杨树康。杨家生活阔绰，有一栋三层楼的豪华楼房，有一定的社会势力。徐舜寿于1946年从美国回到上海时与姐夫见过面。由于志趣不投，很少往来。
三姐徐和，原名徐和宝，曾用名徐曼虹。1930年毕业于上海的两江女子体操学校。1946年，从北平奔赴解放区，先后在张家口、大连、哈尔滨、沈阳等地工作。在大连期间与时任沈阳卫戍区司令的伍修权将军结婚。
1951年9月，徐舜寿在《自传》中这样写到三姐：
“我和她幼年时代比较接近，但在1937年分开后一直到1949年才在沈阳见到她。那时我初到解放区，情绪方面不很安定，在这一方面她对我起了一些影响，奠定了我参加革命的信心。”
哥哥徐迟，原名徐桑寿。19岁在上海发表诗作，22岁出版诗集。抗日时期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工作和活动，结识许多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董必武同志指示回南浔镇办学，历时两年多。1949年后，先后任职于国际新闻局、《人民中国》、《诗刊》。1976年以后，徐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活，发表《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等系列作品。徐迟生前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徐迟年长徐舜寿三岁，兄弟俩从小在一起，亲情甚笃。徐迟引领徐舜寿结识了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了解了共产党，直至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
徐舜寿在《自传》里写道：
“哥哥徐迟，年龄和我最近，比我大三岁，我所受到他的影响也最多……抗战后1939年左右在香港和共产党的同志们开始接近，思想转变很快。香港沦陷后逃难到桂林、重庆。1944年我在他重庆家中住了三个月，受到过他很多影响。”
注释：
① 《自述四十五韵》刊登在徐一冰先生编辑的《南浔贫儿教养院五年刊》中，见诸徐迟《我的文学生涯》。徐迟对该诗做了“一个不分行的散文译文”，摘录如下：
“当我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跟我父亲来到湖北省，县城名鄂。父亲管教我是很严的，思想里他受着皇朝的考试制度的束缚。他爱我这么深，专给我建一座面临着长江的高高楼阁。那儿风景幽静，一半儿农村，一半儿城廓。我看到隔江的黄州赤壁，与我遥遥相对，朝霞在那儿飞逐；我看到阁楼左边的樊口西山，夕阳在这儿没落。我总是到夜半还诵读着诗书，直到月色已残，听到鼓打五更，其声柝柝……”
② 2005年4月23日的《城市快报》刊登了记者王志辉的一篇文章——“人种不强国安赖 上海滩上练体操”，其中第一节的小标题为“不忍列强侮辱 立志强身健国”。这篇报道记述的就是徐一冰先生的这一段历史，摘录如下：
不忍列强侮辱 立志强身健国
近代体育在我国的兴起至今不过百余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体育的水平十分低下。国弱民贫，被列强戏谑地称为“东亚病夫”。徐一冰就是成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国人的贫弱，列强的嚣张，时刻刺激着他的每一根爱国神经。
徐一冰又名益彬、逸宾，浙江湖州市南浔人。据他的大儿子、我国著名作家、诗人徐迟回忆，他平时威武而严肃，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自幼喜欢武术，常常练习摔跤，并喜欢作诗。徐一冰成长的年代，清王朝犹如一棵朽树，在风雨中吱吱作响、濒临枯萎。
每每听到有人称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时候，徐一冰的胸中仿佛被压上了千斤巨石，不能呼吸。“不能这样，绝不能这样。”心里的呐喊燃起他的斗志。“学习体育，健体强国！”1905年，24岁的他带着要自强的梦想，雪“东亚病夫”之耻的壮志，坐上了前往日本的客轮……
徐一冰来到日本后，进入大森体育学校，专攻体育。据浙江省湖州市体委韩锡曾考证，大森体育学校（又称大森体育会）是当时的同盟会在日本办的一所速成体育师资学校，分一年和一年半毕业两科。课程有体育学、教育学、生理学、解剖学、音乐、徒手体操、器械体操、兵式体操等专业学科。1901年至1906年间，中国留学日本的1.3万名学生，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到这里来学习体育的。
两年后，徐一冰回到祖国，来到了被人们称为“遍地黄金”的上海滩。不过，他带着的不是“淘金梦”，而是对民族体育的期望。一到上海，他就开始准备筹建体育学校。
建校上海滩 学校招生忙
今天的上海，浙江中路两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繁华一片。在老上海的这条马路上，经过徐一冰的不断努力，我国第一所体育专门学校——中国体操学校于1907年问世了。
据浙江大学体育史专家赵善性说：“中国体操学校并不是一所专门培养运动员的学校，它是我国培养体育专门人才、传播近代体育的第一所体育专门学校。这所学校创建后，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
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创办中国体操学校，不是完全照搬大森体操学校那一套，而是一方面积极引进近代体育，吸收外国体育的有益部分，编译西洋体操与运动；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保存国技之精华”，主张“凡自高等小学第三年起，即可添入体操课内”，并派人赴精武体育会进修，学校办得很有生气，因此深受各界赞赏。
担任校长的徐一冰对学校的建设充满了热情，什么事他都要亲历亲为，虽然校舍和经费都非常紧张，但中国的第一所体育专门学校还是蹒跚上路了。
增设田径球类 学校迁回家乡
从1907年中国体操学校挂牌授课开始到1920年，学校风风雨雨地走过了13个春秋，中国历史已经翻开了她新的一页，体操学校也到了改革的时候。赵善性说：“上世纪20年代，由于欧美田径和球类等新的体育运动项目在我国兴起，以德、日兵式操练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教学已经过时。体操学校旧的教学内容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徐一冰便决心改革教育制度，增设田径和球类等运动项目。”
但是，上海这块“寸土寸金”的地方，给学校的改革设置了场地上的障碍，开展这些运动项目困难不小。于是他把眼光放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湖州南浔镇，那里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建造校舍，开辟运动场地。而且学校从“十里洋场”迁往宁静的乡村集镇，不仅可以节省办学经费，而且有利于学校教学。
浙江湖州南浔镇，素有浙江首富之镇之称。“中国体操学校”的最终落脚点，就选在了这里一个名叫西栅下塘的西庄村。
结合社会发展 增删教学内容
赵善性说：“当时徐一冰决定迁址，也有很多困难，当时他一无校舍，二无场地，三无设备，四无教员，原来的几位合作共事者皆各走他方，学校什么事全都靠他一个人。他东奔西走，筹捐募款，终于在1920年挂起了‘中国体操学校’的校牌，开始了正规的教育训练。”
新的学校占地50亩，除了教室、礼堂、宿舍、厨房、传达室外，还辟有田径场、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建有体操平台和风雨操场，添置了体育器材与器械。
中国体操学校办学初期，他为学校设置的课程是：学科——体育学、教育学、伦理学、兵学、国文、生理、急救法、音乐等；术科——兵式操练、器械操练、普通连续徒手操、哑铃、球杆、棍棒、应用操、游技、教授法、射击术、拳术、武器等。这次改革，他首先做的就是革除兵操。因为国外的体育运动已经向竞技体育转变，中国的体育也正经历这个潮流。
当欧美田径和球类运动在我国兴起后，他就将课程改为：学科——体育学、教育学、伦理学、国文、运动生理学、心理学、英语、音乐等；术科——体操、棍棒、田径（田赛包括：跳高、跳远、铅球、铁饼、标枪、三级跳远、撑竿跳高等，径赛包括：110码、220码、440码、880码、1600码、110码高栏和接力赛跑等）、球类（包括：篮球、排球、足球和网球）、国术等。当时，对要不要设国术一课，徐一冰据理力争保存国术精华。中国体操学校迁往南浔以后，他还延聘上海精武体育会著名拳师王凤岗前去担任国术教师。
据韩锡曾介绍，当时学校管理很严，学生生活军事化，学生冬天穿黑色校服，夏天穿白色校服。徐一冰身体力行，常勉励学生要为雪“东亚病夫”之耻辱，争民族荣光而勤学苦练，为兴国强民效劳。在全体教师的教育下，大家带着民族自豪感而刻苦锻炼，每天金鸡报晓即踏着晨露，活跃在运动场上，学校办得很有生气。
学校分成男女部 女生革命成女兵
徐一冰的“体育救国”，志在提倡体育，增强体质，振兴中华。他认为“强国之道，重在教育；教育之本，体育在先”，“人种不强，国家安赖”。除了提倡“正当体育”关键在于学校师资的培养外，他积极主张女子参加体育活动，把女子参加体育活动看成是体育改革的重要方面。
赵善性说：“从日本留学回国以后，徐一冰首先任教于爱国女校，接着创办中国体操学校女子部，大力培养女子体育师资，提出‘女子大小学校体操课必须延聘女子教员教授’的主张。辛亥革命后，他还协助同乡好友王明良创办爱国女校南浔分校。”
他还介绍，在中国的体育史上，还有一所上海中国女子体操学校，这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第一所女子体操学校。其实这所学校就是中国体操学校的女子部。该校创立于1910年，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办学方法都受日本教育制度的影响，其中以教日本体操、舞蹈闻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停办，全体学生参加了学生革命军。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女学生革命军，一时传为美谈。
1913年学校恢复，因校舍经费均与男子分开，故改名上海中国女子体操学校。校长增聘了中国体操学校毕业生段钢诚、张梦吉等为教师，在宝山县宝山里租赁房舍作为校舍，学生增至40人。
办校十六载 桃李满天下
据赵善性称，中国体操学校创办16年，一共有36届毕业生， 1531人，遍布全国各地。他们中间，有不少继承徐一冰的遗志，成了各地从事体育教学的骨干。上世纪20年代前创办的东亚体专、上海两江女子体专、上海体师、沪江女子师专、上海体专、浙江体师等体育专业学校的创始人，都是该校毕业生。
而今，南浔中国体操学校的校舍已变为稻田。但每当人们望着那葱翠的禾苗，谈起当年中国体操学校的业绩和徐一冰先生立志办校的可贵精神，仍赞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