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
1942年，徐舜寿在空军编译委员会工作。由于物价飞涨，生活质量每况愈下，经一位清华毕业的四川同学介绍，他在成都东门外的中华女子中学兼教英文课，每周授课3小时。
这一年，他巧遇宋蜀碧女士。
宋蜀碧，1926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46年毕业于华西大学英语系，专攻外国文学。她美貌、贤淑、聪慧，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养成勤奋认真、纯真坦诚的优良品德。宋蜀碧的父亲曾留学英国，担任过成都基督教圣公会的会督。但他宁愿辞去会督之职，先后在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教授英语。
那年，宋蜀碧18岁，高中毕业后考上华西大学。她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述了与徐舜寿认识的经过：
“说起来，我和舜寿认识也很偶然。那是1942年高考之后，有一天我去红墙巷方方家。我们是初中同班同学，自幼在一起玩，我跟她家里的人也很熟悉。方方家全都是军人。她二哥和四哥是陆军，三哥是空军，连小弟弟也考进了空军幼年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她家疏散到雅安，留在成都红墙巷家里的，是在训练中负伤不能再飞行的三哥。三哥为人厚道，人缘很好，于是这里就成了他的同学、同事们常来常往的地方。方方这时还在忙着考学校，要准备功课了，就叫我到外屋去，跟她的哥哥们打桥牌。这天和我打对家的是一个相貌英俊的陌生人，身材修长，有一双明亮聪慧的大眼睛，举止很文雅。他那时刚从新疆回到成都，遇见一个认识方方哥哥的，他在新疆的同事，偶尔给拉到方方家去玩。我们就这样在桥牌桌上偶然相识了。
听说我在等武汉大学发榜，也可能上华西大学，他很果断地说：‘不要去武汉，还是上华西好。’我有点奇怪，心想你又不是华西出来的，怎么知道华西好？因为听说他从新疆回来，我很想听他讲讲新疆的情况，也就是说，讲讲苏联的情况。当时他被派往苏联政府援助下建立的伊宁空军教导队，担任学科教员，教授飞行力学，协助苏联顾问培训中国飞行员。在方方家打桥牌、聊天，很快和舜寿熟悉起来。第二天分手的时候，他向我要address，同时把他的地址给了我。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和一个军人交往。但是由于知道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航空工程，我从未把他和军人联系在一起，从未想过他和军人会有什么关系。何况他身上没有一点军人气息，也不穿军装。在我家里，受尊敬的是教师、医生、工程师这些自由职业者。没有人看重什么政府官员和军人，商人就更不在话下了。这和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知识分子的清高思想，多年以后，在我身上竟是如此根深蒂固。比如在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干预过，完全由他们自己做主，但是在我内心深处，仍然是以父亲的观点为主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偏见，又是有其一定的由来的。
随后我就收到舜寿的信。听方方说，他几次去过红墙巷，总是在大门口问问宋小姐在不在，得知我没有去，转身就走了。起初我给他写信称呼是徐先生，他来信叫我不要称先生。怎样称呼呢？总不能直呼其名吧？于是我改为S.S.。他来信又说别把他叫得像大轮船似的。于是我干脆不写称呼了。他回信感叹说：‘连个名字都没有了！’就这样，一来一往，我们的信写了下去，渐渐每星期见面。”
（《宋蜀碧回忆录》）
徐舜寿热爱文学艺术，尤其喜爱托尔斯泰的作品。宋蜀碧后来回忆这一时期俩人的交往，讲到他们之间的一件趣事：
“但是我们对音乐、文学的爱好是共同的。有一次他问我，是更喜欢托尔斯泰还是更喜欢屠格涅夫，我说更喜欢托尔斯泰。他说他也是更喜欢托尔斯泰。此时艾默尔·莫德的《托尔斯泰传》已由徐迟翻译出版了一部分。一天我收到舜寿来信，一本正经地让我翻到第几页第几行，要我好好看看。我立刻认真地找出来，却原来是捉弄我的。这几句话是：‘托尔斯泰的妻弟别尔斯说：要是托尔斯泰看到小孩子在做鬼脸，他常常喊住他们，喂，别做鬼脸，把你们的面孔弄坏了有什么好呢？’我那时也常常做鬼脸。
这大概是我后来在4月1日捉弄他的一个原因？不过托尔斯泰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主张，我们读过、谈过，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比如托尔斯泰主张决不能用不让吃东西来惩罚孩子，我们对待子女一直是按照他的主张去做的。
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这一天是可以随意说谎骗人的，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说谎节。……我给舜寿写了一封信，捉弄他，信里说，当他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己随家人离开成都，去很遥远的地方了。因为时间仓促，无法和他联系，也不能去和他告别，叫他不要找我，等等。4月1日那天下午，传达室那个男孩在宿舍楼下喊我，说外面有人找！我急急忙忙跑出去，一看是舜寿。他看见我，笑笑说：‘你不是走了吗？’我们和往常一样，沿着体育场旁边那条两旁垂柳飘拂的大路，朝华西后坝走去。舜寿对我说：‘你这封信写得特别好！’犹豫了一下，又说：‘看完信，我掉眼泪了。后来想想，不大对。再仔细看看，信是4月1日写的，但是邮戳是31日。这才想到原来今天是愚人节。上你的当了！’”
（《宋蜀碧回忆录》）
宋蜀碧是英国作家艾尔默·莫德著的《托尔斯泰传》中文版的翻译者。2001年6月21日《中华读书报》刊登记者舒晋瑜采写的文章，记述了宋蜀碧的回忆：
“1943年初，在山城重庆，有一家国讯书店请茅盾主编一套“国讯丛书”，并约徐迟供稿。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戈宝权就将他收藏的《牛津古典丛书》版本、英国人艾尔默·莫德著的《托尔斯泰传》（上下两册）推荐给了徐迟，建议将它译出。徐迟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1947年，我离开学校不久，正为没有工作苦恼，与舜寿去徐迟家，徐迟便将《托尔斯泰传》给我，让我翻译。
自从有了这部书，我的生活也丰富起来。第二年，我就将第一卷补译完的译稿交给了徐迟。他很高兴，当即加上封面，写好书名，说马上寄给国讯书店。后来这家书店被国民党查封了，译稿下落不明。
1950年，我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一天，叶以群交给我一包稿子，说是尚丁同志清理书店事务时找到的《托尔斯泰传》的译稿，但是莫德的原书已经找不到了。
1953年，胡乔木、何其芳都提到《托尔斯泰传》，认为是一部有价值的书，应该出版。胡乔木还写信给徐迟。一天晚上徐迟去我家，问我能否继续将《托尔斯泰传》译出，以便出版全译本。我听了很高兴，立即答应。但是没有原书，无法动笔。后来舜寿的一个熟人——吴大观去英国，帮忙买到《托尔斯泰传》，是1953年出版的两卷合订本。我花了一年多时间，译完第二卷。可是最后出版社还是以‘不宜出版’的理由退回。
（稿子）退到徐迟那里。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徐迟的爱人巧妙地在碗柜里藏起了这部一百万字的全译本，才躲过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
这本译著经历了许多磨难，于2001年5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扉页上，宋蜀碧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谨以此书献给舜寿，愿他的灵魂永远安息。”
恋爱
与宋蜀碧幸福的恋情为徐舜寿当时低调的生活增添了生气和活力。宋蜀碧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一段历史：
“抗战时期，因为常常跑警报，母亲担心我们万一跑丢了，或是遇到什么意外的事，便给我和哥哥每人打了一个金戒指，里面刻有我们各自的名字。舜寿看见我戴着戒指，便拿去瞧瞧，戴在自己手指上。一次他和同学在春熙路冠生园吃早点，那位同学看见他戴着戒指，还真以为他订婚了。一个星期日，舜寿找我和他一起去东门外嘉陵造纸厂他同学家里玩。那天风和日丽，难得的好天气，我们沿着乡间小路一路闲谈着信步走去。听舜寿说起过，这一对夫妻都是他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们一吵起架来就摔盘子摔碗，和好了又一起去买盘子买碗。几次下来，他们家的碗盘就都变成搪瓷的了。因为搪瓷的摔不破，拾起来还可以用，省得老买。在他们家，午饭后，女主人知道我们是大老远走着来的，叫我歇一会儿。我听见她对舜寿说：‘现在的小姑娘真不得了，十几岁就谈恋爱，再过两年就该嫁人了。瞧你，连戒指都戴上了。’我不喜欢别人这样议论我，便冲舜寿说：‘我才不嫁给你呢！’下午回到舜寿的住处沙河堡，他问我：‘你为什么说不嫁给我？’我说：‘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他说：‘那就嫁给我吧！’我说：‘我还得念书呢！’
第二天，下课回宿舍，我照例先在收发室看看有没有信。有，是舜寿来的。摸着软软的，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把信封撕开来，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朵嫩黄色的雏菊。看来是刚采下来的，仿佛还带着水气。信纸上只有一句话：‘我爱你，空口无凭，立字为据。’我的心禁不住怦怦地跳了，其实我早知道他爱着我，看见这行字，心里充满了幸福感。过去我总认为爱是书上写的，就连母爱，我也是从书上领会到的。以后从舜寿身上，我感受到他对我的爱。而此刻，我突然感到，爱人，是比被人爱更加幸福的。因为我意识到，我也从心里爱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