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门人言语行事的语录体著作，问世之初只是作为儒家经书的辅翼而流传，至东汉末年，才跃升为经书的一种，南宋时又被朱熹并入《四书》，此后便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读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论语》得以汪洋恣肆地铺陈开来，实应归因于它自身所蕴含的独特的魅力。也正因了这份厚重与深邃，作为最早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论语》对于日本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社会生活乃至经济行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它甚至已经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论语》在近代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而言，其前一个时期的近世时代[1]是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不论是对《论语》文本的抄写、翻刻，还是对原典的切磋研琢，都体现出了承上启下、开风气之先的基本特质。
第一节 《论语》东传日本及其文本流布
出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缘故，对日本人而言，只需要用训读的方法就可以直接阅读汉文原典，这实在为《论语》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也为日本学者的《论语》研究奠定了便利的基础。《论语》自1700余年前始传日本之后，便作为汉文学与汉文化的重要读本而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天皇宫廷到大和民间直至专家学人，随着《论语》的广泛传播，对《论语》的研究也在不同阶层、不同范围、不同领域潜滋暗长且历久弥坚。
一、《论语》东传日本
《论语》是最早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
朝鲜半岛自古就是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必经之地，《论语》的东传也是如此。在日本最早的两部8世纪初的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都留下了关于《论语》东传日本的文字记载。
《古事记》应神天皇十六年：
百济国主照古王……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则是人附《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即贡进。[2]《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六年：
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3]
上述《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和迩吉师和王仁为同一人，即来自百济的博士，“应神天皇十六年”，学术界则一般推定为公元285年。《论语》传入日本的年代与日本历史纪年的估定有着直接的关系，关于“应神天皇年代说”，日本学术界多有异见，且与对《千字文》传入日本的时代判定有着很大关联。[4]因此，如果我们把《论语》始传日本的年代大致推定在公元3世纪末至5世纪初，当不会有误。
那么，当时传入日本的《论语》是何种版本呢？这一点因缺乏明确的记载而难以十分清楚明了，不过在后来的大宝令、养老令中，[5]都提到了《论语郑玄何晏注》，由是可以推知，奈良时代（701—794）流行的《论语》，概为郑玄、何晏注本，此即为《论语》注释史上的所谓何晏《论语集解》本。
二、《论语》的日本古写本
《论语》传入之初，并不是作为一般性的读物而主要是在天皇宫中、缙绅、僧侣之间传习，后渐渐发展，开始出现了对《论语》的训点和解释，此后便一直作为秘传、秘说在各博士家相沿传衍。根据文献记载可以知道，早自奈良时代开始，日本即已出现了对于汉籍的抄写事业。有关《论语》的最早的古写本即产生于这一时代，当时分为明经道清原家本和中原家本两个系统。
在汉籍不断东传的过程中，《论语》及儒家思想的传播，对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大学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平安朝即仿唐代国子监而设大学寮。在大学寮的建筑里，中央为庙堂，庙堂中安放孔子像，春秋两次行释奠之礼。北设都道院，又名北堂，是纪传道即文章博士的学舍；南设明经道院，又名南堂，是明经博士讲习经学的道场；另设有明法道院及算道院等。纪传道、明经道构成了王朝文化的核心，然仍以家学世袭为其特征，故南堂之学渐渐即为清原、中原两家明经博士所独占，两家各自保留了独特的家法，虽传讲同部经书，如同为何晏《论语集解》本，其中也有种种细微的差别，这种细微的差别源于两家所据的经本不同，训读也不相同，从而显示出了其家法的互异。
平安时代以后，《论语》古写本的流传则尤以清原家为最盛。传世至今最古的《论语》古写本即为清原家教隆本，它是在镰仓时代（1185—1333）四条天皇仁治年间（1232—1246），由清原教隆写定的。清原家派无疑是以古注传经的，但由于时代先后的不同，同为清原家派的写本，经本的变迁与训读的更改也时有发生。至镰仓末期，随着学问僧的频繁往来，朱熹《论语集注》于不知不觉间传入日本，这自然也影响到清原家派对《论语》的训解和传播。
在清原家派后期门人的著述中，大都折中地征引了朱子《论语集注》。这一点在室町时代（1333—1573）的清原家派门人的著作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室町时代的儒学大宗清原业忠与清原宣贤都是明经道清原家派的门人。清原业忠卒于应永元年（1394年），时年 58 岁；清原宣贤卒于天文十九年（1550 年），时年76岁。但是在清原业忠的弟子天隐龙泽的《论语闻书》以及记录清原宣贤学说的《论语听尘》中，都折中地征引了朱子《论语集注》，足见朱子学影响的渐进。同时，也映现出古代典籍在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时代演变。
三、《论语》的“和刻本”——正平本《论语集解》
所谓“和刻本”，特指古代日本翻刻的中国典籍版本。最早的《论语》和刻本与上述清原家教隆本写本大约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这就是刊刻于1247年（日本后深草天皇宝治元年，南宋理宗淳祐七年）的朱子《论语集注》十卷本，称“宝治本《论语》”，又称“陋巷子本《论语》”[6]但此本今已不传。故现存最早的《论语》和刻本，当为刊刻于1364年（南朝后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的“正平本《论语集解》”。
一般认为，正平本《论语集解》有三种本子：一为双跋本，卷末有“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正平甲辰五月吉辰谨志”、“学古神德楷法日下逸人贯书”双跋款；二为单跋本，卷末只有“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正平甲辰五月吉辰谨志”；三为无跋本，双跋皆无。正平甲辰年即正平十九年。根据“跋文”可知，此版本是堺浦人氏道祐居士命工刊刻的。堺浦乃古泉州的堺地，（今大阪府堺市），是当时日本与中国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堪称外来文化的输入地。然而诞生于此地的这部《论语》刻本，它的享誉后世却是颇费了一番周章。[7]
首先发现此书临写本的是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他从曾征讨过朝鲜的辽海道萧公的手中，以重金购得此书，喜之过望，称此本与《史记》《汉书》所引《论语》颇为相合，自云“不啻获一珍船也”。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记录了这一发现经过，对此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笔画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隶书碑版，居然东国旧钞。行间所注字，中华罕有识之者，洵为书库中奇本”。并据“末二行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正平甲辰五月吉辰谨志’”，判断此本为高丽钞本何晏《论语集解》。只是“不知‘正平’是朝鲜何时年号，俟续考之”。这里的“东国”自是指朝鲜，而“行间所注”中华罕有人能识之字，却实为日本的训点。只是钱氏不解，故欲考之“正平”为朝鲜何时之年号。这一误断后经黄丕烈之手得到了纠正。
经过康熙、乾隆两朝，至嘉庆年间，此书辗转传至当时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手中。黄氏就此本之出处多方加以查考，其经过可见于黄氏所撰之跋文。其跋曰：
……余向于京师遇朝鲜使臣，询以此书并述行间所注字，答以此乃日本书。余尚未之信，顷获交翁海村。海村著有《吾妻镜补》。举正平年号问之，海村云：“此年号正平，实系日本年号，并非日本国王之号。是其出吉野偕窃其国号曰南朝，见《日本年号笺》。”据此则此书出日本，转入朝鲜。遵王但就其所得书之所，故误以为高丽钞本耳。
此正平本《论语》后复经清末张金吾爱日精庐，又传入陆心源皕宋楼。1907年，日本静嘉堂文库将陆氏藏书悉数购得，此书亦被裹挟归日，自此结束了其五百余年的游历。
对此正平本《论语集解》之版本情况，中日两国学者均作过详尽考释。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不久后的中国学术界，即开始出现了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如刘昌润的《日本正平本论语版本源流考》（《学林漫录》第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刘昌润的《日本正平本论语集解源流》（《文史》第18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严绍璗的《日本古代和刻汉籍版本脞论》（《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三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严绍璗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皆可谓中国学术界在此一领域的开山之作。
日本学术界则自江户时代开始，便有学者关注这部传世最早的儒学刊本。进入近代以后，对于正平本《论语集解》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地出现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大正末期、昭和初期这一阶段。如：市野迷庵的《正平本论语札记》［市野光彦编：《论语集解》（正平版论语）十卷，斯文会，1922年］、川濑一马的《正平版论语考》（《斯文会》第十三编第一号，1931年，后收入同作者著《日本书志学之研究》，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 1943年）、武内义雄的《正平版论语源流考》（今井贯一编：《正平版论语集解考》，大阪：正平版论语刊行会，1933年，后收入《武内义雄全集》第二卷，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长田富作著《正平版论语之研究》（大阪：同人会，1934年）等等。其中曾以《古活字版之研究》（安田文库，1937年出版）获得过学士院奖的日本书志学家、国文学家川濑一马的《正平版论语考》最为著名。桥本秀美在《日本古代论语学资料及其研究》一文中高度评价川濑一马的研究，称“川濑之说一出，风靡一时，迄为定论”，[8]认为可将其视为有关正平本研究的基础论说。
四、结语
在对文本的选定上，《论语》东传日本后，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型过程，即肇始于汉学而达于宋学，从中凸现出日本《论语》传播史上兼收并蓄、杂糅互证的方法论取向。
在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学著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论语家”中，明确著录有：
论语十卷郑玄注 论语十卷何晏集解 论语六卷陆善经注 论语义疏十卷皇侃撰 论语疏十卷楮仲都撰 论语六卷无名氏 论语义一卷无名氏 论语音一卷无名氏 论语弟子录名一卷 论语私记三卷。[9]
可见直至9世纪时，日本流传的论语注释种类很多，而日本现存的古抄本《论语》几乎都是根据皇侃的《义疏》来训读何晏《集解》本的，因此可以认为，日本平安时代初期有关《论语》的传播，基本上处于以皇侃《论语义疏》训解何晏《论语集解》的水平。
然而，自10世纪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开始，日本汉学界欣然接受来自中国的宋学之说，这一点从《论语》的日本古写本底本自唐写本到宋椠本的转变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证。
随着镰仓时代朱熹《论语集注》的东渡日本，宋学渐渐被视为正统之学而受到重视，朝廷的讲筵上也开始采用了朱熹的新注，这对于一向以古注传经的清原家派也产生了影响。现存于东洋文库及古梓堂文库的《论语》古写本各十卷，皆为清原家子孙手校或附有跋文。如果说奈良时代明经道清原家派所据之本还是唐写本的话，那么，镰仓时代清原家派的传人在校勘经典时，已不再只拘泥于古本而开始使用宋椠本《经典释文》了，至清原教隆则一切经典皆用宋椠本校勘。[10]这一切皆表明，在日本《论语》接受史或曰日本汉学史、日本汉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前近代的学者们一方面始终保持着对于学术传统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不胶柱鼓瑟、固执于一家之言说，他们以足够的学术敏感，追求与时代同步的学问渐进与发展，以此为完成其学术史构建而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南宗论语”——《天文版论语》述略
继《正平版论语》之后，天文二年（1533年）又诞生了另一部和刻本《论语》——这就是《天文版论语》，它的存在不仅在日本《论语》出版史上为人所共知，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也同样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1]时隔一百七十年，两部《论语》同样刊刻于古泉州堺浦（今大阪府堺市）、同样以清原家本《集解》本为底本刊刻而成，这不啻是历史的巧合，实在也是饶有趣味的特殊案例。自室町时代的初刻到大正年间的终刊，《天文版论语》历三百八十余年之沿革，文本面貌发生了若干变化，在日本书志学史、中日典籍文献传播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