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1959年，66岁的毛泽东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触景生情，回首往事，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表达了对故乡的深情，更高亢地赞美了中国革命者的精神和斗志。
胜利的果实来之不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乐观向上的革命风貌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既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的思想作风的突出体现。
2014年9月30日，在国务院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的招待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民族意志，用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新的伟业。”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历史新阶段，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云谲波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的旗帜—早期先进分子的思想抉择
近代以来，无数爱国志士和知识青年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一度崇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
“那时的思想，受长期禁锢，像小脚女人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一些先进分子也曾“隔着纱窗看晓雾”。
经过反复比较，最终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中看到了希望，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921年7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中国向何处去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探索和道路选择。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中国人付出了几十年的艰辛，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渴望找到一种从根本上摆脱落后挨打、挽救危亡的主义、学说。
但是，“先生总是欺负学生”，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迷梦。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唯有通过流血革命，改变旧制度，才能拯救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1894年10月，孙中山怀揣着革命理想，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远涉重洋来到檀香山。少年时期的他曾两次来过这里，那时是为了生计投奔哥哥，这一次却是为了救国救民。到檀香山后，他四处联系华侨同胞，宣传革命思想。
经过一个月的奔波，孙中山终于在这里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秘密宣誓仪式的誓词中，他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行动纲领。
孙中山曾说，什么是主义？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以兴中会为起点，孙中山逐步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发展成为包括“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的引导下，辛亥革命最终爆发，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
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国家独立富强无望，人民没有民主权利，百姓仍然民不聊生。辛亥革命成了“一朵不结果的花”。事实证明，三民主义救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国进步的闸门虽已开启，但艰辛的探索还将继续。
开启思想解放的闸门
1848年，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共产党宣言》。但中国人直到50年之后，才第一次看到马克思这个名字。
1899年的一天，上海的《万国公报》首次提到了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之后，梁启超、朱执信等人也对马克思主义做过简单的介绍。但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个学术流派来对待，马克思和他的学说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一创刊，就高举起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伦理民主，以及用科学与理性认识事物等观点，号召青年人“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
这一年的年底，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看了一沓《新青年》后，决定聘任陈独秀到校任教。面对比自己小12岁的陈独秀，蔡元培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耐心与宽容，大有当年刘皇叔“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之风。他不止一次来到陈独秀的寓所，坐在凳子上静静地等待陈独秀醒来。
面对蔡元培的盛情，陈独秀说，来北大可以，但我的《新青年》怎么办？蔡元培说，带到北京来一起办。
1917年初，《新青年》迁到北京，从此登上了全国舞台。《新青年》摒弃文言文，运用白话文，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也进入了社会革命领域，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与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动荡不安的中国，民族生存的危机，被动挨打的困境，国人迫切需要迅速找到一种思想武器，一个救国救民的主义，以救亡图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1918年1月，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作为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利用北大图书馆的优越条件，一面深入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面到师生和群众中去从事革命活动。
从1918年7月到11月，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力，而一切历史的残余—皇帝、贵族、官僚、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要被群众的革命巨流彻底摧毁。“以俄为师”—李大钊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抉择和前进方向。
五四时期中国形成了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瞿秋白、赵世炎、恽代英、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董必武、陈潭秋、向警予、何孟雄等。
从1918年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各种刊物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就有三百余篇。经过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争，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主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1918年春，毛泽东在他的家乡湖南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新民学会”，探求改造中国的道路。随着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在中国迅速扩大，毛泽东受到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观点的影响，逐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要改造旧中国，一定要另辟道路，另造环境；而要开辟新路，首要的就是同志中要有一种“主义”的结合。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的信中说，要改造中国的坏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还说：“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青春寄语
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毕生信仰，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者转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旗帜是形象，旗帜也是方向。旗帜凝聚力量，旗帜引领未来。
中国共产党靠什么让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中国共产党又是靠什么把一个8668万人的大党凝聚起来，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
是靠马克思主义！它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就有了正确的方向，就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2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奋斗终身—朱德、贺龙入党记
在中国共产党一路前行的历史征程上，有阳光普照、高歌奋进，也有白色恐怖、腥风血雨；充满了太阳初升般的希冀，也屡有曲折坎坷面前的彷徨。
在中国近百年沧桑荣辱之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迷惘中追寻自己的政治信仰，在打压中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威逼利诱中坚定自己的政治方向，守得云开见月明之时，却淡然处之，依旧呕心沥血苦苦思索着前进的方向。
这些追求光明，向往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处于低迷时期依然秉持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人们，始终与党站在一起。
朱德和贺龙，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在四川仪陇琳琅寨一个佃农家庭中，平时必须十分节俭才能勉强维持家中11口人的生活。为了改变贫穷、受欺辱的现状，朱德在恩师刘寿川的支持下，只身踏上了救国救民的从军之路。
在云南讲武堂，朱德结识了蔡锷。他常常到蔡锷的办公室阅读各地的报纸和进步书籍，并与蔡锷探讨治军思想。
1911年5月，朱德被蔡锷任命为新军的协统，相当于旅长的职务。此后，朱德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他先后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警务处长兼昆明警察厅长等职，一路仕途坦荡，节节高升。
一般而言，当时，像朱德这样的地位的将领，可以拥有的资财足够他享受上等人的生活。在别人看来，作为川滇名将的朱德已是功成名就，前途一片大好。
但当时的朱德常常忧虑苦闷。因为，每一次战争的结束都没有带来他所希望看到的国强民富，而依然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于是，朱德开始了不断探求新道路的历程。
1922年，朱德在上海见到了仰慕许久的孙中山。孙中山以十万大洋作为军饷，恳请朱德重回滇军。朱德谢绝了孙中山的提议。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明白，靠军阀打军阀来获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朱德表示：“我愿意到欧洲去。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很得人心。去研究这个新的革命理论和运动，也许对我们中国革命会更有好处。”从此，朱德踏上了追寻社会主义的道路。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在湖南省的一户贫农家庭，祖孙三代11口人。贺龙的父母只有趁着农活清闲的时候，在外做些缝缝补补的活计补贴家用，才能勉强度日。
当时，国内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样的现实，贺龙很苦闷，时常在琢磨，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贺龙曾对好友刘达五说：“孙中山是个伟人，我一直是对他敬佩的。可是，经过两三年在四川打仗，我有点想法，依我看，孙中山很多次出兵作战，都是正义的。照理说，正义应该得胜嘛，毛病就出在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这帮人有奶便是娘……早晚是靠不住的。”
1921年下半年，贺龙的两位同学就革命的出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位同学认为，吸取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更符合当时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军阀混战的国情。贺龙问道：“世界上有没有领导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当得知“俄国有个布尔什维克党，全世界有个总的国际党”时，贺龙连忙追问：“中国有没有共产党？”
与同学的交流使贺龙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对这种主张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学说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1924年起，贺龙开始阅读《向导》等宣传共产党信仰及主张的进步书籍，不由得感叹道：“看来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贺龙参加革命的思想火花被点燃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1922年7月，朱德在挚友孙炳文的陪同下去见李大钊。可此时李大钊已经去南方了，两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动身拜访居住在上海的陈独秀。
但是，当得知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是一个在滇军中“混”过十多年，并且是位及旅长的“军阀”时，陈独秀不客气地拒绝了他：“像你这样身份的人，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再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共产党才会接受。我奉劝你不要加入共产党，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那样对革命和自己都会有好处的。我看你是典型的军人，不适合搞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