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的权力欲强到超过事业心之时，就是公司陷入危机之日。老板与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企业不是战争期间的军队，管理者不是军人，不是以服从为天职，那种靠层级来施压，认为级别高的下命令级别低的必须服从的心态，是非常危险的。
第一节 不想做事业，只想做老板
典型案例：
保时捷，从收购到被收购
——大众收购保时捷的背后，完全是一部超长版的豪门恩怨，源自遗产分配不公的利益争夺，逐渐演变成两个家族的意气之争，在这个过程中，谁获得公司的执掌权，似乎比公司如何发展更为重要。
2009年7月，大众汽车集团收购保时捷一案终于尘埃落定，保时捷正式成为大众集团旗下的第十个品牌。而就在此之前数月，保时捷还持有大众50%的股份，人们一度认为保时捷控股大众是迟早的事。事实上，多年之前保时捷就一直高调地持行着对大众的收购计划。
而这两大汽车公司的恩怨则还要追溯到更早以前：当保时捷的创始人费尔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去世时，除了将遗产留给自己的当然继承人儿子费里（Ferry）之外，还分出一部分保时捷公司的股份给了自己的爱女路易丝（Louise），——她当时已嫁给大众公司的老板皮耶西（Piёch）。保时捷家族对于皮耶西家族“侵占”自己权益的行为一直耿耿于怀，希望能夺回对保时捷公司的全部控制权。在多年的争夺中，“夺回”的企图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取得大众公司控制权的欲望。为此，保时捷汽车销量和盈利都受到影响，一度下滑到公司股东们打算将公司出售。
这样的情绪自然也传染给了费里之子、现在的保时捷公司监事会主席沃尔夫冈·保时捷（Wolfgang Porsche）。因此，在2005年，当保时捷公司的经营状况好转，公司总裁温德林·魏德金（Wendelin Wiedeking）提出逐步增持大众公司股份、最终控股大众的计划时，沃尔夫冈毫不迟疑地给予支持。于是，在随后数年中，保时捷公司不断投入巨资收购大众的股票。这一举动不仅遭到大众的反击，也遭到了大众总部所在地——德国萨克森州州政府的抵制。出于保护本土企业的目的，州政府一边设立法律条文对收购进行限制，一边出资增持大众股份。保时捷的收购成本和难度都在不断增加，但还是动摇不了公司高层的决心，到2008年底，保时捷的持股达到了50．76%，为此，总共花费了120亿欧元。
就在旁观者看到保时捷方面雄心勃勃快要控制大众的时候，公司实际上已经负债累累。而随之而来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则令保时捷拉得过长的收购战线雪上加霜。2009年，保时捷的收入与利润均大幅度下滑，负债高达90多亿欧元，面临15年来最艰难的危机。因为过度负债造成的信用危机，以及金融风暴造成的银根紧缩，保时捷甚至无法向银行取得贷款，资金周转出现严重问题，以至于不得不向德国政府请求援助。最终，在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况之下，保时捷不得不同意了大众公司的收购条件，以尽快获取资金填补自己的财务漏洞。
旷日持久的保时捷收购大众案，却以大众的反收购告终，实在令观众大跌眼镜。而在这场收购中，大众也不能算是完全的胜利者，因为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大众也不得不引入第三方投资者——卡塔尔投资局，该投资局收购了大众17%的股份，另外，持有大众20%股份的萨克森州还在董事会中拥有否决权。也就是说，在大众与保时捷终于合为一体之后，虽然大众集团在汽车界的竞争力有所加强，但皮耶西和保时捷两大家族对公司的控制力都受到了实质性的削弱。
皮耶西与保时捷的家族之争可谓教训惨痛，为了某几个人的权力欲，付出了数以亿计的金钱，以及企业发展的良机。实际上，在1992年，由于魏德金改革，保时捷大力发展新型跑车，已成为全球利润最高的汽车制造商，直到2005年，保时捷的销量虽不及大众，在利润方面仍是远超大众。此时，作为公司领导者的沃尔夫冈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取得大众汽车王国的王冠，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魏德金也萌生了在大众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的野心，在此时，保时捷的产品线是否需要调整、外界金融环境是否正在恶化等问题已经退居次要位置。此时，多年家族之争的遗留问题与权力的诱惑交织起来，网住了保时捷公司的决策者，他们近乎疯狂地投入巨资，连公司经营时最浅显的风险都忽略掉了，以至于最终上演了一场惊天逆转的大戏。
警惕：不要过分迷恋权力
每个老板在刚开始成为老板时，心里想到的都是“如何做一番事业”，但现实却是，很多人走到最后变成了只想如何做老板，至少事业怎么做法，反倒被抛诸脑后。
这倒不是因为老板们智力低下，而是权力实在是一件极具诱惑性和迷惑性的东西，它会立即给老板们带来满足感，足以蒙蔽人的心智，而做事业却需要艰苦的付出和努力才能得到回报，其过程要漫长得多，满足感也要来得迟得多。因此，当一个人成为老板，或者是距老板只有一步之遥时，对权力的渴求常常不知不觉地超越对成就事业的渴望。
这就如同历史上不断重复演绎的谋朝篡位故事一般。在权力争夺最激烈的时候，身居高位者可以随心所欲、令万众俯首听命的快感，使得争得权位及保住权位成为最重要的事，至于国家存在的法则、造福于民的使命都要大大靠后，或是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于是，有争夺能力的人只把眼光放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上，得到权位的人只知享受权位带来的福利、同时防范别人。最极端的，甚至会出现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给敌人，只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不至于丧失。
但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忽视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的国家领导者必然逃脱不了失去国家统治权的命运。企业经营者也是一样，忽视了企业发展的老板，最终也必然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
这类权力欲导致丢弃事业的事件在大的家族企业中时有发生，而在小企业中其实发生得更为频繁。只不过大企业的权力更大，更具诱惑力，花样也较为繁多。而对小企业老板来说，夺权的花样少得多，权力欲的体现更为直白而简单，比较多的是早早开始享受“老板”的地位带来的满足感，对员工颐指气使，自以为是、不听劝告，以为自己是老板就可以为所欲为等等。这类人往往是只想享受老板的感觉，却不愿意承担做老板应当承受的牺牲和压力。
大企业因为实力雄厚，往往还能多经受一些风雨，即使领导者下台，企业还有撑下去的可能，而小企业每当遇上这种老板，通常经不起几番折腾，早早落幕散场。
因此，做老板的入门第一条件就是，要谨防老板的光环和权力令自己头脑发热，胡乱决策。
在这方面，百年老店李锦记有一个可供参考的解决办法。在两次不愉快的分家事件之后，李锦记为了不让家族成员再为权力而起争斗，导致企业利益受到不良影响，设置了将家族与企业分割开来的家族管理制度：为李家设立了一个“家族委员会”，其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如何改善李锦记的企业经营状况，而是如何从战略上规划家族建设，包括家族宪法、家族价值观，以及后代们的培训内容等。家族里的人都可以进入家族委员会，但只有具备经营才能的成员才能进入董事会。有关企业发展的重大事项，包括组织结构、战略计划、员工雇佣、股权转让、红利分配政策等企业事务都是在董事会讨论做出决定；而有关家族的事务也都在家族委员会中得以解决。按李家的说法，这是为了保持“家族永续”，而实质上，这样的做法的目的乃是从根本上避免那些有获取权力的身份的人过度参与企业经营权的争夺，将家族成员有权参与家庭决议而限制他们对事业决定权的影响。
虽然不能说李锦记的家、企分割制度是最好的解决权力争夺战的方法，但这种限制权力欲过度膨胀的价值观，是值得借鉴的。
第二节 不能平衡对高层管理人员的矛盾心态
典型案例：
丰田，继承人VS经理人
——当丰田公司在非丰田家族的几位总裁手中发展壮大之后，丰田家族的继承人便开始了夺回权力的行动。职业经理人是企业的雇员，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把企业带上高速发展轨道本是其职业定位使然，但当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的锋芒盖过了老板，老板的心情却并不是、或者说并不仅仅是企业辉煌的喜悦。
2009年6月丰田公司总裁渡边捷昭正式离任，接替他的是丰田章男——丰田创始人的长孙。自此，丰田总裁一职由外姓人向丰田家族嫡传子孙“奉还大政”的戏码宣告结束。
渡边捷昭离任的直接导火线是2008/09财年的财务亏损，这是丰田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财政赤字。而外界普遍认为，2009年之前 “召回门”也是渡边捷昭下台的原因。由于丰田汽车的一系列质量问题，自2005年起，丰田就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召回已出厂的问题汽车，2009年1月的一次大规模召回事件之后，当时身为丰田公司副总裁的丰田章男就通过一位中间人要求渡边捷昭辞职。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舆论将召回门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渡边捷昭的成本压缩政策：渡边捷昭在2005年上任之初就宣布要将企业成本压缩30%，随后便开始实施“21世纪成本竞争力建设（CCC21）”计划，为了压缩成本，丰田在全球拼命寻找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商。业界将渡边捷昭称为“成本杀手”，他的名言“拧干毛巾里的最后一滴水”也在企业界流传。渡边捷昭离任后，丰田章男一派的人甚至公开指责前几任的非丰田家族的总裁牺牲了质量来换取更快的增长和更高的利润率。
但不能否认的是，实际上正是渡边捷昭在任的这几年，丰田公司在利润率和销售量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其CCC21计划在三年间就为丰田公司节省成本80多亿美元，2008年，丰田公司的销售量首次超过通用汽车公司，成为世界上销量最大的汽车制造商。而2008/09财年的赤字也不能完全归罪于渡边捷昭，实际上这与2008年以来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召回门事件，渡边捷昭一派的则认为是负有产品、质量管理和全球销售之责的副总裁丰田章男在公关和管理方面失误造成的。
这种指名道姓的互相公开指责在丰田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由此，丰田公司的内部矛盾也被揭示在公众面前。
其实，丰田家族与丰田公司职业经理人的矛盾并非由渡边捷昭开始，早在1995年丰田史上第一位非丰田家族的经理人奥田硕担任总裁时，就已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奥田硕上任以后即公布了“2005愿景”战略，立志要让丰田在十年时间里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汽车制造商，并占据全球汽车市场15%的份额。他之后的两位丰田总裁张富士夫和渡边捷昭也都是按这样的目标在前进，实际上，张富士夫和渡边捷昭正是因奥田硕的常识而登上丰田高管的位置，可以说，他们不仅是奥田硕继任者，也是奥田硕企业战略的继承人。
但尽管在三位外姓经理人的经营之下，丰田公司确确实实按既有战略逐步壮大，成为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汽车公司，但作为丰田公司的创始人家族，丰田家的继承人却并未感到由衷的喜悦。一方面，在外姓掌权的过程中，丰田家在丰田公司的股份和权力都不断被稀释，在多年前，奥田硕就曾明确表示过“裙带关系根本不属于我们的未来”，在外姓经理人的时代，丰田家族在公司并不被重视。另一方面，丰田家族认为外姓经理人“以财务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是一种海盗式的劫持行为，经理人只顾着财务数字的增长与降低，获取短期利益，却忽略了公司的基业长青。他们认为公司的问题正是由于外姓经理人“变得过于自负、过于专注利润”造成的。因此，丰田章男上任后，除了对前任经理人遗留的问题表示不满，还立即废止了“全球汽车市场15%份额”的战略目标。
然而，虽然丰田章男如愿以偿重获公司最高决策权，他要面对却已不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公司——财政赤字需要弥补、召回门造成的负面影响需要消除，即丰田章男自己认为的，“在非丰田家族的总裁手中变得羸弱的企业”。
而外姓经理人们却反击说：当公司因大幅盈利、超过通用汽车公司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商而获得普遍赞誉的时候，丰田章男从未公开反对过他们利润增长的战略。渡边捷昭的一位高级助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辩解说：“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之一是盈利和纳税。批评丰田公司最大化利润和纳税的努力，纯粹是无稽之谈。”在外姓经理人看来，丰田章男之所以指责他们，不过是试图给他担任总裁一职寻找合理的理由，而逃避外界认为他是裙带关系受益者的批评。
警惕：内战就是内耗
一个企业中，老板和经理人都是为了这个企业的经营而存在。因此，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老板与经理人、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层的目标是相同的，不然的话，老板花大价钱请这些高管来做什么呢？只要企业经营得好，老板和高管的利益应当是一致的。
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
除开经理人德行有亏的特例不谈，不论企业经营好坏，老板与高管往往很难抱着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的心态，同舟共济、亲密无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