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园内栽种着各类奇花异草，喂养了多种奇禽异兽，还建有各种风格的亭台楼阁。园内建一高台，分三层，上有一座楼宇，称凌霄楼。楼内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华丽异常。晋灵公对此感到很满意，整天带着妃妾宫女在园中玩耍。
有一次，晋灵公招一群歌舞艺人到园内表演，吸引了很多人在园外观看。晋灵公与屠岸贾在凌霄楼内摆酒饮宴，观赏歌舞。
晋灵公心血来潮，想出一个取乐的主意：用弹弓射击园外围观的观众。屠岸贾立马拍手赞成，两人约定，击中眼睛者为胜，击不中者罚酒一杯，击中肩胯者免罚。两人便开始向人群发射弹丸，围观者纷纷躲闪，但因人数众多，难免有被击中者，叫苦声不绝于耳。
二人越玩越高兴，遂让左右会用弹弓的人都前来射击，一时间，弹丸如雨，群众纷纷中弹，哭声喊声响成一片，而楼上的人则高兴地哈哈大笑。从此，只要凌霄楼上有人，再也没人敢在下面行走了。
还有一次，晋灵公与屠岸贾一起饮酒，吩咐厨师做熊掌当下酒菜，晋灵公等不及，再三催促厨师上熊掌，厨师不得不将未熟的熊掌端了上来。晋灵公一吃，发现没熟，竟当即拿起铜锤猛击厨师的头部，厨师当场被打死，晋灵公又将其砍为数段，让人将其扔到野外去了。相国赵盾知道了这件事，指责晋灵公滥杀无辜，晋灵公遂对他怀恨在心，欲杀掉赵盾。
晋灵公的荒淫无度让赵盾的侄子无法忍受，他寻机刺杀了晋灵公，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出来救助，甚至全国上下为之欢庆，无人去责怪赵盾的侄子。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晋灵公为追求享乐竟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就是自作孽，他招致被杀的命运也属必然。他这个皇上做的太不实在，等他被杀的时候，没有人感到难过，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无独有偶，南北朝时的皇帝陈叔宝在荒淫方面比晋灵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结局也是如出一辙——自己葬送前途！
南北朝时期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叔宝，自幼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也不甚了解本国的实力及暗藏的危机。他终日和文人墨客饮酒赋诗，从不考虑国计民生的大事。
他一即位，便开始大兴土木，不惜劳民伤财。他曾下令建造了三座楼阁，每阁高达数十丈，均有数十间房屋，所有门栏、窗户等，都用沉香木制成，上雕金玉珠宝，外垂珠帘，内设高级床帐，微风吹来时，香味在数里之外都能闻到。他还吩咐属下在阁下建造假山水池，栽上各种奇花异草。他和宠妃们分居各阁，天天在里面寻欢作乐。朝中有事，他就与坐在他膝上的宠妃共同决断。
他对老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整日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这其中巨大的开支，只有向老百姓去要，他开始向军人与士人征收关市税，税率还非常高。如此一来，每年的收入超过常年的十倍，朝臣施文庆、沈客卿等人更是作威作福，甚至以剥削百姓为事。
后来，隋军南下，陈叔宝此时还心存侥幸，称“王气在此”。及至隋军兵临城下时，他“仍然奏伎纵酒，赋诗不辍”。最终，陈叔宝被隋军所俘。
“成由勤俭败由奢”，统驭万民的君王在治国上，不但不提倡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反而以劳民伤财为能事，这便是为君不实，他对百姓不实在，百姓自然也就不会实心实意地拥护他，一个国家在这种君王的治理下走向灭亡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因此，做官为政就要讲究实实在在！
形势第二
[原文]
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以上摘自《管子》“形势第二”
[译文]
君主不像君主的模样，臣子就不会像臣子的模样；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就不守规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相融洽，政令就不会顺利推行。君主的衣冠不端正，礼宾官就会不严肃；君主的举止不合乎礼仪，政令就难以贯彻。
既关怀臣民，又有威严，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君主不能使臣民安居乐业，臣民就不会为君主分忧。君主不能促使臣民们生长繁殖，臣民们则不会为君主牺牲性命。
君主应当给予臣民的没有给，臣民们就不会全心全意地去报答他。
[实例应用与分析]官者要讲究“为官之道”
“《管子》第一”中的上文部分表述了管子对“君子的模样”、“君主的衣冠”、“君主的举止”的分析和评判，同时又引用“父亲”与“统治者”来进一步说明，君主必须像君主的模样，官者必须像官者的样子，要想做好官、为好政，必须讲究“为官之道”。
什么才是为官之道呢——“既关怀臣民，又有威严，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反之，“君主应当给予臣民的没有给，臣民们就不会全心全意去报答他”。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官者要讲究‘为官之道’”。
管子说的对，官者要讲究“为官之道”，官者不同于广大民众，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不小，他们的做事方式必须本着“官者”的本分，时时刻刻恪守职则，做每一件事情都该尽心尽力，既为民做主，又能遇事灵活应变。
曾国藩很受后人的推崇，他做事讲究顺其自然，对官位不贪不恋，对钱财等身外之物也不感兴趣。他对自己还要求甚严，并立志为民做事。他后来能位极人臣、受到尊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曾国藩把官位看的很轻，他称“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一旦下野，也仍然是普通一员”。他为官期间，始终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认为自己从民间来，还归民间去，民间才是官员的根本。
曾国藩关心民众，奖励生产，治家之道讲究“耕读”二字，治世之道讲究“教养”二字。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为官者应具备以下品格：
一是责任。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
二是道德。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严以律己，以身作则。
三是才具。即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
四是态度。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勤教，严绳”，还自作三字箴：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新，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对于这些品格，曾国藩认为皆因勤敬而得。
后人对曾国藩有着很高的评价。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曾国藩的为臣之道即是以勤为先、以民为本。这种质朴的思想贯彻在他为官的整个过程中，也是后人之所以尊崇他的原因之一。
为官之道很深邃，为君之道更是博大精深，能真正把这门学问做好的皇帝还真不多。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贤主之一，他一生建树颇多、功业辉煌，他的为君之道就很受后人推崇。
公元626年，李世民登上皇位，史称唐太宗。他一登基就开始“偃武修文”，并以大治天下为施政方针，把行政的重点转移到医治战争创伤的文治方面来。
为了提倡文治，唐太宗亲身示范，他白天处理朝政，晚上挑灯夜读，常常连饭都来不及吃完就迫不及待地伏案苦读。他还经常在听证的间隙将学士们请到殿内讨论学术、切磋政事，有时竟至半夜方散。
通过读史，唐太宗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前代亡国之君都是因为操行不端、聚敛不止而招致亡国大祸。因此，他更加严于律己、孜孜不倦地处理政务，一点都不敢马虎。
唐太宗还总结出“民为邦本”的思想，他认识到一个王朝的兴衰，归根结底在于人心的向背，他认为君民的关系应该是“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他把舟比做君主，将水比做百姓，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还经常教育王子和百官“凡事皆须务本”。
唐太宗不仅认识到君主要以民为本须先正自身，而先正自身必先“节欲”。他说：“贪欲盛则花费广，花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必丧”。唐太宗经常对别人感叹：“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唐太宗身患“气疾”，住的宫殿又很潮湿，容易旧病复发。但他每每想到秦始皇大兴土木的教训，就不肯让人建造新的宫殿。他一再对手下说：“过去汉文帝想在骊山建一座饮宴游玩用的露台，找来工匠合计了一下，因要花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钱财而作罢了。我如今功德不如文帝，而花费却要超过他，这就不是为民之道了。”
公元637年秋天，大雨连绵，洛水暴涨，淹了洛阳宫，又毁坏了不少房屋，有六千余人在雨中丧生。唐太宗对洛阳宫稍加修缮后，将就着住下，然后下令把全部材料都分给城中房屋毁坏的居民，并把一时无家可归的灾民安顿在明德宫和飞山宫中，这在封建历史上实属罕见之举，由此可见唐太宗的“仁”是果真把百姓放在心上的。
唐太宗除爱惜民力、民财、不忘于民休戚与共外，还大力推崇重农务本、轻徭薄赋的政策。他积极推行均田制，曾将所查出的被侵吞的土地分给贫民，又下令将一些必征不可的徭役尽量安排在农闲的时候。公元629年，山东各州县发生严重灾荒，唐太宗下令免除灾区当年的租赋，还派使者赈济了万户灾民。
唐太宗的这些努力，使国力迅速恢复，出现了被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的盛世。
唐太宗统治下的唐王朝之所以能走上大治，主要是因为其遵循“为君之道”的缘故，他明白做皇上的应该为百姓做什么，而自己又需警惕些什么，像他这样明智的君主，历史上并不多见。
为君之道首先要黑白分明，身为万人之尊的皇帝，如果连是非对错都分辨不出，还怎么谈得上治理国家呢？
晋文公就是位明辨是非的皇帝，尽管他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用了些“诈术”，但他事后及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还是为君有道，而且这“道”来的很灵活。
晋文公在城濮大战前曾召集群臣共商良策。晋文公先问咎犯说：“楚军兵多将广，而我军势弱，如何才能做到以弱胜强呢？”
咎犯回答道：“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对于礼仪的盛大从来就不会感到满足，而作战频繁的君主，对于诡诈之术从来就不会感到满足。您只要对楚国实行诈术，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晋文公又问雍季同样的问题，雍季说：“把池塘里的水放干了来捕鱼，怎么会抓不到鱼呢？但是第二年肯定就没有鱼了。把山林烧光了来打猎，怎能打不到猎物呢？可是第二年就不会再有野兽了。使用欺诈的方法，虽然现在可以苟且得利，但以后就无法再得利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啊，大王还是慎重而行吧！”
晋文公考虑再三，最终还是采纳了咎犯的主张，从而在城濮大战中取得了大胜。
晋文公事后论功行赏的时候，却把雍季排在了首位。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能理解。晋文公笑着对他们解释道：“咎犯的话是顾及一时，而雍季的话，却能对百世有利，哪里有把顾及一时的放在对百世有利的之前的道理呢？”
孔子对这件事评论道：“遇到危难而用诈术，足以打败敌人；回国后尊崇贤人，足以报答恩德。晋文公虽然不能坚持到底，却足以成就霸业了。”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为官者当以“道”为重，有“道”是做人之本，有“道”也是受人尊敬的原因。
而身为皇帝的晋文公看中的也正是雍季的“道”。为臣者有“道”，可博得皇上信赖、官位常保；为君者有“道”，可深受百姓爱戴，江山永固。可见这为官之道是既简单又奥妙。
有时，皇帝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需要做出一些姿态。这种通过小事来传达意图的方法非常有效，也是皇帝笼络人心所常用的手段。这也是“道”，属于“智道”和“仁道”的范畴。
战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魏文侯，礼贤下士、深得民心。当时，贤人段干木居住在魏国，魏文侯对他仰慕已久，但一直没有机会谋面。
有一天，魏文侯从段干木的门前经过，他双手扶在车前的横木上以表示对段干木的敬意。魏文侯的手下对他的这一举动颇为不解，有人便问道：“国君您为何要扶轼致敬呢？”
魏文侯说：“我在向段干木致敬啊。我听说，段干木把操守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即使拿我的君位与他的品德做交换，他也绝不会同意。对于这样的贤士，我又怎敢对他傲慢无礼呢？我只是在地位上显赫，而他是在德行上显赫；我只是在生活上富有，他却是在道义上富有啊！”
手下又问：“段干木既然如此高尚，大王为何不请他出来做相国呢？”
魏文侯觉得很对，于是亲自去请段干木出来做相国，但段干木婉言谢绝了。文侯没有勉强，而是赐给他丰厚的俸禄，还经常去他家探望。
魏国的百姓听说魏文侯礼遇段干木，都非常高兴，有人写诗赞颂道：“我们的国君喜欢廉政，把段干木来敬重；我们的国君喜欢忠诚，把段干木来推崇。”
不久后，秦国想出兵伐魏，司马唐劝谏道：“段干木是有名的大贤，而现在魏文侯礼待他，天下无人不晓，现在对魏国出兵恐怕会遭到百姓的反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