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文学家、思想家傅玄说：“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意思是说，对人诚实守信用的，即使别人原来不信任，也会变成信任；对人虚伪不讲信用的，即使别人原来信任，也会变得不信任。
我们从上述故事和哲人的警示中获得启示：信任的力量是伟大的。要想取信他人，必先相信他人；要想信任他人，更要信任自己。只有打算彼此开诚布公的人才能建立起两个心灵的交流。
四、公平正义
每一名从政者都体现着党和国家的形象。老百姓评价一个官员的好坏，不光看他能不能干事，更要看他是否主持公平正义。
在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受到冲突，集中表现在公平与不公平，正义与非正义的冲突上，说到家是公与私的冲突。这种冲突，无时无刻不在“考量”着领导者的“公正心”。诸如：大公无私是圣人，公而忘私是贤人，先公后私是善人，公私兼顾是常人，私字当头是小人，假公济私是痞人，徇私枉法是罪人。对此，要提升常人，倡导善人，学习贤人，向往圣人；也要教育小人，揭露痞人，改造坏人，惩治罪人。由此看来，日常的、多数的是常人。要做的“常事”是勤勉为政，平实做人，公正处事；要说的“常理”是把名、利、地位之类的东西看得淡一些，对自己的升降去留看的宽一些，以“平常心”去做“非常事”。
一般说来，党的各级领导是国家政令的制定者、执行者、落实者，在老百姓眼中就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否坚持公平正义，将直接关系到社会平等的实现，人民利益的保护，歪风邪气的根除。己身不公，何以大公，己身不正，何以正人。公平正义就像是一面镜子，既能照亮自己，让自自形象更加光芒四射，更能照亮四方，让一切丑恶现象无所遁形。综观历史，真正大有作为，被人民和历史记住的人，都是“公正心”、“平常心”的统一论者。正因为如此，他们胸襟博大，气定神闲，荣辱不惊，行为坚定，成就了一份可贵的事业，实现了人生价值。如：历史上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于谦的“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海瑞为官一生，到死时所有财产不足葬身；半鸭知县于成龙在罗城为官6年，离任时连路费都没有，到福州上任，一路上仅有萝卜为食，上任两江总督时，南京市场的布价一夜之间飞涨数倍，满朝官员尽换布衣。纪实小说《周恩来》中有一段对话：如果问中央各部部长最怕谁、最不怕谁，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周恩来。为什么怕？不是因为他是总理，而因为总理那种对工作、对事业一丝不拘、鞠躬尽瘁的精神，使部长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敢有半点懈怠；为什么不怕？因为总理为政清廉，处事公道，平易近人，使部长们内心对总理的崇高品质产生敬仰。真可谓“公生明，廉生威。”
一个人的权力会随着他的职务的终结而终结，但对于一个严于律己、公道正义、品行高尚的人，其形象一旦在人们心中树立起来，则不管这个人在位与否，他的影响都会长驻人们心中，甚至影响一代至几代人。
五、坚定自信
自信是人生走向成熟的第一要素。一个为政者，如果真正建立了自信，那么他就已经迈入了成功的大门。
古往今来，每一个伟大的人物在其生活和事业的旅途中，无不以坚强的自信为先导。拿破仑曾宣称“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的字眼。”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自信激起他无比的智慧和巨大的能量，而成为横扫欧洲的一位名将。在中国的历史上，凡有作为的皇帝，都是自信心极强而最终走上皇位的人。在毛泽东眼中就有五大帝王是他最为佩服的。即：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秦始皇、汉武帝虽然武功有余，文治不足，但他们一个建立了统一大业，一个开疆拓域，奠定了以后中国的基本局面；唐太宗、宋太祖虽然文治显赫，武功稍逊，但他们建立的唐、宋帝国使中国古代文明独领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虽然是蒙古血统，但他创造的蒙古帝国却横跨亚欧大陆，蒙古军团横扫半个世界，他也因此被誉为“上帝之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他们虽“俱往矣”，但其功绩仍堪回首，令后人为之振奋，为之崇拜，他们是自信的典范，民族的先导，国家的创基。
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内心的强大。“求上则可居中，求中则可居下，”想要达到即定目标，只有把立足点放得高些再高些，则可能居上。这是说人的灵感、创造力来源于一个人高尚的心灵、伟大的自信和奔放热情。被誉为世界“乒坛魔术师”的蔡振华，在国内比赛中很少进入前3名，但对国外选手从没输过。他的技术算不上顶尖，之所以能获胜，全在于他高昂的斗志、强大的自信和顽强的博杀精神。在比赛中他总是喜欢用力挥舞着拳头给自己鼓劲，每发一个球，他就用力跺一下脚，每打出一个球，他就绕场跑几圈。在对瑞典运动员林德的比赛中，当比分落后处于15∶20，到林德发球时，蔡振华站在球台的另一端，用手指着林德的鼻子，狠狠地盯着他，这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使林德顿时紧张起来，结果，反以22∶20赢得全局。蔡振华的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了国外选手无法逾越的障碍。国际乒联为此不得不专门修改规则：发球不许跺脚，不许转球拍，不许绕场奔跑。一个人居然使国际乒联专门为之修改规则，这是何等的骄傲和自豪啊。可以说，自信是人的生命之魂。
当然，一个人有了自信，还必然有行动上的勇气。勇气比信心更重要。这种勇气就是敢作敢为，敢于适度冒险。世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完全保证成功，成功和失败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相信自己的判断，拿出敢于行动的勇气。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耗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攀登珠峰，为此牺牲了那么多人。后来，一名记者采访一位登山运动员，他说：“当我登上珠峰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什么也没征服，征服的只是我自己。”
由此可见，一个人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己要失败；一个人之所以要成功，是因为自己要成功。一个人平庸无为地活着，是活着；勤奋进取地活着，也是活着。一个人失去了金钱，损失甚少，失去健康，损失甚多，失去自信则失去一切。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电影《七品芝麻官》中的一句话，至今难以忘怀：“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很敬佩这位讲真话的芝麻官。
古往今来，朝代有变迁，官位有更替，但有一条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历史是以人民的评判来书写的。历朝历代，人民赞扬那些清正廉明、勤政为民的清官，憎恨那些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赃官，厌恶那些只拿俸禄、逢源官场，不办实事的懒官、滑官。历史上有多少帝王将相曾显赫一时，但都如匆匆过客，在人民心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而有些人，虽然位不尊、权不贵，他们或为民请命，或为民伸冤，或为民办好事，却被人民世代传颂。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虽与封建时代的官吏有本质的不同，但从根本上都应是人民的贴心人、依靠人。
当今，作为新时期领导干部更应主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为民作主”。任何不作为、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儿戏的干部，都会遭到人民的唾弃，最终被赶下台去。
2002年的“五一”前后，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梁雨润同志毅然抬起迟了13年死者灵柩的葬礼事件，就是一个催人泪下的例子。
这是一件“特殊事件”。
那天正值上班时分，被誉为“百姓书记”的梁雨润忽闻一位农妇举着“冤冤冤”三个大字的牌子在信访室要求见他。梁雨润立即赶往信访室，当看清对方是一位坠入苦难深渊的老太太时，他的心猛然一颤！凭着职业的敏感，他知道，这位脸上布满沧桑和迟钝表情，满头凌乱白发的老人，心里一定有诉不完的冤情。
这位大娘，名叫畅春英，59岁。当畅春英听说这是梁书记时，突然，跪倒在梁雨润的面前，一声撕人心肺的惨烈呼喊之后，便不省人事……。当畅春英苏醒过来后，做出的第一个动作便是紧紧握住梁雨润的手，不再放开。那抖动着的嘴唇，竟一句话也吐不出来，只是一个劲的流泪，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在梁雨润的手上，令他感到透心的寒冷……
畅春英是运城河津市小梁乡胡家堡村的农民，她的儿子姚成孝是个退伍军人。1989年的一天，姚骑自行车回家，在村口的路上，碰上迎面过来的村支书的两个儿子。因路不宽，村支书的儿子说姚成孝的自行车撞了他们，于是三人发生了口角。这本来是一桩小事，但由于该村派性严重，村里的家族势力猖獗，不同族的村民之间，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遇事互不相让。畅春英的儿子姚成孝撞得是村支书的两位公子，又仗着老子在村上当“一把手”的威势，便冲着孤身一人的姚成孝动起手来。姚成孝觉得自己冤枉，不甘吃亏，于是你打我回，几招过后，村支书的两个儿子一前一后，趁姚成孝不备之时，连捅姚两刀，置姚当场倒在血泊中，赶送到医院，由于流血过多，途中停止了呼吸。
好端端的儿子，全家的顶梁柱倾刻间悲惨离去，身为母亲的畅春英和身为父亲的姚志忠悲痛欲绝。更令他们难解心头之愤的是犯有故意杀人罪的村支书的两个儿子，只被法院以故意伤害致死人命罪判了主犯12年，从犯3年的监刑。
杀人偿命古来是天经地义的法理。畅春英和丈夫这对农民夫妇觉得自己的儿子死得惨，死得冤，对杀人凶手法院判罪太轻，所以不服。为了使惨遭杀害的儿子能在九泉之下合上眼，畅春英将死去的儿子一直没有下葬，棺材就放在儿子活着时住的那间屋子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法院能还他们一个心服口服的判决。为这事，老两口开始了漫漫审诉路，可换来的只是领导一次次的“批示”，一叠叠的“文件”，却都在半空中飘荡，难以落地……
畅春英和老伴不相信天下无说理之处，他们年复一年地跑啊跑，而长眠在棺材里的儿子的尸体，也由腐烂变的干巴了。直到最后像被神灵抽走了云丝似的只剩下一具骨架……只有半夜里他的亲生父母那凄凉悲切的恸哭依旧飘荡着。
常年的上访和悲伤，使畅春英夫妇身无分文，疾病缠身。1996年，畅春英的丈夫又在上访的路上猝死。真是祸不单行，那年畅春英50岁刚出头，可她的模样已像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她把家里所有能换成钱的东西都卖了，总算给老伴备了口薄皮棺材，只是没有给他入土，放在自己的房间，像过去十几年一样，天天依偎在棺中老伴的身旁，权当他还活着……
梁雨润听着畅春英一番撕心裂肺的哭诉，心头早已阵阵楚痛：这就是中国的农民！一个为了能听到一句公道的话，而在家中放两口棺材整整十几年生不如死景况凄惨的乡村老妇人——除了党和政府能救她，还会有谁能给她一丝希望呢！可这十几年里，我们欠他们的太多太多啊！梁雨润的心里久久不能平息。
“大娘，您不用再说了，我一定为您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让他们能入土为安，在九泉之下合上眼……”“什么事情都可以放一放，但这件事一天也不能再拖累。”梁雨润不由对天长叹。从此，他开始了认真细致的调查，他不辞劳苦，日夜奔忙，亲自找当事人访谈，亲自到法院阅卷，亲自到大娘家感受那凄惨的境遇。最后，他带领法官、民政局长、小梁乡党委书记等有关人员，一起上了胡家堡村，进了畅春英家。
十几年来从未有人围聚过的畅春英院子外，此刻却是人头攒动，自打1989年畅春英的儿子姚成孝死后装入棺材的那天起，整整13年间，畅春英家几乎与世隔绝。
“大娘，这些年你受苦啦，我们早该来看您和您没有入土的儿子及老伯……。”梁雨润说完此话，便独自大步朝放着棺材的两间屋走去，并在棺材前凝视许久，然后毕恭毕敬地鞠躬默哀。接着转过身来，握住大娘那冰冷干柴般的手说：“大娘，我代表党组织和政府向您表示歉意，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让您一家受到那么大的冤和苦，真对不住你老人家啊！”
不是吗，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像梁雨润一样早一点来关心和看望畅春英一家，已是悲哀万分的姚家怎么可能还会雪上加霜，走上了漫漫几百次的上访路？怎么可能父子同赴黄泉路？怎么可能两具装尸棺材放了几年十几年？怎么可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如此不可想象的人间悲剧？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梁雨润的努力下，当年判决杀害畅春英儿子姚成孝一案的河津市人民法院，经过几个月的重新寻找案宗和调查审核，终于做出了新的刑事附带民事的判决：被告胡玉信、胡玉华除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外，赔偿原告各种费用共计31196.5元。
至此，畅春英等了13年的一宗悬案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那天，随着“起灵……”葬礼主持的一声令下，梁雨润带领着市、县、乡、村的干部们同时抬起放在姚家分别已有13年和7年的两具死者的灵柩，随着此时彼伏、凄婉悲恸的哀乐，一步一步走出姚家那座破落的庭院，走出小村那条弯曲的小道，踏上送葬之途。
法律终于给了一位农家妇女一个明白的说法。只是这个“明白的说法”来得太晚了，然而它毕竟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