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课十分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用今天的话说是课堂互动。中学生比较怵头的是写作文。刚入学的时候我对作文一点也不感兴趣，甚至从心里有些抵触，因此常常在数理化课上下的功夫多，作文凑合交了就行，当时像我一样的同学不在少数。突然有一天上语文课，他说今天朗诵一篇文章请大家来欣赏。但他卖个关子，没有像往常那样介绍作者。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朗诵的魅力，他那富有磁力的普通话，一出口就把同学们都抓住了。我们随着他的声音，一会静若止水，一会心潮澎湃，那种感觉让人美妙无比。朗诵完后，他请同学们发表感想，谈文章哪里写得好，为什么写得好，然后加以点评。同学们原来以为这样好的文章一定出自哪位文学大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同学。他请那位同学从座位上站起来，并用激励性的话语对同学们说：“某某同学能够写出这样好的作文，你们难道写不出来吗？能，我相信一定能。”这位同学当年是从大连市返乡的学生，学习基础比我们农村孩子好。他的作文经老师一宣讲，很是令人羡慕，也使我很不服气，心中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比他写得更好。从此我的作文热情来了，每写一篇作文，都很是下一番功夫，而且由此养成每天写日记、读书记笔记的习惯。终于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朗诵了我的第一篇作文，以后是第二篇、第三篇……在老师的鼓励下，我的作文热情竟然一直延续到毕业。高中毕业时，我整整写了四大本作文，比一般同学多出一倍还多。毕业离校时，同学们的作文本都发下了，我的却没有。我找老师问为什么，老师对我笑了笑说：“留给我做纪念吧。”毕业以后好多年了，还听到有人对我说，你的作文一直是老师语文课的范文呢。
我和老师之间的感情和友谊在校读书期间只能算是开端，而真正深厚的感情和友谊是在毕业以后的漫长日子里建立起来的。1973年，我高中毕业后便回到农村，成了地地道道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既看不见前途，也找不到方向，郁闷极了。一天中午，老师突然来到我家，和我谈了很长时间，集中就是两层意思，一是要求我继续学习，有机会要考大学。尽管那时还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但他说这种状况长不了。后来还专程为我送来了一些书和资料。二是要多写东西，可以向报纸、电台等新闻单位投稿。在这年暑假期间，他竟然到我家炕头上，与我一连几天写稿子、改稿子，然后陪我骑自行车跑六七十里路，把稿子送到烟台日报社。后来稿子竟然发表了，报社还寄了一本稿纸（那时没有稿费）。这样在老师的支持鼓励下，我在农村一边劳动，一边向报社、电台、广播站投稿。每当在报纸上发表个豆腐块文章，电台播个三言两语的新闻稿，他都和我一样高兴得不得了。慢慢地发表的稿子多了，竟然让当时的公社党委注意上了。1975年先是安排我担任民办教师，不长时间被抽调到公社报道组担任通讯报道员。这个报道组常年有两三个人，主要工作任务是平日为各级新闻单位投稿，农忙时编写油印小报《三夏战报》、《三秋战报》，下发各个村庄（生产队）。编报时人手不够，公社一定会将老师从学校抽调过来。我们师生在一起编报是非常愉快的时光，常常是我采写，他修改、刻蜡板，通宵达旦也不累。每当把散发油墨气味的小报拿在手中，我和他都会相视而笑。
我当时认为，就这样在公社干下去也不错，工作量虽然很大，也很苦很累，但毕竟不同于拱在庄稼地里起早贪黑干农活的农民。尽管当时自己的身份还没有“农转非”，但在外人看来也算是体面的公社干部，而且报道组的几个年轻人关系相处得挺好，社会接触面又广，自我感觉十分满足。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曾一度十分犹豫。但是，老师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这是你最后的学习机会，你一定要把握住。他四处收集复习资料送给我，大有不参考也不行的架势。此时时间已经不多，我返回母校复习备考。他经常为我辅导，还要我到他家里吃饭以节省时间。当年考场就在母校，他要求我一定不要急不要慌。考试还算顺利，分数出来以后，超过分数线许多。当时自己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一心要进名校，不想志愿报高了，竟然没有被录取，心里十分沮丧。他知道结果后，到公社找我，鼓励我再考一次。我再次犹豫，但架不住他反复开导敦促，终于下定决心再背水一战。经过昼夜鏖战复习，又参加了1978年高考。高考结束后，我回公社工作，由于参加高考积压了许多事情，每天再也顾不上打听考试消息，心想随它便吧。一天晚上回家，母亲给我一封信说，封老师来了，他给你一封信，说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手捧录取通知书，不觉潸然泪下。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日子里，老师天天骑自行车往返30多公里，到县教育局打听消息。这天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他一刻不停赶忙亲自送到我家里。
我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我心里清楚，如果没有老师的教诲和帮助，我这个梦想其实是很难实现的。我心中一直藏着一个秘密，就是有机会一定要报答老师。我在大学学的是中文，和我的爱好十分吻合，我也曾梦想走文学创作之路。我有不少同学毕业后在文学方面很有建树，有的还是知名作家，很是令人崇敬。但是我毕业后先是分配在党政机关，整天和公文打交道，继而半路出家来到大学，又与学术论文较上劲。几十年间尽管也是与文字厮拼，也出了不少书，但我一本也没敢送给老师，总认为离老师的期望太远，拿不出手来。我想总有一天自己会写一部自己满意的东西送给老师，因为我们同学都知道，老师对学生一生无所求，只要学生有出息、有成果，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因为老师身体一直很好，每次师生聚会，他都满面红光，谈笑依旧，同学都说老师能活一百岁。但这一天，我们没有等到。去年春天，我接到电话，老师病了，而且很重。我匆忙赶到毓璜顶医院看望，那时从外表看老师身体状况还可以，但手术以后，竟然一直不能恢复，今年五一前不得不到北京大医院治疗。期间我专程到老师就医的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看望一次，当时老师已不能讲话，双目相视满眼含泪。我从北京回来的第10天，老师亲属短信传来噩耗：封永祥老师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24日2时1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我再次飞往北京，到八宝山殡仪馆参加老师的告别仪式，送老师最后一程。我写了一副挽联沉痛哀悼恩师：杏坛育桃李，泽被福山福地，大家风范孰比恩师；毕生沥心血，惠及福子福孙，先生仁德可昭天地。
思念风范人已去，欲闻教诲杳无音。老师的恩德学生今生已经无法报答，如果真有来世的话，我还愿意继续做老师的学生，像他那样坦坦荡荡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不过我一定及早努力拿出点像样的东西交给老师，不再留下遗憾！
封永祥老师，请一路走好！
本文为纪念封永祥老师而作
原载于2010年夏季号《烟台散文》
2010年6月11日《烟台日报》
枫林夕照别样红
2013年1月12日凌晨，一则噩耗显示在手机屏上：枫林先生于今晨4点12分去世，享年81岁。简单明了而寒气逼人的一句话让人的心倏地抽紧，惶惶不安、反反复复看了几遍，不得不承认确是寒风吹落枫叶，先生驾鹤西去。我木然坐在书房座椅上，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枫林先生或近或远的音容笑貌翩翩而至。
枫林先生是位有身份的人，曾长期在北京中央机关首长身边工作，在省城那是一位地位显赫的领导干部。但那时我并不认识他，无法对他写下只言片语。我所认识的枫林先生已离开领导岗位，已是进入所谓“无官一身轻”的赋闲光景，“一身轻”的他竟然看不到一点官架，嗅不到一点官气，品不到一点官味。我所认识的仅仅是一位人人尊敬的长者，一位风度儒雅的学者，一位推新扶弱的贤者。所以，文中我不称先生的官职，非为不敬，实在是因为我认识的枫林先生，与做官和权势无关。
我第一次接触枫林先生是在1992年10月。那一年我因为工作需要，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关于公文写作的书，应邀与枫林先生一起参加了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会议在烟台新闻中心举行，枫林先生在会议上当选为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第一任会长。枫林先生的当选，并非其他原因，而是由于他在1987年出版了《中国公文学》一书，由此被国内公文学界尊为中国公文学的创始人，会长一职自然非他莫属了。而后，我与他见面多了。他对我讲，这本书是他从政时由北京调山东工作时，待命期间在北京图书馆里写成的。他说，现在这个“学”、那个“学”铺天盖地，而公文“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怎么就没有“学”呢？这就是他写作此书的动因。后来先生还专门将《中国公文学》题名赠送了我一本，拜读之后，至今受益匪浅。先生写过多少公文已经无人知晓，只知道“文革”刚刚结束时，为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党的生活准则等许多重要中央文件均出自他手。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全国性二级学术团体，但自成立以来，每次年会他都参加。这个学会后来在全国渐渐有了些影响，实在是赖先生所赐。后来他年纪大了，毅然决然辞去会长职务，推荐年轻同志担任会长，他则成为名誉会长。一般情况下名誉会长都是挂名的，但学会20年来的每次会议他都参加，而且每次会议都会发表具有真知灼见、切中时弊的研究见解。第十二届全国公文写作年会是2010年8月在西安举行的，他不仅在会议上谈了他对公文文风的看法，而且会议期间还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他大声呼吁改变文风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他认为，假大空这种文风，抄袭的文风，最后的避难所就是领导的官僚主义，领导疏于亲政。他的话，引起与会者和媒体的普遍关注。人们没有想到一个79岁高龄的老者有如此敏锐的思想，无怪会后一个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老树春深情更浓》的文章，大感惊叹！
如果有人认为官员出身，能写公文，对公文写作有点感想和认识，那不足为奇，也算不得了不起的真才实学。如果你这样来看待枫林先生，我不得不再谈谈他的另一项研究成果。2004年，枫林先生送我一本新著《中国用人史》，并对我讲，这是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在工作之余，耗时10年完成的一本我国用人制度史专著。我认真拜读6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枫林先生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用人思想研究之深刻、方略评判之精当令人叹服。长期以来，史学界很少有人对用人史做系统、科学的研究，即或有著述问世，或失之于片断性、随意性，或只是辑录一些用人的故事，缺乏理论的总结与深入的分析。《中国用人史》突破了某些思维定式的束缚，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用人历史上的丰厚遗产，阐释用人与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关系，从用人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朝代的兴衰更迭，彰显唯物主义的人才史观和新时期人才强国战略的现实价值。它显示出枫林先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驾驭能力，更蕴涵着枫林先生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
如果有人感觉一个担任过高级领导干部的人谈用人，还是不足让人敬佩的话，那么对一个没有当过兵、打过仗的人，却出版了一本兵书，你难道不感到神奇而非凡么！2010年8月在西安，枫林先生又送我一本他刚刚由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心战》一书，全书50多万字，上起先秦、下迄明清，过去那些屡屡散见于史籍的历代心战战例、战史，历代心战思想与方策，均被他收入锦囊。利用西安会议期间，我把全书通读一遍，发现这是枫林先生奉献给我们的一部极有教益的军事奇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心战代表了中国古代兵道的智慧，是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不二法宝。中国古代心战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斗争艺术丰富多彩，奇计妙策蕴涵在浩如瀚海的历代兵书和史籍之中，没有剥茧抽丝的毅力和皓首穷经的耐心，实在是难以集大成而为一家。有人评价说，《中国古代心战》一书借鉴《孙子兵法》中丰富的心战思想和原则，研究高技术条件下心理战的基本内涵、应用特点、作战方法，不仅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促进中华民族软实力的提高和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一点，2012年8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古代心战》研讨会上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同。同年12月，该书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举行的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评选中，从参选的1167种新版图书中脱颖而出，入选“人文社科类原创图书”，被美国国立图书馆和我国各大图书馆收藏，成为我军心理战专业的研修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