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曾，名庆禄，年过半百，中等个儿，人很精神，长得虎虎实实，浑身都是劲，说起话来一嘟噜歇后语，干什么都麻麻利利。
我跟老曾早就认识。那时，我在区府办干秘书，他在臧家乡干“一把手”。对农业，他很重视，点子多，抓得紧，无论是春播、三夏三秋生产还是春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果园管理，样样都在全区拔尖。所以，农业现场会一般选在他们乡召开，一来二往，自然很熟。后来，他因政绩突出，被提拔为副区长，成了我的上级，就更熟了。
老曾，早在1979年就到西藏工作过。他援藏是什么情形？即将赴藏工作的我一无所知，也没听老曾说起过。为此，我专门拜访了他。
他说话历来就是直来直去，不拐弯儿：“伙计，你这回援藏可是一跤跌在青云里——好运气。你待遇高不说，还没进藏，就报纸上有名、广播上有声、电视里有影。你知道俺援藏是什么情形？”
“那时，俺在福山镇干党委副书记。有天上午，忽然接到不同寻常的通知：下午县委杨克明书记有要事找俺商谈。俺当时自以为是公鸡戴帽子——要加官（冠）了，压根儿就没想到援藏。到了下午，杨书记找到俺，说原先烟台地委指名要咱县另一个公社党委副书记援藏，他母亲有病，身体不好，没指望了。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你去合适。俺当时是奸臣的对头——忠诚（臣），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行，没问题，不就是换个地方工作吗？但要让3天时间把家里的院墙套起来，去也安心’。整个谈话不到两分钟， 杨书记松了一口气，发愁的脸上也有了笑意。第四天，俺就悄没悄声地离开了家乡。老婆的工作也没安排，一直在村里干活。你说，咱俩援藏比，岂不是青蛙看月亮上的玉兔——有天壤之别？”
我聆听着，感到老曾当初援藏之举确实了不起。接着我问了些进藏的注意事项，又问：“那进藏该带些什么东西？”
“伙计，你想着，一定要多带点儿咸菜疙瘩，这在西藏可是好东西。你到西藏就知道了，人家藏族人光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基本不吃菜、不种菜，你上哪儿买？俺进藏时，什么咸菜也没带，去了不多天，就有些猴子扛大梁——受不了。幸亏临县一个山东援藏干部带的咸菜疙瘩分了点给我，那时吃上它，可比吃海参、对虾强多了。”
我想再向老曾问一些事情，无奈他急着到乡镇去，只好作罢。以后的十几天里，偶尔在街上遇见老曾，他都要问我晒没晒咸菜，买没买咸鱼干。他还特意买了几斤海米，让我带上。
老曾援藏是在定日县，与我所在的聂拉木县山水相连，各方面的情况类似。实际如今真到了那里，并不像他说得那么玄乎。山坡上的黑土地上种有小白菜、小油菜，饭店里常有莴笋、洋葱，商店里有四川榨菜、海带，大街上偶尔也有卖大白菜、黄瓜、辣椒、大葱的，只是价格比内地贵了几倍。毕竟不是前些年，现在拉萨、日喀则市郊种菜的塑料大棚很多，藏族人也逐渐吃菜了。所以，我带了半箱子咸菜疙瘩，一片也没吃。
赴藏之前，老曾请我吃饭。席间，谈起和藏族同志喝酒，他滔滔不绝：“俺刚去时，因为高山反应严重，跟藏族干部喝酒时，可是林黛玉进贾府——谨小慎微，尽量不喝或少喝。日子长了，有时也馋。有一次，全县27个公社的民兵连长每人提着一壶青稞酒来到俺屋里，给俺敬酒，还要三口一杯。”说着，他拿起酒杯斟满，现场表演：“就是这样喝一口，人家倒满；再喝一口，再倒满；最后仰脖全喝完。那盛酒的是个小银碗，一碗二两半，俺是霸王敬酒——不干也得干，一气喝了30多碗。人家敬咱，咱也要回敬。
俺连敬了他们27碗。大伙一块喝，喝得一些民兵连长仰歪歪的，有的溜到了桌子底下。他们还伸出大拇指：哥们，行，够朋友。从此，俺跟他们结下了深厚友情，只要下乡，他们会主动帮俺干这干那，有空找俺聊天，亲如兄弟。”接着又说：“伙计，你去了那里，该喝就喝，不要拘束，就是喝醉了，他们也不会笑话，反而觉得你是碾砣砸在了碾盘上——实（石）打实（石），够交。”
说实话，在聂拉木，我常同藏族干部喝酒，并没有像老曾一次喝那么多。他那时是“吕布战群英”，今非昔比，我们几个烟台援藏干部现在跟藏族同志举杯共饮，却可以“联手作战”了。
年底，我因公返乡。老曾见了我，颇多感慨：“山东卫视和烟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俺看了，你们真有福，坐着飞机上西天（西藏）。俺那时是从济南坐火车进青海，再乘车进藏。有个援藏干部从上火车就哭。翻越海拔5800多米的唐古拉山时，他喘不上气来，小脸焦黄，嘴唇乌紫，躺在车上不起来，饭也不吃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想父母、想老婆孩子。俺当时又气又急，劝说他：“你这么5尺高的汉子，是党员，还是干部，真是黑瞎子敲门——熊到家了。当初十八军进藏是边修路，边打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现在西藏好多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你哭不哭都得来。接下来，俺就讲故事，说个笑话、歇后语什么的，逗得大伙直乐。他也破涕为笑，跟俺成了至交。”
他说完，突然问我：“你下乡骑不骑马？”“我们县里的干部下乡都坐越野轿车，没有骑马的。”他听着我的回答，感慨万分：“你们比俺那时强百倍了。俺在定日县农牧局工作，下乡不会骑马哪儿成？去了不几天，人家就牵来一匹枣红马归俺骑。对这，俺可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遭。一骑上那枣红马，它就撩开蹄子，往前狂奔，就像小孩的屁股、醉汉的嘴——难以控制，猛跑一溜烟，有几次差点从马背上掀下来。幸亏俺那时年轻， 手脚利索，不然，非摔下来不可。这匹马一气跑了240华里，终于跑熊了，才停下。后面追上来的藏族同志还直夸咱有两下子。”
往下，他说了一段骑马历险的往事：“有一次，俺骑马到一个很远的村去，在一个山坡小道上，那马跑着跑着，突然后蹄踩空，下面就是几十米的深沟，把俺吓得紧揪马缰绳，趴在马身上，心想，这会儿可是老虎上吊——没活（虎）路了。不料，那马在滑步时，后蹄蹬在一个石硼上，前腿一抬，后蹄一蹬，几步跃上了羊肠小道。你说，这不是了了蛛网上搁鸡蛋——太玄乎了？”
“是，是。”我附和道。
他又说：“这马不比钢铁制造的越野轿车，骑马下乡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幸亏有许多藏族热心人。有一天，俺和一个藏族同志从遥远的公社返县开会，跑到离县不足百里的地方，已是深夜。那马就像猫嘴里的老鼠——怎么也不跑了。俺俩只好牵着马走了十几里，总算见到了一个村，进了一户老阿妈家里。人家可是胸口烙饼——一片热心肠，立即煮酥油茶给俺俩喝，拿糌粑和风干牛羊肉给俺俩吃，找青草喂马。次日清早，还煮了几把鸡蛋硬塞进俺的挎包里……”
老曾说着，眼里含着泪花。我听得入了迷，打心眼里佩服老曾，也为藏族老阿妈的热情所感染。
实际上老曾要感慨的还有许多：他那时晚上没电，要点蜡点酥油灯，我们现在照明是日光灯，还能看到七八个台的电视节目；他那时是用羊屎牛粪当柴取暖做饭，我们现在用的却是木柴、电炉子、液化气；他那时上级有规定：不准其妻进藏看夫，也不允许回乡探亲，而我的妻子却可以由区里报销路费，进藏与我在短期内形影相随……
想起这些，我也不禁感慨：不同时期的援藏干部，差距却这么悬殊，只说明援藏政策日趋完善，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前进，西藏本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老曾援藏经受的艰苦磨炼还很多，正是这种磨炼锻炼了他不畏艰苦、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坚强性格。
是的，他本人个头不高，但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却很高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