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碧波漾漾的湖水，那五彩斑斓的游艇，那随风飘浮的垂柳，连同四周多姿多彩的田园，和艳阳下熠熠生辉的装饰一新的川东民居，它们犹如一幅幅锦绣，越发衬托出金山寺的古朴与静穆。
其实，人们打造金山寺的步伐，一刻也不曾歇息。据悉，一个由浙江杭州灵隐寺高僧指导设计，并由该寺捐资的金山寺改造扩建工程，即将拉开帷幕。届时，一个规模更加宏大，造型更加古朴，气势更加恢宏的寺庙；一个更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大唐古风余韵的千年古刹，将以更崭新的面貌，昂然出现于人们眼前。
金山，崭新的金山！
牌坊 不朽的牌坊
它就那么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在暮色苍茫中透着静穆。四只鲜活的小石狮，依稀昂首挺立在廊柱上，朝天的尾巴，似在咻咻咻地怒吼。这座位于开江县城南35公里的任市镇达州街口的陶牌坊，建于光绪七年(1881)，是为清朝廷诰授清制五品奉政大夫张九封之妻刘氏、妾姜氏所立贞节牌坊。
一百多年过去，风雨的侵蚀，冰雪的敲打，陶牌坊依旧傲然挺立在那里，犹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向人们无言地诉说着两个女人的哀怨与心酸，诉说着她们的艰辛与期盼，诉说着她们的坚韧与顽强。
一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5月，正值壮年的河南周口防御正五品奉政大夫张九封，不幸身染重病。这位武举出身的老爷，尽管长得壮硕，但哪里经得住疾病的折磨，短短一个月，便形销骨立。其妻刘氏玉竹、妾姜氏惠茜找来周口名医，百般医治，病情依然不见好转，只可愁坏了两个少不更事的女人，她们只有一夜夜面对神龛，长跪不起，期盼上苍保佑。倒是张九封唯一的孩子——妾姜惠茜所生年仅4岁的儿子张锡笏，无忧无虑，成天在大院里舞弄着棍棒，和一班小孩打打杀杀。
妻妾们找遍了周口的名医，跪肿了双膝，也未能让丈夫的病情有丝毫好转。8月的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张九封，一阵猛咳猛吐后，好不容易抬起身子，他无力地朝姜氏挥了挥手，姜氏转身出了房屋，牵着大汗淋漓的儿子张锡笏来到床边。“你们，你们……”张九封颤抖着右手指着儿子，话没说完，身子猛地向前一倾，一口鲜血吐出来，身子再也没回过去。张锡笏吓得哇的一声哭起来，他一把搂紧母亲的大腿。
母子三人护着张九封的灵柩，一路风餐露宿，一路伤心欲绝。她们回到张九封的老家——四川新宁县任市铺(今开江县任市镇)张家老屋(距今任市街道3里处)，已是深秋时节。她们安葬完丈夫，便再也不出门，只裹一袭黑纱，躲在闺房里，静静地舔舐心灵的伤痛。
丈夫走了，家里的支柱倒了，这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想起家里几千亩良田尚需要人管理，想起年迈的公婆离不了她们的照顾，想起4岁的张家独苗张锡笏年纪轻轻便失去了父爱，想起自己年轻的生命，将从此与孤灯相伴冷衾相拥，素以姐妹相称的刘玉竹、姜惠茜，禁不住抱头痛哭。
“惠茜，我们不能倒下！”猛然间，刘玉竹想起了丈夫那颤抖的手指，她抬起头拍着姜惠茜的肩膀。“对，我们不能倒下，玉竹姐，我们还有锡笏！” 姜惠茜抬起头，眼神坚毅地望着刘玉竹。两个女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那是刘玉竹、姜惠茜回任市的第一个春末，张家两千亩田土，在她们精心打理下，已是生机盎然。那苍翠的已经挂荚的连片油菜，那绿油油已经抽穗的一坡坡小麦，连同田边地角那些挂角的胡豆、豌豆，都无不蓬蓬勃勃。一种丰收在望的喜悦，弥漫开来。
这天上午，姐妹二人听完管家对庄稼长势的汇报，刚走进堂屋坐下念佛。任市铺最富有的唐老爷，摇着蒲扇，带着管家，一步三摇地走来了。
唐老爷在任市铺，也算得上一个名角，他不但拥有数千亩田产，而且长得英俊潇洒，又极风流，光小妾就有七个。而今，他探得张九封去世，丢下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不觉打起了小九九。
唐老爷踌躇满志地向张家管家说明来意，要他通报给女主人，管家一听，愣住了，他没想到唐老爷竟打起了女主人的主意。他迟疑着，犹豫着，多年的朝夕相处，让他明白，女主人绝非水性杨花之辈。然而，到底经不住唐老爷的软磨硬泡，他磨磨蹭蹭走进堂屋，支支吾吾地将唐老爷的来意告诉刘氏、姜氏。刘玉竹还没听完，脸色陡然一变，霍地站起身，她一爪撸下头上的玉簪，啪的一响摔在地上，玉簪立刻碎为几瓣。“还不快去送客！”姜惠茜一声怒吼。管家一个激灵，他惶恐着，拣了几块碎玉簪，一溜烟跑了出去。
唐老爷的狼狈，很快传遍任市铺，刘玉竹、姜惠茜矢志守节的名声，也很快传播开来，周围的乡绅啧啧称赞，一些轻薄之徒，哪里还敢有半点非分之想。
儿子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对张老夫人的打击实在太大。在哀哀饮泣中，本就体弱多病的身体，从此一蹶不振。到张九封辞世的第三年夏天，老夫人几近瘫痪。她躺在床上，有时连大小便也失禁。时值盛夏，尽管通窗亮格，老夫人的房屋依旧弥漫着一种恶臭。张家请来的女佣伺候了一段日子，借口家里有急事，便一去永不回。此后，又请了几个女佣，要么粗手笨脚，弄得老夫人不高兴；要么斯斯文文，工作敷衍塞责。
就在第五个女佣草率中将老夫人的脚烫伤后，刘玉竹终于怒不可遏。她大声斥骂完后，毅然辞退了女佣人，自己担当起服侍老夫人的重担。她每天给老夫人擦洗身子，将换下来的衣服，用开水蒸煮，然后将老夫人的房屋细细清扫，点上檀香。淡淡的香味散逸开来，老夫人便在这香味中，静静地望着坐在身边的刘玉竹，一脸安详。
姜惠茜见姐姐如此辛苦，哪里过意得去。她开始抢着为老夫人梳洗。往往刘玉竹还没进屋，她已经在老夫人的屋子里忙碌开来。刘玉竹一笑，也不劝阻，依然走进屋。她或者找来蒲扇，轻轻摇动，给老夫人驱除暑热；或者帮着妹妹，递递盆子，拧拧帕子。
两个儿媳的作为，自然让老夫人感动。许多时候，她一边揩拭着脸上的热汗，一边热泪长流。
刘氏、姜氏的行为，就像一面面镜子，印射在年幼的张锡笏心里。几岁的孩子，已开始懂得疼爱自己的母亲，关心自己的大妈，为她们端水递茶，给她们洗脚拿鞋。每每此时，两个女人既感动又心酸，她们亲昵地抚摸着孩子的脑袋，眼泪却悄然涌上眼眶。
刘玉竹、姜惠茜本就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识礼。她们明白，知识对孩子成长的重要，因而，念佛之余，她们开始潜心辅导孩子读《三字经》，读《千家诗》；背四书五经，背《古文观止》等。她们还请来懂医的乡村老郎中，习武的教练，教授张锡笏。
少时的张锡笏聪明又顽皮。一次，他背诵完老郎中规定的《千金方》上的内容，偷偷跑回家，刚到大门边，就见一个穿着破烂的叫花子，端着一个破碗，匍匐在门前。他看着叫花子的可怜模样，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慌里慌张跑进屋。
屋子里一片静寂。他蹑手蹑脚跑到堂屋门边往里一瞅，母亲和大妈正在专心致志地念佛，他摇了摇头，转身来到灶房。他四下里瞅着，屋子里却找不出可以打发的东西，猛然间，墙角的一堆南瓜，吸引住了他。他蹲下身子，挑了一个又大又圆的就往外搬。无奈南瓜太大，尽管他歪嘴咧牙，南瓜也只是晃几晃，情急之中，他弓着身子将南瓜竖起滚着走。南瓜哐里哐当往外滚，还没滚出门，刘玉竹、姜惠茜已念完佛出来了。她们一见锡笏那弯腰撅腚的狼狈样，哈哈大笑，以为他是闹着玩，及至见了门外的叫花子，她们的眼一下潮湿起来。她们急忙吩咐丫环把南瓜搬走，然后从屋里端出一升米，让锡笏亲自倒进叫花的口袋。
“妈妈，送南瓜不好吗？南瓜大呀！”好半天，锡笏望着叫花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傻瓜，南瓜不方便呀！”妈妈揩着他身上的热汗，催促他去读书。
二
刘玉竹、姜惠茜的细心呵护，有如阳光雨露滋润着张锡笏；她们的乐善好施、尊老爱幼，无一不深深影响着张锡笏。同治六年(1867)，25岁的张锡笏，正式接过了大妈、母亲身上的担子，当起了张家的主人。他心地善良、平易近人，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与长工一起锄草、耙地。
一天，他带着长工到任市场购买春耕农具，发现一些衣不蔽体的老人与孩子，瑟缩着身子，在春寒料峭的街头乞讨，一些人甚至因为冻馁，倒在街边的烂泥里，气息奄奄，他心里难受得就像塞了块石头。他吩咐管家，将身上所带的铜钱，一个不少地全给了那些流浪汉，农具没买便回了家。
几天后，他亲自到任市铺一些望族家，提议大家捐资修建“聚善堂”，以收养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与弃儿。然而，响应者寥寥，一些人甚至在背后阴阳怪气地说他想收买民心。张锡笏尽管有些气愤却不气馁。他找到大妈、母亲商量，决定张家独自出资修建，大妈、母亲竟一致支持。于是，张锡笏变卖部分田产，召集工匠，亲自购买原材料，亲自监工。经过半年的努力，漂亮的“聚善堂”终于矗立在了任市场，数十名孤寡老人与弃儿得到了救助。那些不怀好意的望族们，再也不说三道四了。
张锡笏的义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些无依无靠者把张家当成了救星，他们甚至从几十里外的梁州（今梁平）一路问道而来。张锡笏从不让那些乞讨者失望，一升大米，一捧麻糖，一刀猪肉，就足以让那些绝望者看到希望，足以让一个濒临倒毙者重新站立。因为这，一到年关，张家门前便排起了长龙，蓬头垢面的老人，拖儿带崽的中年妇女，拄着竹棍的残疾孩子……他们卑谦地趷蹴在张家门前。三升米，两斤肉，间或一些麻糖，让一个又一个乞讨者，满心欢喜而去，也让张家乐善好施的美名四处传扬。
光绪初年(1875)春夏之交，川东一带温热、瘟疫流行，川、渝结合部的任市铺一带，由于地势偏僻，缺医少药，许多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一时间，任市铺一带，到处呈现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从小习医的张锡笏明白，一场与恶魔较量的战斗，已经打响。这个勇敢的男人，面对死亡到来的威胁，没有丝毫犹豫与胆怯。一方面，他义无反顾地担负起呵护张家大大小小，让他们免受疫情侵袭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大开屋门，用自己平时存储的药物，积极免费救治那些上门求医者。
那些日子，通往张家路上的病人，犹如蚂蚁牵着线线；那些日子，本来静寂的张家，就像一口煮沸的锅，病人们东倒西歪窝在屋子各个角落发出的哼哼哈哈，织成一曲嘈杂的歌；那些日子，直忙得张锡笏晕头转向，辨不清东西南北。然而，当他看到那一个个病人，在他精心治疗下，重又精神抖擞地走向远方，他又特别欣慰。
张锡笏清楚，要彻底击败瘟疫这个恶魔，远非个人能力所为。因而，治病之余，他抓紧一切时间，将清朝初年著名医学家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 部分资料，尤其是关于瘟疫治疗的方法摘要，然后结合自己的医学实践，编成了新宁县第一本医书－－《医学三字经摘要》。这部16开本，厚达132页，经张锡笏请专人精细书写、刻制，字迹工整的医书，无疑对当时抗击瘟疫具有指导作用。张锡笏又很快通过自家的刻板、宣纸、印墨，批量印刷，并亲自将医书免费送给那些从医者，鼓励他们与自己一道，共同对付这场灾难。
由于张锡笏及时施救，加上他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抗击瘟疫，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蔓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员的死亡，当地百姓直把他当成华佗再世。疫情过去，许多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的人，纷纷来到张家，向他表示感谢。
瘟疫之后，张锡笏越发意识到强健体魄对生命的重要，因而越发注重锻炼。每天劳作之余，他总要挤出时间，钻进练功房，练拳脚，习轻功。
因为从小习武，又不断得到高人指点，加上坚持不懈，到壮年时，张锡笏的武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据传，他的轻功一旦发力，身轻如燕，奔跑起来犹如一阵风，即使在刚砌好的稀泥田埂上疾速行走，上面也不留一点痕迹；早上从任市出发，到几十公里外的绥定府(今达州市)购买东西，中午还可以回来喝人家的喜酒。其轻功之厉害，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他的长指甲更是赫赫有名，人称张指甲，其指甲长十余公分。平时，他将指甲修剪得规规矩矩，看不出丝毫神奇，而一旦遭遇强敌，张锡笏先是通过指力点穴，点穴不成，长长的指甲便成了一把长长的利剑，直刺对方的要害，挨着者非死即伤。
因为武功超群，张锡笏被当地士绅推举为任市团总，负责一方治安。那些年，任市附近的土匪、地痞，只要提及张锡笏的名字，便心惊胆寒。即使是那些盘踞在刀锋山自诩功夫超群的土匪头目，也因忌惮张锡笏的轻功与长指甲，只能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更遥远的梁州城。因为这，历来匪患严重的任市铺，在张锡笏任团总的十多年，竟安然无事。
文革中，破四旧的造反派，打听到了张锡笏的墓地，他们带着铁锤、锄头、钢钎，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今任市中山坪村小附近的张锡笏墓地。他们挥锤砸烂墓碑，还不解气，又掀土刨泥，挖出了几近腐烂的棺材。棺材打开，张锡笏的身体竟完好无损，其长指甲上套上的锥形铜套，在艳阳下，闪着冷森森的寒光。这些所谓的革命者，将张锡笏抛尸荒野后，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取下了他指甲上的铜套，而见光的尸体很快风化。
张锡笏的所作所为，自然深受当地百姓欢迎，他们竞相传播他的美德，地方官吏也开始关注他。他们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乡绅，竟然为百姓做了如此众多的好事，他们开始派人查访。查访的结果，让他们吃惊，张锡笏的作为，全因两个女人的悉心指导。他们感动于刘玉竹、姜惠茜母爱的伟大，更感动于她们矢志不渝的守节尽孝，遂将母子三人的事迹上报新宁县。
光绪六年 (1880)春末的一个上午，一乘官轿停在了张家门前，新宁知县何霭然来到了张锡笏家。这个幼年丧父，与张锡笏有着相同经历的男人，一把握紧张锡笏的手，连连称赞张锡笏造福桑梓的举动，为当地富绅带了个好头。随后他又拜访了年迈的刘玉竹、姜惠茜，夸赞她们守节尽孝的美德。何霭然回到县衙门后，即刻将张锡笏连同刘玉竹、姜惠茜的事迹上报绥定府，以后官府又层层上报，直至紫禁城。
光绪皇帝感动于张锡笏为民办事，为朝廷分忧的善举，更感动于刘玉竹、姜惠茜甘于寂寞，矢志守节，潜心将孩子培养成人的美德，遂亲自下诏，诰授张锡笏为奉政大夫四品御赏戴花翎候选清军府，并加封为中宪大夫(享受朝廷俸禄，但不到朝廷任职的四品名誉官员)，赏节孝坊一座。
三
圣旨一路快马加鞭传到任市，张锡笏正在田间组织长工播种。想起母亲与大妈年纪轻轻守寡，终身不嫁，含辛茹苦抚养自己，而今垂暮之年，居然受到如此隆重的赏赐，他一时百感交集，当即匆匆赶回家接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