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国际会议上遇到过一位研究美国的中国学者。他表现得很低调，与其他如前所述的学者不同，踏踏实实地用中文演讲，把沟通任务彻底委托给同传。到了茶歇时间，我看到他和英国学者私下聊天的场面，大吃一惊，他英文简直是perfect（完美）！绝对是在会场上说英文最好的中国学者。在我看来，那位学者是合格的参会者。
山寨趣味
“只要将山寨和盗版区分开来，这事情就解决了。比如我出版一本书，有人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就是盗版，有人随便起了一个书名，然后套上我的名字，就是侵权，当然，除非他妈当时就是这么给他起名字的，但是如果叫‘我的国’‘两座城池’，那就没问题，也算是一种山寨，我个人是完全不介意的。”
这是中国“80后”作家韩寒在新浪博客里阐述的看法（《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近些年来，中国人始终或多或少在讨论“山寨”问题，这已经形成一种“热”，成为“论”的对象了。媒体关注它也有一段时间了，此刻，甚至给人有些过时和降温的感觉。山寨网、山寨手机、山寨笔记本、山寨春晚、山寨百家论坛、山寨明星、山寨电影……在我看来，炒得已经“差不多”了，虽然也坚信，中国人将继续发明这样那样的山寨。
山寨没有对错，没有好坏，甚至没有是非。在世界陷入金融危机的处境下，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该解放思想，百家争鸣，为进一步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献出自己的力量和心血。
我基本同意韩寒的看法。只要明确区分山寨、盗版、侵权、模仿等容易令人糊涂的概念，并由公共机关来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比如专利权、知识产权、惩罚措施，落到实处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公民素质的问题，需要时间去解决，只能一步一步由教育推进，从日本走过的历程看，似乎也没别的办法。当然，日本经验对中国究竟有多大借鉴意义，自然还是有争议的。
请问，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哪一个社会、国家不是广义、宏观意义上的山寨？毕竟是由“人”做出来的判断和行动，推出来的结果会有根本的差别吗？无论是理想国、资本主义还是福利国家，其成立、变迁与山寨文化密不可分。今天的中国人只不过以“山寨”一词理解并解释类似现象罢了。山寨应该说是人类智能对社会发展做出的本能反应。
与其说山寨是文化或结果，不如说是现象或过程。
我尤其重视“过程”的视角。在一个社会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要政府建立合理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忽视了这点什么都变成空话，甚至废话），大家完全可以好好面对山寨，竞争、合作、赚钱、谋生，都成。若能引导公民的积极性，无疑是利大于弊的。
不过，也要记住，真正可持续的东西应该是“脱离山寨”，达到创新的境界的。
海峡与寻新之间
第二次走进香港大学，从东门“爬”上去。走到被竹子等树木润色的小池子，前方看到了一个人的铜像。我无意中猜测“肯定是孙文先生”。再走两步，离它更近，果然如此。孙文先生是港大杰出校友，该校成立于1911年，这正好与孙文先生发起的辛亥革命相吻合。历史的相遇，时光过百年。
按中国政府的说法，“一国两制”仍在运转中。我待过或去过中国大陆、港澳特区、台湾地区，穿梭两岸三地，孙文先生的名誉与影响力是共通的。这难能可贵，因为体制的不同难免带来对某一历史人物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评价。可见，保卫孙中山之革命精神是两岸三地的“底线”。对，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底线。
有个平台叫“海峡寻新论坛（Strait Talk）”。它是一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立场中立、跨地跨校、探讨两岸关系之青年学术交流活动。来自两岸三地的青年相聚在香港，用一周的时间共享衣食住行，互相、彻底进行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与信任。
我应邀，与台湾作家张铁志一起参加了专题演讲“社会变迁与公民参与——三地青年的异与同”，与同学们分享了我在中国大陆，尤其是走进全国高校巡讲的经历。“忙着爱国与成长的大陆学生总是在纠结中，他们是深受祖国快速转型与西方文化冲击的转折一代。现状使他们感到崩溃，但中国未来一定会发生质的变化。”
两岸三地的青年之间相互了解甚少，对一个事物的叫法背后存在着深层次的文化鸿沟。他们还讨论了“我是谁：两岸三地的身份认同”等敏感问题，令人欣慰。我带着幽默，紧张中提问：“你们能和平相处吗？”他们微笑着回答说“比想象得好一些”。
负责协调讨论的台湾女教授与我分享说：“他们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了解对方的愿望。相信这些青年未来会成为在两岸三地之间增进理解的力量。”
与学生离别，我有些困惑。傍晚的港大，思维混乱中。由于在大陆待的时间过长，表达出来的一些话语不够平衡，没能充分考虑到台湾同学的情感。这也启发了我：不要自以为是，务必认真反思。感谢海峡论坛，原来，我才需要寻新。看来，我要多走一走，寻找我的位置。
爱国在哪里？
2011年12月22日下午，我到西安欧亚学院做了一场演讲，主题是“健康的爱国主义”。
我是土生土长的纯日本人，小时候，对日本却没什么好感，只有厌烦。我出生于1984年，上小学时泡沫经济已经崩溃，整个社会陷入“失落”状态，舆论向内看，向后看，向下看，而不往前看，不往上看，不往外看。
我家乡伊豆传说中是《伊豆的舞女》之发源地，景色相当优美。然而，我成长的时光里，那里逐渐失去发展活力，城市的建设与百姓的选择趋于保守、封闭、排外。个子高、个性强的我在社区里、班子里，经常主张自己观点和立场，不知为什么，被排斥、被无视，其氛围暗示：我们不需与众不同的另类。
至少到18岁，我对日本社会没什么好感。
2003年来到中国后，我作为日本留学生求学于北京大学。北大国际化的发展空间给我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表达场所，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有着一种包容力，尤其是首都北京，它需要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力量、资本、技术、信息、人才……只要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尽量去包容，不管他是外地人、外国人，甚至外星人。我发觉：中国是能够包容另类的社会。
有一次到清华大学讲课。互动环节谈到日本政治，有个女生问我说“当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现象日益严重，这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严重不利，日本政坛为什么依然由军国主义主导呢？”
我愣了一下，我理解部分中国百姓看到日本部分政客或评论家在历史等敏感问题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动不动就产生“右倾化”的想法。但作为经历过二战，使得国家社会陷入一次崩溃边缘的日本人深知民粹主义的危险，就在“和平宪法”上禁止了对外发动战争，战后至今，我们的“自卫队”没杀过一个人，没有一个自卫队员被杀过。这是日本战后政治发展的真实写照。怎么可能被引领国家未来发展的清华学子说成与军国主义挂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