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事的是个靓仔，面无表情，目光犀利，目中无人，放好了证件原件，扫了两眼，慢腾腾抽出了结婚证，翻了翻，放到一边，再抽出绿皮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翻开第一页，瞅了瞅，拿起手边的电话，拨通了当地的计生办的电话，等了两分钟，一句话没说，放下了电话，抬起头，直视贺兰，翻着白眼说：“结婚证是假的。办好了再来，别拿假的，不然列入黑名单，等拿真的来都没用了。”说完了，码齐了证件，放到窗台上。贺兰收了证件，悻悻地离开窗口，默默地离开街道办，闷闷不乐回到了公司。
贺兰说：“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说再要是搞假的，就列入黑名单，就没得搞了。”祥子说：“那只得回老家了，结婚证要本人办，旁人代不了。”贺兰说：“我怎么离得开？”祥子说：“你也该看看你妈了。”贺兰说：“找你二弟帮忙。”祥子说：“找他干啥？直接去民政局办，干嘛偷偷摸摸的？”贺兰说：“其实，我早就想回家了，还不是走不开，我估计，最终还得找老二。”祥子说：“有什么不放心的，又没什么生意。”贺兰说：“那就订票。”祥子说：“放心吧，公司这点事，我搞得定。”贺兰说：“我回去了，自己注意。”祥子说：“你不放心，你留下，我回去。”贺兰说：“罢了罢了，革命靠自觉，管得了人，管不住心。”祥子急了：“神经质。”
贺兰叫出了阿兰，唧唧咕咕聊了半个钟，接着叫出薛经理，跟她也是聊了半个钟，然后就跟祥子上街去了，先订了票，再逛超市，回到家时，每人手上提着两个大塑料袋子，绷得直直的，好似要断掉。第二天，贺兰提着一袋子证件，拖着一箱子礼物，回老家了。
进到家门，喝了口水，贺兰把礼物分装好了，在心里记牢了，才回过头来，跟父母诉说思念之苦，接着吃了中饭，然后提着大包小包出了门，跑了两圈，把礼物送给亲戚朋友，该给的都给了，该看的都看了，这个不能马虎。回到家，又喝了一口水，来到祥子二弟的家，没回乡下。祥子乡下的老家没人住了，茅草都长了丈把高了，屋子里全是老鼠，说不定有蛇，已经荒弃好多年了，大家都搬到了县城，父母住在老二的家里，给他带孩子呢。
祥子的二弟，自从辍学后，干着建筑工地提灰桶的活，跟着包工头走南闯北，几乎跑遍了中国，最后还是跑回了老家，不干了。不是他舍不得吃苦，不是这个活难干，也不是没活干，是工资太难要了。建筑工地的活，平时不发工资，年终结算，头疼脑热要花钱，可以预支。到了年底，大伙都回了家，包工头没回家，不知道去哪儿了。上门要工钱的时候，只见他的老婆和孩子，打也不能打，骂也没有用，年年如此，每个都如此。要是包工头没跑的话，要钱也不容易，算着算着就打架，年年如此，每个都如此。后来，老二找了家武汉的施工队，不用到处跑了，是搞基建的，是个国企，埋头苦干了三年，然后当起了小包工头，手头稍有积蓄，就当起了大包工头，最后干脆自己干了。现在，他开了家小公司，在县城买了三室两厅的房子，买了小汽车，全家搬进了县城，活得人模人样。几步路的距离，硬是要开车接嫂子，他显然是个老板的派头。
贺兰羞红了脸，有些不好意思，她从没见过祥子的家人。进了门，这叫上门，第一次进门都叫上门，对方的亲戚得给礼物，要是儿媳妇上门，婆婆得给礼物，现在直接换算成钱了，社会进步了。要是订婚后送礼，得由媒婆开口提，先是狮子大开口，婆婆听了开始叫苦，说家里苦难，小儿子要说亲，庄稼收成不行，体弱多病花了不少钱，总之，目的是压价，然后满怀歉意地说，多少多少行不行？然后，媒婆跑到女方家做思想工作。这不是个小事，一点都不能马虎，是结婚的必须程序，很多男孩子家程序走得不科学，连亲事都吹了，更别谈结婚娶老婆了。
贺兰放下了礼物，跟老二交代好了，哪些是父母的，哪些是老三的，哪些是他的，接着掏出红包，见到孩子就给，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叫啥。刚坐下来，婆婆就塞给她一包东西。她打开来看时，发现是钱，还有一毛钱的硬币，有九个，还有一分的，也有九个。她赶紧站起身说：“不要不要，我有钱花。”老二说：“坐下，坐下，别客气，这是现在的规矩，要收的。”终于见到儿媳妇的婆婆，笑得合不拢嘴：“要收要收，九百九十九块九毛九，夫妻长长久久，日子长长久久，不能不受。”贺兰只得坐下收了。喧闹了半个小时，客气了半个小时，婆婆伺候她喝了茶又吃东西，吃完东西接着喝茶，把她肚皮撑成了大西瓜。
贺兰掐着时间，在适当的时候，跟婆婆客气客气，跟着老二下了楼，来到了民政局。办事的是个大姑娘，大脸盘，大眼睛，大辫子。她瞅了瞅结婚证，再进到里间，片刻出来了，又瞅了瞅，笑着说：“这有问题。”贺兰说：“怎么会呢，在你们这儿办的。”大姑娘说：“这批结婚证，都是盖了章，发到乡里的，结婚的人直接去乡里登记领结婚证，都不规范，有两百多本。”贺兰说：“那怎么办？我现在要用。”大姑娘说：“把这个作废，再换个新的。”贺兰说：“那你换吧。”老二站在边上没吭声，他在用深沉的眼神、装出来的派头，给大姑娘施加压力。
大姑娘说：“但你老公的身份不能变。”贺兰说：“这个当然了，还用你说？”大姑娘说：“他身份证上的号码，跟结婚证上的号码不同。”贺兰说：“哦，是这样的，人呢还是他。当时读书的时候，学校把名字搞错了，就办了身份证，后来去了深圳，没时间回来改，接着办二代的身份证，就直接托人办了，太忙了，人没回。”大姑娘说：“那不行的，换证不能换身份。”老二说：“大家都有错，通融通融，别死板嘛。”大姑娘笑了：“那怎么行？万一出了事，要承担责任的，这个谁担得起？”老二说：“起初是你们搞错了，怪不得别个。”大姑娘说：“号码不同，人就不同，身份不搞清，怎么结婚呢，怎么办证呢。”说完了不再理会贺兰。贺兰收了证件，瞅着老二不说话。老二说：“先回去吃饭。”
家婆做了满桌子菜，只馋得贺兰咽口水，坐下来客气了两句就开吃。老二说：“等下找张主任，他是人大副主任，是个人物。”贺兰说：“怎么弄，你想办法，花多少钱，跟我讲。”老二说：“再说吧。”
第二天，老二带着贺兰和张主任，站到了大姑娘面前。大姑娘的脸上立即没了笑容，表情不怎么友好，冷冷地说：“你们找局长吧。”张主任说：“局长不在，怎么找？能找到他，我还跟你说啥？你知道我是谁不？现在就给人家办了，回头我跟局长讲，没事的，都是熟人。”张主任丢下几句话，匆匆出了门。大姑娘撅着嘴，没有任何表示。贺兰说：“不会出问题的，你灵活点嘛。”大姑娘说：“最近查的严，谁都害怕，你也是真有问题，别为难我呀。”贺兰说：“那怎么办？不能不办吧，我孩子等着上学呢，就差这个。”大姑娘说：“也不是没办法，你没问我，我也不敢说，说了不一定行。现在办结婚证，得夫妻双方到场，要照相，你人都没回，怎么办？”贺兰说：“他要看公司，没时间回。”贺兰接着把孩子上学的事，重新讲了一遍，以增进了解。姑娘说：“人回来了再说吧。”
老二站了片刻，看情形没戏，赶紧追了出去，赶上张主任说：“张主任，抽根烟。”边说边掏出了香烟，对方让掉了：“你等下再去说，应该没问题。”说完钻进了路边的小轿车，一溜烟儿跑了。老二点着了香烟，猛吸一口，眯着眼，望着小车的背影，扑的一声，吐出两股白烟，擦了擦鼻头，转身进了民政局。贺兰还在跟大姑娘解释：“人要是能回的话，早就回了，我们十年都没回老家，都争着想回呢。”老二瞅着大姑娘没说话，就觉得眼熟。
张主任的面子都不给，看来是真的难搞了。这个人，是老二费了周折，托人说情才出面的，一般见他都难。老二托的那个人叫关志辉，是县城有名的大企业家，当下在开厂，生产烟花爆竹，是全地区最大的烟花爆竹企业，资产都过了亿了。认识这个人，老二说是不打不相识。当时他正开车回老家，准备接老娘老爹来县城，坐在旁边的还有他媳妇。车子开到了桥头，差点掉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