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义江
胥惠民教授《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与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上海书店出版社）、沈治钧《红楼七宗案》（江苏人民出版社）同为近年批评周汝昌红学谬误的三部最重要著作。三十余年前，王利器曾著文列举周氏谬误十大类，硬伤四十余处是为先导（见1980年《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杨著以清史学者之严谨，指摘周氏之《红楼梦》考证不可信，兼及追随者刘心武“秦学”之荒诞，皆据史实立论，不从臆测；沈著揭露周氏惯用造假、妄言惑人，文德可议，事必详考，用力极勤极深；胥著则是对周氏红学谬误的全面批判，是他多年反复思考、潜心研究的结集，立足高、视野广、剖析深，是一部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捍卫我国伟大文学家曹雪芹及其文学巨著《红楼梦》不被任意歪曲的力作。
新时期初，我与周汝昌先生曾有过一段交往，先是书信往来，后来也曾多次登门访谈。大概因为我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有许多批评，遂被看中，说了许多好话。我出版的几部书也得到他的推介，且赞誉有加。但我行事、治学自有原则，并不因人情而任意附和，作违心之论，比如我根本不信他《红楼梦》续书是乾隆阴谋指派高鹗篡改的说法。自上世纪末期到本世纪以来，我们渐行渐远，终至断绝了交往。这主要原因还是“道不同”而绝无个人恩怨。
有一件事是令我懊丧的。上世纪90年代，传通县张家湾发现所谓“曹雪芹墓石”。我应《文学遗产》之约，写了《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一文，辨“墓石”系当地人李井柱伪造。这一看法，至今未变。但拙文的最后引了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末期》出处为“佚名《爽秋楼歌句》”中的一首《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兼凭吊雪芹》词作旁证，还猜想词为清人所作。文章两次收入拙著论《红楼梦》集子中。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所谓“佚名”，其实就是周汝昌，是他将自己写的东西冒充史料来蒙人的。同样受骗的还有胡德平同志。这当然也怪自己缺少警惕心和识别力，总以为老先生不至于如此无聊。
周汝昌晚年，见学术界气候环境适合无监管的自由化营销，遂大展拳脚，一年内凑起七八本书来，大肆宣扬他破绽百出的“写实自传说”和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诸如曹雪芹的妻子是史湘云，也就是脂砚斋和畸笏老人；贾宝玉不爱林黛玉而爱史湘云，林黛玉即“麟待玉”；神瑛侍者不是投胎贾宝玉而是甄宝玉，“绛珠误认了思人”；“木石姻缘”和“金玉姻缘”都是指史湘云和贾宝玉的关系；《红楼梦》写了九层“金陵十二钗”，共一百零八钗，以对应《水浒》一百零八将等等，这可谓“满纸荒唐言”。还将脂评本中许多明显的错别字，说成是“最可宝贵的”雪芹“原笔”，都保留在他的校注本中，甚至任意篡改原文……这些都能在胥著此书中读到。
周先生今已作古，但我国有长期受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统治的历史，权威高于真理，既然其生前已享有“大师”“泰斗”之名，红学上已被搅浑的水一时恐怕也难以澄清，唯有凭一贯坚持走正道的研究者持续不懈的努力。一些同志虽不与人争是非，却有着明确的坚持与取舍，正不容邪，继续批判歪风邪气，从事清污消毒工作，实更为必要。这些都是红学健康发展的希望。
当然，改善学术环境，恢复学术的科学本质，严格区分科学与娱乐的界线，提倡摆事实、凭证据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文风，树立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特别是要求媒体、宣传工具加强社会责任感，发挥应有的引导作用，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党的领导得以改善，在学术领域内能真正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而不是流于做报告的套话和口号，那么，我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将会大大改观，红学的春天也就不远了。
2012年6月25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