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摩尔提出了他的“摩尔定律”；国际商用计算机公司（IBM)占据计算机市场80%的份额，并且建立了商用计算机的新标准；“微处理器”给整个计算机世界的逻辑带来划时代的转变。过去所有的集成电路都是在生产之前就把自己的功能固定下来，而微处理器不仅本身功能强大，而且还可以在制成之后再赋予一系列新能力。一大批开发新领域的工程师和软件驱动程序员诞生了，集中在芯片制造公司的权力从此分散开来，形成由微处理器领衔的“电子链”。作为这一发明的副产品，英特尔公司在1968年7月16日成立——很显然，“微处理器”技术一旦走上市场，人类通向数字时代的道路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全世界的计算机事业都是在战争需要的驱使下起步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计算机研发基地在1956年建立，即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冷战时代推动了计算机技术的成长，就算是剧烈的政治动荡也没有阻止它的脚步。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计算机是在1959年造出来的，取了个名字叫“104机”，被当做“大跃进”的成果献给国庆十周年的庆典。它在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究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这极大地鼓励了中国人研制更大的计算机的信心。
1964年诞生的“109机”，每秒运算6万次；1965年诞生的“109乙机”，是中国人自行研制的第一台大型晶体管通用数字计算机；1971年“111数字计算机”也诞生了，它是我国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已经进入“集成电路时代”，只不过，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电子计算机的商业用途，即使那些见多识广的人，也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加减乘除的工具——因为当时所有工厂、机关、学校、商家，都是使用古老的算盘来进行计算的。
在世界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是个人计算机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软件开发热潮。1974年冬季，爱德华·罗伯茨组装出的第一台个人计算机——“牛郎星8800”，是这一崭新历史的起点。他点燃了计算机组装的星星之火。
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美国涌现出一群创造历史的年轻人。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写出第一代实用的编程语言工具，建立了微软公司，把计算机这个复杂神秘的机器从专家殿堂解放出来，成为亿万普通人手上的工具；鲍勃·马伦开办了处理器技术公司，生产销售他的扩充卡，还开创了计算机流程中的定制模式；安迪·葛鲁夫把英特尔公司从错误的存储芯片轨道上拉了回来，开始了垄断微处理器的历程；史蒂夫·乔布斯和斯芬·沃兹奈克这两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在硅谷一间简陋的车库里创办“苹果电脑公司”，在此后10年时间里开创了美国电脑历史上公司发展最快的记录。
1982年冬天，IBM发布其个人计算机的技术资料，进而拉开兼容机历史的序幕。到1983年IBM宣布进入微电脑市场时，已经没有人怀疑计算机的前途一片光明了。
中国的新革命
1983年的北京中关村，是当时中国唯一的计算机研发基地，已经拥有500个研究人员和1000名技术工人。还有很多人从这里走向全国，在上海、武汉、成都和沈阳建立起自己的计算机队伍。中国50年代那一代计算机科学家，都已进入不惑之年，而计算机研制仍然是“国家任务”。而科学家只对大型机有兴趣，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国家计算机科学的水平。他们为一个庞大的“757工程”而忙碌奋斗，这个至少占有800平方米地盘的庞然大物，分布在一座楼房的上下两层，它拥有每秒千万次的运算速度，因而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载入1983年的史册。也正是这台“757”，成了以军事用途为目的的计算机发展历史的绝唱。
在军事工业命运转折的时刻，1983年12月28日，北京中关村发生的另一件事，使这一天成为中国计算机产业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天，电子部计算机局召开会议，为一台微型计算机的设计最后定型，并最终命名为“长城100”——这是我国第一台具有商业价值的微型计算机。此后，个人计算机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把千千万万中国人带进新时代。这是一个激昂的时代——乡村取消人民公社，迎来五谷丰收；城市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政策改变了东南沿海地区的面貌；对外贸易增长，海关堆积如山的外国设备等待搬运；外国游客大批涌进中国……然而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开始观察整个世界，并很快发现欧美正在发生的一场新的革命：新技术革命。
1984年，国家科委召开会议研究“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一切都充满了大时代的色彩。中国政府试图在经济战略中注入世界科技的新动向，中国与高新技术的距离逐渐不再遥不可及。就在这一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的科技展览上观看了13岁的少年李劲在电脑前演示的一段程序，他摸着这个孩子的头说出了一句流传久远的话：“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当时的记者们把这句话广泛传播，再经口口相传，成了无人不知的名言，并大大激发了民众对电脑的热情。邓小平成了电脑知识的最大普及者，这位老人的力量借助一个13岁的孩子延伸到了全国，李劲成为无数少年的榜样。从此学校里的电脑一下子多了起来——在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历史上，电脑成为普通中国家庭饭桌上的话题，的确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也是在1984年，10月联想公司在中关村成立。公司小的只有一间小平房、三条权利（联想公司成立于1984年，由中科院投资20万元人民币，11名科研人员创办，随后公司人员向上级争取到了三条权利—人事权，决策权，财务权。）和一小笔启动资金，但这无伤于它后来作为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史上一个新的起点。到1985年春天，中国人已经注意到，“电子一条街”这个新名词出现在中关村的白颐路上。“电子一条街”出现在躁动、纷争、摒弃传统和追寻未来的时代，又是生长在一片新时代的沃土之上。“四通”和“联想”租用同一栋楼房，楼上楼下，很快成为最大的卖场。一批引领中国计算机产业的风云人物，在这片土地上起步、崛起。国外的微型计算机产品此时如涓涓细流而来，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大潮的前兆。随着在改革开放中学会追求新鲜事物的人越来越多，中关村热闹了起来。尽管当时市场上全是外国货，一台“PC/XT”要卖到4万元，也有人买，而且在1984年和1985年卖出了11万台。
可是直到这时，计算机还只能在英文环境下运行。对于那些渴望进入计算机世界的中国人来说，英文系统只能解决少数专家的问题，中文系统成为时代的要求。让计算机识别汉字，成为中国计算机科学家追求的第一个目标，并由此建立起中国走向计算机世界的桥梁。
早在1983年的6月24日，满怀“完成微机操作系统的汉化”理想的严援朝，为CCDOS写下了第一行程序，他带领的小组成功地越过一系列技术障碍，包括汉字输入、传输、存贮、处理、显示、打印、汉字库等，使CCDOS能够支持汉字的处理功能，又与IBM/PC/DOS兼容。一年以后，CCDOS已经可以为用户提供6种输入方法，6763个汉字，619个图形符号，以及用24×24点阵显示的两种字体和16种字型。这一成功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它为中国人打开了微型机的大门。但是，只有操作工具还不足以筑起计算机的汉字世界，完整的数字编码、字库、形形色色的字体、高效率的输入方法、编排文字和构造图形的技术成为新的需要。很快王选“华光照排系统”、倪光南“联想式汉卡”、刘迎建“手写输入技术”的发明，便引领着计算机产业进入到了汉字世界的开拓时代。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印刷品还是“铅与火”的产物。大约在1987年，一种新技术——电子照排出现在北京市场上。不过，当时只有新华社和经济日报社的印刷厂各自拥有一套。随着新技术逐渐成熟，1987年7月，经济日报社总编辑范敬宜终于确信可以将铅字车间拆掉了。中国新闻事业，从此开始进入“光与电”的时代。到了1992年，“方正”占领了国内99%和国外80%的中文电子排版系统市场，让整个国家的新闻出版业完成了像经济日报社一样的转变，它包括1000多家报社和6000家专业印刷厂。
从1992年到1994年的大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显露出一些现代特征：市场供求取代政府计划；股票迎来新一轮牛市；私人资本浮上来，成为一种公开的力量；80%的新就业人口进入民营公司，而与国有体制无关；95%的商品价格由买卖双方来决定。此后出生的中国人很难想象，这个国家曾经有一个所有商品都由政府来决定的时代。工业化的浪潮拉开中国经济史上最壮丽的一幕，城市扩张波及整个国家。随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乡下的年轻一代涌进城市。这个迄今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席卷了全国38个大城市、333个中城市、2862个小城市，人数超过1亿。
“从大历史的进程来说，信息技术已是潮起又潮落的局面。中文处理平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明出来，此后10年里迅速成熟，促使中关村成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中心，这是第一次浪潮。”正如凌志军先生在《中国的新革命》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今天来回顾中关村的全部历史，可以发现，每隔10年，就会有个杰出的技术成果成熟起来，拉着整个国家的信息产业往前走。”这几乎可以称之为信息技术产业的“10年定律”：80年代是“中文处理时代”；90年代是“个人计算机时代”；此后则是“互联网时代”。三次技术浪潮此起彼伏，势不可挡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整个90年代前期，一直是国外计算机进入中国的时代，而最迟在1996年初，执掌“联想”的杨元庆，就决心要让联想微机超过Compaq、IBM和HP，成为“中国市场第一”。这一年的2月1日，英特尔宣布将其主流产品“奔腾100”芯片的单价从278美元降低到195美元；接着又有信息传来，未来3个月，“奔腾150”芯片也将降价。杨元庆嗅出英特尔的野心。一直在等待时机的他惊讶地发现，由于微处理器的价格下降，如果把一台原来定价15000元的“奔腾75”微机价格降到9999元，他依然有利可图——中国计算机市场已经来到了转折点上。杨元庆将蓄谋已久的“廉价奔腾”计划付诸实施，命令生产线开足马力，让电脑的日产量从300台增加到1000台，又下令销售人员打通所有运输通道，把电脑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
1996年3月15日，在无数次地被动挨打之后，国产微机第一次作为强劲的竞争者出现在市场，杨元庆宣布自己旗下的“奔腾系列”全线降价，其中入门级“奔腾75”微机售价9999元。这是当时全世界电脑市场上第一款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奔腾”，这一事件被媒体称作“1996年中国个人计算机市场上的一声惊雷”。随之，一大群中国品牌跟在联想身后冲了出来：同创宣布其“奔腾75”售价9700元；方正宣布把“奔腾75”降至万元；浪潮宣布把奔腾系列降价20%-30%，而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5月23日，第十七届全国计算机产品北京交易会的日子，联想宣布再次下调微机价格，将“奔腾120”降价20%。“长城”与“联想”短兵相接，展览大厅内两个横幅特别鲜艳：一边是“9980元，金长城奔进我家”；那边是“9888元，联想奔腾120”。到了暑期销售旺季，联想的第三次攻击开始了，那个时候，全国大城市报纸上的广告全都是“联想1+1，暑期送温情”，把老百姓都吸引到商城里……
这一场“价格战”，彻底改变了生产和销售，也改变了社会需求。很多日后成为市场主流的概念，都是在这时候形成的。平民观念、反贵族、反奢华、追时尚、斤斤计较每一分成本、价格策略、流线型外观，还有一个名为“幸福之家”的多媒体应用软件，都是在这场战争中孕育而生，被人理解。
在此之前，微机只是政府和企业的专有之物，市场上卖出的微机大都是被公款买走的，也有一些微机进入私人消费领域，不过相当缓慢。直到1992年确立“家用电脑”这个概念，1995年发布“全民电脑”，都是微机进入家庭的里程碑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