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成舍我在北平创办《世界晚报》，开始创建他的“世界报系”的事业。1928年初，他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5年在上海创办《立报》，《立报》创下了1949年以前的日报最高发行量。其世界报系还包括《世界日报》《世界画报》《香港立报》等，均以无党派、独立经营的方式办报，言论公正，不偏不倚。《世界晚报》的特点：对于社会政治与时事，敢于持批评态度；抓社论、时评、独家新闻；精心办好副刊《夜光》，曾连载张恨水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该小说生动地描述了古城的社会风貌和人情世态，享誉京城，常常是晚报尚未印出，就有许多读者在报馆前翘首以待了。
1925年2月10日，《世界日报》创刊。报纸以夹叙夹议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见长，除国内外要闻外，还设有经济界、教育界、妇女界等专栏。副刊《明珠》曾发表张恨水长篇小说《金粉世家》，连载2196次，历时7年，风靡一时。日报版面扩大后，增出《世界日报副刊》，由刘半农主编，约请鲁迅、张闻天等许多学者名家撰稿。1925年10月1日，在《世界日报》的画报版基础上改出单张画报。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第二天，《世界日报》即发表社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提出段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体恤死者三项要求，与军阀政府展开斗争。
1930年，成舍我考察欧美新闻事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懂得欧美报业“大报小型化”的重要意义，并将欧美报业科学管理的经营方式引入。他还把新闻教育纳入新闻事业体系中，培养后继人才。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创立《立报》。当时，《申报》《新闻报》均以“一报在手，样样都有”为策略，而《立报》则选择了“薄报”，日出4开4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国内外要闻、本市新闻、言论、副刊一应俱全，文章短小精悍，号称“新闻精”“五分钟能知天下事”，走上了以小搏大、以精取胜的路子，并以报精价廉取胜。《立报》精选精编新闻，对重大事件报道不吝版面，曾240天追踪报道“七君子事件”。巴金曾称赞说：“在一张小小的报纸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一天里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一切，没有多余的巨大篇幅来耗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立报》汇聚了张友鸾、张恨水、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严谔声等政治倾向各异的报界才俊，副刊、评论、特写、通讯都虎虎有生气，真正做到了“消息灵通，时代先驱”。到1937年上海沦陷宣告停刊时，其发行量最高达到20万，居全国报纸之冠。成舍我还提出了“报纸大众化”的主张，“以最新姿态，使报纸功能，普及全国大众，此为本报创刊唯一旨趣”。在办报理念上，成舍我主张新闻自由，并提倡超党派意识，走民间路线。
1931年到1937年，是世界报系鼎盛时期。这一阶段，世界报系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政策，抨击国民党政府乃至“国联”，倡议政治安内，武力对外，反对内战。1935年1月起，《世界日报》开辟了“学人访问记”专栏。两年半中，记者贺逸文先后走访了56位有成就的各领域学者，发表了70万字，震动学界。“一二·九”运动之后，世界报系再次披露真相，予以大规模报道。1937年8月9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被迫停刊，所有财产被没收。
1929年9月9日，陈铭德创办《新民报》。1937年7月1日，在邓季惺策划下，《新民报》宣布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该报重视副刊和社会新闻，与大众之间建立起了更多的联系，在发行与广告上取得成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办《新民报·晚刊》。最终形成了五社八版的托拉斯报系。《新民报·晚刊》发刊词曾有这样的阐释：“报纸之消极作用，在报道新闻，积极作用，在指导社会。但无论报道和指导，要贵在空间和时间方面俱能与读者发生密切联系。”
上海“孤岛”时期（孤岛时期指的是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因城市中心为公共租界中区、西区（彼时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工部局已无力管辖，单不算作沦陷区）和法租界，日军尚未能进入，因而形成四周都为沦陷区包围，故形似“孤岛”。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在此期间，由于公共租界中区、西区以及法租界进入大量资本和人口，所以形成了一段被史学家称为“畸形繁荣”的时期。）具有强烈爱国倾向的社团“新新俱乐部”创办了《文汇报》。该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大胆传播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冲破了孤岛的沉闷窒息气氛。其创刊号的发刊词指出，“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其所负的使命，一则为灌输现代知识，另则为报道消息。是以报纸的生命，在其独立的报格，不偏不倚，消息力求其准确翔实，言论更须求其大公无私，揭穿黑幕，消除谣言，打破有闻必录之传统观念。所以本报同仁必遵行此记者纪律，始终不渝，以建树本报高尚之报格。”“最后，又不得不声明，即本报同仁之力，为社会服务，凡若有利于社会公众之事业，无不欲先后兴办，以谋大众之幸福，而孚读者之期望也。”（许正林《中国新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文汇报》不仅积极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前线动态，而且非常关注国际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态势，是一张身处孤岛、心系国际的大报，其大量的国际新闻和有关国际动态的社论体现了其宽广的政治胸怀。《文汇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上海一地，其影响是全国性的乃至全世界性的。《文汇报》在上海孤岛的成功创办发行是中国人民争取新闻自由的一次成功的突破。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来说，自由和人权从未真正惠及小民，但是这并不能说中国的民营新闻界从没有自由的空间。实际上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尊重到民国之后并未有丝毫减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的主流与中坚，因此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一直都是学人在呼风唤雨。
自西学东渐以来，在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学人的努力下，经过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民营报刊在文人论政方面可以说是有大发展，有大建树。毋庸置疑，从洋务运动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民营新闻界的活跃和取得的成就，是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前所未有的。
纵观历史，由于中国的长期封建统治，在历来的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立锥之地，凡是不同于统治阶层的任何主义和思潮，都被认为是异己。
《文汇报》的事业告诉我们，只有在追求新闻自由和新闻自由实现的基础之上，才会有真正的新闻真实。而新闻真实的实现，也只能在追求新闻自由的斗争中。
1.3.3新闻进入大众时代
报纸的“分叉”
19世纪中叶以前，报业脆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西方工业革命期间，早先出现的商业报刊虽然政治上标榜独立，经济上自主经营，业务上提倡客观报道，但其读者主要是政界、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报纸还不过是上层阶级的专利，并没有扎根在民众中，不可能从民众中汲取力量。它虽然有时是社会舆论机构，但只不过反映上层阶级不同派别的观点，并不是真正的反映民意。
随着技术变革和新闻事业的发展，19世纪中叶以后，一种真正面向社会大众的报纸开始诞生，这就是便士报。先是美国，接着是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也包括中国，都先后掀起了便士报运动。
真正奠定报纸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一批严肃的综合性日报。在英国以《泰晤士报》为代表，在美国以《纽约时报》为代表。此外还有《华盛顿邮报》，日本的《读卖新闻》，法国的《世界报》，都经历了曲曲折折的发展，成为各国近代报业的楷模。
这些报纸的共同特点在于：
1.它们大多继承了便士报的传统，在政治、经济上都是独立自主的，不依附于任何政党、政府，尽管它们和政党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它们都是政企合一的综合性日报。所谓政企合一，就是追求政治目标和社会影响，自觉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统治阶级利益，用经营企业的形式来管理，同样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3.以现代企业管理方法来经营报纸，注意物色人才，内部管理严格和利益最大化。美国著名的新闻学家施拉姆曾说过：“有声誉的报纸，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该国的领导想要知道和想要人知道的东西。而这个国家的领导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报纸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情。”
廉价报纸相比于上层报纸而言，经济上实行以广告收入为主要利润的商业经营，报纸价格明显低于其他报纸；在内容上也更注重报道地方新闻、社会新闻以及各种消闲趣味性的“软新闻”，面向社会大众发行，文字简短通俗，编排活泼花哨。廉价报纸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技术进步——其最终结果是使商业报纸蓬勃发展并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报业主体，扩大了报纸的受众范围和影响范围，由此报纸在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呈现出深远影响力。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三权鼎立的权力框架中，报纸成了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力量。
城市化的浪潮
约公元1900－1950年间，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发展时期，飞机、汽车、电气、化工、石油、电讯、机器制造等产业迅速发展，科技发明不断涌现，企业规模继续扩大，各国国内市场基本被少数企业集团垄断，各国普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武力争夺世界市场最终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人类的物质文化在过去200年中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前5000年。这一划时代变化的起因在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结合。这两次革命，除了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之外，还使人口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并引起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城市化。
城市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了。新石器时代时，农业的发明导致能供养城市中心的余粮的产生。在以后数千年间，城市的规模取决于周围地区所能生产的粮食的数量。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存在于江河流域地区和泛滥平原，如尼罗河流域和黄河流域。随着大规模的河上运输和海上运输的发展，城市能专门从事贸易和工业，因而，能使其人口增长到超过内地的农业人口限度。
不过，相比而言，工业革命所引起的近代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要重要得多。由于工厂系统取代了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大批的人拥入新的工业中心。巨大的城市人口因为能从世界各地取得粮食而得到供养，因而，世界各地的城市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到1930年，它们已包括41500万人口，即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因为居住城市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西方的许多国家如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到1914年时，已使它们的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城市里。
20世纪的西方社会，逐步进入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大众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
1.政治民主，舆论自由。
2.经济发展，贸易繁荣。
3.教育普及，读者大增。
4.科技进步，传讯加速——包括印刷和造纸技术的进步（新闻纸），电信技术领域的突破性发展（电报、电话），交通的改善等。
5.城市兴起，人口集中——为报业提供了一个急需了解信息的读者群，也为报业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发行区，大众报刊中最突出的是晚报（适应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性）。
6.大众社会成为生活舞台，大众文化成为时代文化。
大众社会就是现代的工业化社会，大众文化是适应工业文明和都市社会的一种“现代化”文化。大众报刊是以大批量发行和大规模读者为主要特征的报刊，这种报刊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此新闻事业就成为大众传播事业，随后的广播电视也成为大众传播媒介。
报业集团的崛起
美国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工业生产总量逐步跃居世界首位，交通邮电事业发达，教育事业进步显著，初等教育基本普及。在此背景下，报刊的大众化、商业化程度日趋加深。
19世纪80年代，美国报刊经营已全面走上商业化轨道。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两家报业集团：斯克里普斯报团、赫斯特报团。这些报团在一个或若干城市里拥有多家报刊，从而形成新闻垄断。1900年美国已拥有8个报团，控有27家报纸，约占日报总发行量的十分之一。
从“党报时期”跨入“商业报纸时期”，在美国似乎只是一夜之间。此后，美国新闻业的发展长期引领世界新潮流。19世纪末黄色新闻潮的高涨与退潮，报业集团化，新闻自由政策与技术上广播频道的国家管理，20世纪30年代限制传媒托拉斯化，1967年情报自由法和1977年的阳光法案确立人民的知晓权，1996年新电信法等等，均对世界新闻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