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他的话，我激动得哭了。那种被信任的感觉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我由衷地说，谢谢组织，我一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我在学校开始时教体育和音乐课。那时，小学的孩子大多是从口内农村接来的，有的十五六岁才启蒙。我那时扎俩小辫，个子还没学生高。学生们野惯了，根本不听我的话，一上音乐课，他们就瞎哼哼，南腔北调。上体育课时，他们就跟我比个儿，一说要罚他们，他们就顺着乌鲁木齐河跑。我不顾一切地追，他们跑得比兔子还要快，我一个女孩子，要追上他们自然非常吃力，但我发誓一定要追上他们，不然，他们下一步会更不听我的话。
任何工作其实都是充满艰辛的，远没有文学艺术中所表现的那么浪漫。但我从此却爱上了教书这一行。没想到五八年我被下放劳动了。想当初，我自己要下去劳动，科长不让，如今却被赶到了工地上，心里很是迷茫。但我很快就振作起来，我发誓要当青年突击手。那时，两个礼拜才能休息一天，工友们知道我当过教师，对我很是尊重，他们照顾我干最轻的油漆活。我不领情，主动要求去打混泥土，这是因为看起来打混泥土创造的价值比刷油漆高，创造的价值高，才可能成为突击手。我最终如愿以偿，我的照片-----满怀革命豪情的照片被贴在了光荣榜上。我被评为兵团优秀团员，我所在的团支部被评为先进团支部。
第二年我调到印刷厂当校对，六〇年初又调到《建新报》社，但我仍想教书，六二年，经过我的一再要求，我终于调回了学校。即使在“文革”，我也坚持上课，哪怕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哪怕有时一个学生也没有，我也愿意对着空荡荡的教室，把我要讲的课讲完。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作为教师唯一可以用来抗议愚昧无知的方式。
因为我父亲曾到延安考察过，所以我有幸被列为“可教育好的人”。但批斗者似乎不管这些。有一天，我正在给同学上课，来了几个红卫兵，刚走出教室，他们就把我的头蒙起来，嘴里堵上毛巾。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七月二十日——武汉“七.二〇”事件正好在那天发生。
我被押解到地下室，这些年少的学生有些我曾经教过，平时他们是好孩子，好学生，但现在，他们的兽性全都被引诱了出来，如同打开了的“潘朵拉”盒子，让整个时代，整个民族被邪魔鬼怪所充斥。
他们先对我进行了一阵拳打脚踢，用军用武装带抽我，用木棍打我，打得我浑身皮开肉绽，好几次晕倒。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承认自己是“美蒋特务”。我死活也不承认。最后，他们见我死不投降，就叫道，把她拉出去枪毙算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拉枪栓、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我在心里长叹了一声，心想，我刚刚三十岁就完蛋了，我倒没有什么，只可怜了我的三个孩子——他们最小的才四岁。但愿他们以后能知道，我是想凭自己的微薄之力捍卫真理而死的。
他们一直蒙着我的头，用绳子牵着我，在学校里转来转去，转了一阵，问我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我不吭气。然后他们让我站定，枪栓响了，我睁着眼睛，希望能感觉一丝一线透过布纹的太阳光线。
白天的酷热裹着我，汗水渗得伤口钻心般疼痛。永不停止的高音喇叭的喧嚣使这种酷热更难抵挡。
枪没有响。
一个人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再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
我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平静地说。
他们还没有开枪。
他们又揪着我转，其中有三次停下来，拉了三次枪栓。
然后我听见一个人说，哎，把这个老顽固放了吧，枪毙了她四次，她的灵魂已被枪毙了，把她的躯壳放回去算了。
他们很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小心翼翼地把蒙在头上的套子取了，摸回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回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真是幸运，这可能是母亲在一直为我祈祷吧。八〇年，我们母女在香港见了面，那已是三十年之后了。一九八四年，她曾回长沙定居，后终因想念台湾的儿女孙子，回到了台湾。四年之后，她像是要补偿与我数十年的母女分离，要求回到我的身边，我把她接到新疆，直至九二年病逝，母亲飘摇一生，最后终老天山，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埋下了我第一位个亲人的骨殖。记得作家周涛有句话，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
难道母亲从大海中的岛上来这万里之遥的地方，就是要用自己的骨殖给我换取一块故土么？
我不知道。
二.毛淑奇：年龄最小的女兵只有十一岁
我与妹妹毛灿奇是两姊妹，我们是一起参军，一起来新疆的。
那时候不知怎么搞的，就想当兵，我妹妹更是想得像发了疯似的。在等到新疆军区在湖南招收女兵的消息之前，她已去考了三次。
第一次是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军需学校在株洲招学生兵，我妹妹当时才十四岁，也不知道株洲在哪里，偷了父亲的一块银元，就一边问路，一边往株洲走。那时刚解放，到处乱糟糟的，一点也不太平。这对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小姑娘来说，的确需要一些勇气。幸好走到东屯渡，碰到一个小女孩，名字她已记不得了，也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去当兵的，两人正好作伴。因为不知道在株洲要化多少钱，所以那一个银元捏在妹妹手里，怎么也不敢花，两人就偷偷地拔了些萝卜，背着，饿了就啃两口吃。
走了两天才到了株洲，好不容易找到招兵的地方，人家名额已满了，她是高小毕业生，人家要初中文凭，她就把我的文凭拿了，人家一看她一个小黄毛丫头，就知道年龄和文凭上填的出生年月不符，便断定文凭是假的。她说假的就是假的，但她参加革命的想法是真的。两个小姑娘死乞白赖地要当兵，要他们收下，但人家说年龄太小不行，两人只好没精打采地往回走，又走了两天，才回到家里。
家里好几天不见她的踪影，以为她出事了，见她回来，又惊又喜。问她到哪里去了，她说她到株洲去考兵了。全家人听后，马上就笑了，他们认为她还是一个小孩子，根本不可能，觉得她是在吹牛。
第二次是部队招保育员，她听说后，又去了，这次需要政府开证明。开证明的人一见她，就问她，你生过孩子吗？
她摇摇头。
你有奶给孩子吃吗？
这与当兵有什么关系呢？她大惑不解地反问那个人。
我看你什么也不懂，当保育员要生过孩子，要有奶给孩子喂才行，有点像你们富人家的奶妈，你现在知道了吧……
那人话还没有说完，她就吓跑了。
还有一次是四姐毛翠奇告诉她的。四姐在报纸上看到了招“军干”的消息就回来告诉了她。她当时正在里干活，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就说，她也要去！
你年龄这么小，不行。四姐说。
她说她可以把年龄报大点。
那你就去试试吧。
我们家的一个长工听说了，也要去。她们三人就一起跑去了。毛灿奇文凭低，没考上，但政府里的人告诉她，说新疆招聘团的人要来，要她等着。她回来告诉了我，我也就偷偷地做着当兵的准备。姐姐上了军政大学。那名长工当兵到了一三八师，参加了抗美援朝，是死是活，不再知道。
四姐上学后，常给我和毛灿奇来信，说爸是剥削阶级，要我们和爸划清界限，不能给爸当狗腿子。我们当时怎么也搞不明白她的话，觉得她这样骂父亲，太不应该。我们不知道剥削阶级的意思，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划清界限。我们只惦念着还有没有什么部队来征兵。到了五〇年十月，新疆军区在长沙征招女兵的消息终于传来了。
我当时正好在军鞋厂工作，最先得到消息，也没告诉父母，先报名参军了。
自从毛灿奇在报纸上看到妇女翻身，男女平等的消息后，就不顾父亲的反对，到地里干活去了。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在过去若下地干活，会被人看不起的。不想没过多久，她就成了家里的一个好劳力，耕田犁地，背挑撒播，都很能干。我们家家教很严，父亲是个封建的人。但他没想到，一解放后，女儿们都开始反抗他，而他对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已有两个女儿去当兵，这是他原先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对他而言，这太不可思议了。他和大多数同辈人一样，惊恐不安地揣摸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的神情常常满怀忧虑。他坚决不让毛灿奇去当兵，理由是她干田地里的活很在行。他不敢明说不支持我们参加革命。但毛灿奇还是偷偷地跑了。
她把剩饭捏了几个饭团带上，在半夜跑出来的。本来可以坐船到长沙，但她这次没有偷到父亲的银元，所以只好走路。因为怕父亲发现了追上来，她走得很快，基本上都是在小跑。在南方，从小就听鬼怪故事，所以一个人走夜路太害怕了，她为了给自己壮胆，就边走边哭。
因为没钱住店，她就连夜赶路，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赶到了长沙。找到招兵的地方，她又累又饿，都快晕倒了。她来找我，但我已坐上火车出发了。她觉得无依无靠，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没想到招聘团的人会那么好，他们马上给她安排了住的地方，又给她弄来了一大碗米饭。这使她更坚定了参军的决心，她想，她就是耍赖，也要赖到新疆去。当然，她最后很顺利地过关了。她当时十六岁，但还有比她年龄更小的。那就是幼年文工团的女兵。她们年龄最小的是何梦道，当时才十一岁，当兵前正在读小学。听人说她即使穿着最小号的军装，也过了膝盖。那严肃的军装穿着，也掩盖不了她浑身稚气。她后来成了著名的舞蹈家，我也有幸看过她的舞蹈。而决定要招幼年文工团，则听说是熊晃被黄念青缠得没有办法了。黄念青当时十三岁，正在周南女中读初二。但别看她年纪这么小，却和我妹妹一样，已三次报名去参军了。第一次、第二次都是报名去抗美援朝，第三次是军事干部学校招人，每次都是因为年龄太小，没去成。新疆军区来到长沙后，她又去报名了。还是因为她年纪小被拒绝了。她家在长沙，她就天天去缠着征兵干部，她说，我到朝鲜去，你们不要我；我到军事干部学校去，你们也不要我，到处都不要我，这不行。她最后缠得征兵干部没有办法，就对她说，我带你去见我们招聘团团长，他如果同意你去，你就去，他要不同意，我就没有办法了。黄念青说去就去，我不怕。那干部把她缠他的情况给熊晃讲了。熊晃笑了，然后问她，小丫头，你为什么非要当兵呀？黄念青说，抗美援朝一开始，学校就进行了教育，有好多同学都去了，我也要去。熊晃觉得很为难，想了半天，终于表了个态，这样吧，我们组织个幼年文工团，这样的话，这些小家伙就可以参军了，以后肯定还有她这样的小家伙来。黄念青一听，高兴得不行，大声喊道，我也当兵啦，我也当兵啦。后来幼年文工团招了三十个人，全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我在长沙也听到不少父母劝自己的女儿不要去参军，他们说新疆几百里看不到人烟，没有水，喝马尿，吃生肉。人野得很，见了生人就捅刀子。他们尽拣可怕的事说。但我们都认为他们在胡说八道，我们只相信熊晃的话，他在讲话中把新疆描述得很美，不只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还有覆盖着白雪的天山，气势磅礴、充满神话色彩的昆仑山，一望无际的草原，美丽富饶的绿洲。说大家去不仅要卫国戍边，还要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集体农庄……
我在解放初看了一些苏联电影，比如《区委书记》、《在敌人后方》、《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幸福生活》，那其中有集体劳动的场面，有收获的欢乐，有成百上千亩的大条田，妇女们开着拖拉机……我渴望自己也能生活在那样的农庄之中。我和我妹妹都想当一名拖拉机手。但我到六师不久，就去学护士了，我妹妹去开荒了。虽然在一个师，但我们一年多才见面，她是在师部来开劳模大会时我们见上面的。
三.尚久骖：临出发之际，姓高的女生突然决定不去了
我自就读于省立一中时，就刮起了参军的风潮，每刮一次风，班上就会少一批人。到我离开学校参军进疆时，班上已经没有人了。
临走之际，我特意回到母校，去向她告别，校园空荡荡的，显得十分冷清。教室里已挂满了蜘蛛网，但书香味还在。闻着那熟悉的残留的书香、墨香，用手拂了一下课桌上蒙着的灰尘，我的心情异常复杂。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感掠过我的心头。真有一种“风萧萧兮湘水寒，湘女西去兮不回还”的感觉。是的，从此以后，我再也坐不到这个教室里去了。一批接一批离开这个教室的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如今只留下了一群模糊的背影。他们怀着自己的理想，有的进了军政大学，而更多人奔赴到了朝鲜前线，他们有的已经受伤，有的已经牺牲，有的还在战斗。想到这里，我感到异常难过。
整个校园都有一种落寞的感觉。听着自己“沙沙”的脚步声，我不禁为这所名校伤心起来。
我觉得这学校像一位儿女离散到了四面八方的母亲，正在埋怨着，责怪着……
